唐朝财长科学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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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字士安,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出生于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西北）.其父刘如晦任过县丞（相当于今副县长）,由于本人自幼聪颖好学,更兼父亲教育有方,小小年纪便成了一名通今博古的神童.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刘晏升为御史大夫（主管监察,相当于副宰相）、检校户部尚书（相当于今财政部长）,“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从此刘晏进入了为国理财的辉煌时期.

由于刘晏主持唐王朝财政工作时值安史之乱以后,战祸导致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唐帝国面临极大的经济和财政危机.黄河流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太仓空虚,鼠雀犹饿”.政权日趋腐败,开支不断膨胀,财政相当困难,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治理漕运

被任命为转运使的刘晏接手漕运时,唐王朝正处于京师粮食极端缺乏的境地,“时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宫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因此,必须尽快把江南的粮食运往京师.然而,漕运自古以来就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刘晏在受命之后,立即组织力量疏浚河道,建立造船厂,每艘财政拨款1000贯,建造了2000艘坚固耐用高质量的漕船,并亲自带领有关官吏远赴江淮,沿途踏勘,“以转运为己任,凡所经历,必究利病之由”,苦心劳形,决心进行改革.改革分为五方面:一是线路选择,二是运输方法,三是包装和工具,四是安全保障,五是管理办法.

首先,优化运输线路.刘晏采用了最经济的路线,即以全部水运来代替水陆杂运,减少了运输的中间环节.同时,刘晏在考察了漕运线路后发现,“汴流浑浑,不修则淀,顷因寇难,曾未疏决,泽灭水,岸右堕⋯,⋯,千里洄上,罔水行舟”.于是他发民工、出兵丁,“开决汴河”,并派人疏通运河,“分黄河水入通济渠”.河道疏通后,大大减少了运输的成本和损耗,节省了大量时间.

其次,在运输方法方面,刘晏吸取了裴耀卿曾提出的“分段运输法”中仍然可行的部分,并根据汴、河、渭水势各异的特点加以创造发展,把从江南到渭水入黄河处渭口一段的水上运输,由一船全程改为多船分段接运.“使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授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复者.”这样,克服了旷日持久的等待河水的涨落,使粮食可以及时地运到京师,时间比以前快许多.同时,粮食入仓又可减少损失.而且,各司一段可以使称为“漕卒”的水手熟悉自己的航道,往来自如,船只不易出事,保证了粮食的安全运达.

再次,改革运输包装和工具.由于以前的分段运送,必然有多次的装卸手续,所以散装的漕粮在转船装卸时损失极多.刘晏为减少损失,改散装为袋装的方法,使谷物不至散漏,既便于装卸,又便于翻船时打捞,且运费大大减少.“故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此外,刘晏考虑到各段水势的不同,设计并制造了功用各异的船只.自扬州至河阳一段,采用了“歇蝗支江船”,自河阴至三门一段,采用了“上门填阙船”.由于这些船是根据不同河段的水势制造的,所以沉溺者极少.经过刘晏对运输工具的多方改进,原来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现在则“斗米减钱九十”,使运费节约了25%.

第四,为确保运输安全,刘晏也采取了许多措施.自古以来,三门峡一带就是险情多发之地.“岁漕经砥柱,覆者几半,河中有山,号‘米堆’,运舟入三门,雇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谚曰,古无门匠墓.谓皆溺死也.”而过三门之陆路亦崎岖陡峭,“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后将作大臣杨务廉又凿为栈道,以挽漕舟,挽夫系二爪于胸,而绳多绝,挽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刘晏为解决这些问题,特别编定了严密的漕运组织.每船装粮千斛,10船组成一纲,每纲由300人组成,篙工50人,由军将领之,并派遣精练的兵卒沿途护送,保证了漕运的安全.同时,为保证挽夫的生命安全,刘晏还改进了船纤使用的材料,调巴蜀襄汉的麻竹为绳挽舟.由于刘晏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漕运船队都能顺利地通过三门峡.从扬州至河阴,“岁转粟一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第五,为提高漕运效率刘晏将改为官运.过去,漕运由各州县派“富户”督办,称为“船头”,不仅弊病多,而且运费贵.刘晏取消“船头”,由官府自办运输业务.以往租庸调所征收的实物须由当地纳税人输送至指定的仓储地点,这对百姓已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由江南运至关中的粮食,须沿途百姓提供劳役运送,称为“租庸脚士”.刘晏在扬子县置10场,设专知官10人,自造船只及运输工具.雇用船工水手自行督运,所需经费即以榷盐所得赢利开支.这一措施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放弃了强制的无偿劳役,采取付给工资的雇佣劳动方式.完全依靠佣金组织船工运卒,提高了运输专业化程度,使社会劳动力分配得到相对合理的调节,减少了农业生产因劳动力不足的损失,又完成了巨大的运输任务.尽管这些佣金主要来自盐利的财政收入,但食盐的人毕竟包括社会各个阶层,集腋成裘,这就多少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漕运船工也有积极性,有利于提高运输效率,可谓利国利民.

由于刘晏的艰苦努力,江淮至京师的漕运出现了新气象.过去由扬州运粮到长安,需要270天时间,沿途粮食损耗20%,现在仅仅只需要40天即可抵达,而且损耗也降到了“无升斗损失”的最低限度.运费也从原来1000钱至1400钱降为700文,降幅达30%―50%,江淮的粮食通过水道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少时一年40万石,多时达110万石.这样既减轻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也解决了京师粮食紧缺,粮价上涨的矛盾,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往迎接第一批粮食运抵长安的唐代宗面对源源不断进入京师的江淮粮食时竟忘情地在文武百官面前夸奖刘晏为“当朝萧何”,给了他极其崇高的评价.

整顿盐政

食盐是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早在春秋时期管仲为齐国相时便以“官山海”为名实行专卖,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刘晏重任盐铁使时,开始着手整顿盐政.

唐初的食盐管理,是实行官民自产自销.安史之乱后,财政支出浩繁,唐政府为开辟财源,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实行食盐专卖制,“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采取了全面官营的办法.然而,盐官虽设,盐价也升,政府的财政收入却没有随之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全面实行官营,管理机构也随之膨胀,不但费用大,贪污多,经济效益低,而且实行官运官销,必然要征发大批民工运盐,不可避免地加重了人民的徭役负担,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实在是得不偿失.

刘晏一上任,就改变了这种官营的做法.他以为,“官多则民扰”,让政府官吏来直接经营生产流通事业,利少弊多,效率既低,浪费又多,更遑论官吏从中贪污舞弊,中饱私囊了.于是他大力简化管理机构,官府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再转卖给商人,由盐商自由出售,其他不产盐的州县不设置盐官,把原来的官营垄断变为民产、官收、商销.这样,既减少了官府在食盐运输、销售等环节中的不少事务,节省了大笔开支,又由于裁撤了一些机构,淘汰了一些冗官,贪污少了,国家收入也就多了.史载,“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 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因弊.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

刘晏对盐业管理机构的改革和整顿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来自食盐的财政收入从原来每年60万缗猛增到600万缗,占全年财政收入1200万缗的50%,难怪《旧唐书》载:“至德初,为国用不足,令第五琦于诸道榷盐,以助军.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官无遗利.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无厌苦.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全文字里行间对理财有方的刘晏大加赞扬.刘晏裁减冗官撤并机构并在商业上减少国营成分,增加民营成分,不仅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在重视发展民营经济的今天更有它的现实意义,因为他的市场化理财思路与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着相通之处.

倡行惠商

刘晏认为财政问题是经济问题,要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必不可少的措施便是倡行惠商政策,以推动经济发展来解决.在实际工作中刘晏处处体现了重商精神,尤其是对常平仓的运作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刘晏注意到官府机构、人员集中在城市,常平仓粜粮时不可能直接运送粮食到穷乡僻壤去销售,这样迫使偏远地区的农民要奔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进城买粮极不方便, 同时,官府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弊端丛生,“吏下为奸”.刘晏对此进行了大胆改革,主张把常平仓的粮食首先卖给私营商人,由他们自由运到这些地区销售,“多出菽粟,恣之粜运,散入村闾”.这样就使百姓“转相沾逮”,大受其利,商人也从中获得了丰厚利润,能够“不待令驱”,积极从事粮食运销活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刘晏的惠商政策不仅表现在常平仓的市场化运作上,而且还通过三项措施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他通过设计和开通科学合理的漕运、驿道线路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畅通、高效、低成本的运输条件.其次注意减轻商税.如唐初规定将商贾的户税加二等征收,其用意在抑制工商副业.在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户税整理中,刘晏取消了加等征收的规定,一律按本户原有等级标准缴纳,以鼓励人们更多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高商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激发其开展商业活动的积极性.再次实行利商的货币政策.当时“钱荒”特别严重,给商业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直接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刘晏适时地“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得十余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通过广铸新钱适量增发货币使“钱荒”问题大为缓解,从而保证了商业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刘晏实行惠商政策发展商品流通,促进经济繁荣的做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他所管辖的东南地区兴起了许多城镇,当时扬州和益州富甲天下,素称“扬一益二”, 人口也增加了,史载:“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为唐王朝提供了丰厚的财源.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刘晏惠商思想的深刻性、正确性和有效性,直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重视市场

作为调剂供求、稳定市场、肩负增加财政收入功能的常平均输工作,必须及时了解各地市场物价的信息.为此,刘晏对原来的捉驿制度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革.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他着手建立了一个专门传递市场信息的网络.《旧唐书刘晏传》载:“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即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贱之忧.”依靠这些用重金招募的物价信息员组成信息网,将物价的变动、行情的涨落、物资的余缺等种种信息准确而及时地传到刘晏手中,得以对各地巡院出纳物资、供应与需求进行有效的指挥和调控.驿站制度在我国起源虽早,但其传递物价信息的商业性功能则始于刘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晏是中国第一个建立完备的物价信息网的理财家.

商业行情瞬息万变,国家粮食的收购往往因市场价格的变动而不能实现.个体商人则可根据粮食的供求情况、价格的高低当机立断.以前,国家的做法是,先是由各地呈报粮价,待报齐通盘考虑后再下达各地应收购的数量,可是待地方接到命令,粮价早已变动,预计的收购计划无法完成,国家在与商人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按理说这是当时官僚制度和交通通讯条件所决定的弊端,但睿智的刘晏却运用数学知识想出了一项科学而有效的运筹措施.他“令多粟通途郡县,以数十岁籴价与籴粟数高下,各为五等,具籍于主者.粟价才定,更不申禀,即时廪收,但第一价则籴第五数,第五价则籴第一数,第二价则籴第四数,第四价则籴第二数,乃即驰报发运司.如此,粟贱之地,自籴尽极数: 其余节级,各得其宜,已无枉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籴之数计之,若过于多,则损贵于远者, 尚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粟价未尝失时.”这一办法用数学公式来描绘的大意是: 让沿途生产粮食多的郡县,把几十年购粮价和购数各分为五等,分别为:

a1＞a2＞a3＞a4＞a5＞0

b1＞b2＞b3＞b4＞b5＞0

收购时粮价为ai 的购粮数为bj（i,j等于1,2,3,4,5）,而i+j等于6,购粮后用快马递报发运司.这样,粮价低的地方就能够买最大数量的粮食,其余各个等级价格的地方,各得其宜,从而不会出现价高的买多,价低的买少的现象；当发运司统计出各地收购量之和B与总开支后,便可根据国家收购指标B’进行调整,若B>B’,就可将价高或路远处的粮食处理一部分, B

代宗一朝,刘晏掌管转运、盐铁、铸钱、常平、租庸等多种财经事业,在广阔的理财领域里充分施展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本领,精心研究各行各业的经营特点,努力探索、挖掘官私工商业管理的规律性与合理性.焦心苦形,孜孜不倦,甚至上朝时还一路走一路在马背上用马鞭埋头筹算.他创造了一系列近乎科学的理财改革措施,对于唐王朝的中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