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道路是科学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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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井冈山道路,不仅是一条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胜利之路,而且是一条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的科学发展之路.井冈山道路内含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决策科学,二是理论科学,三是制度科学,四是方法科学.

[关 键 词 ] 井冈山道路 科学 革命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胜利之路,是我们党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必经之路,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的科学发展之路.井冈山道路内含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决策科学: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必然选择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制造白色恐怖,致使年幼的中国及其领导的各地组织和各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从大革命时的6万多名,急剧减少到1万多名,组织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原来蓬勃发展的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或遭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潮.“内战代替了团结,代替了,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1]P1036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中国进行了两种选择.

在这样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实行改组,停止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随后,中国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这是中国进行的第一种抉择――攻打、夺取中心城市.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主要是依靠党所掌握的武装和革命力量攻打大城市,是典型的城市红色.两大起义直接在中心城市发动,以占领城市为目标.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抉择,主要是因为:第一,当时的历史条件可供借鉴的现成的经验只有一种,即城市武装,比如法国的巴黎公社起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第二,从党的性质看,中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然地就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农民只是同盟军.第三,从革命实践看,当时中国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心城市成立工会,举行罢工,因此对开展工人运动比较了解和熟悉.相对而言,全党对农村和农民却了解甚少.但是,残酷的斗争实践证明,攻打中心城市的道路选择是行不通的,即便一时夺取了城市,也是守不住.南昌起义坚持了三天,队伍不得不南下广东.广州起义和其他的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大多因遭受国民党的镇压而失败.起义失败后,只有很小一部分转移到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这是中国被迫进行的第二种选择――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是坚持实事求是和敢闯新路主要代表.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率部向南转移,退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成功地实现了从进攻中心城市到扎根农村这一根本性转变.而当在莲花县收到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人送来的一封密信后,决定向宁冈进军.由此,中国开始了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井冈山道路的伟大实践.

二、理论科学:井冈山道路的开辟过程是党不断总结和形成科学理论的过程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还是一个封建势力占优势的、由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迫切需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范围内来说,因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2]P63,“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3]P543,因此,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是井冈山道路基本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中国新主义革命的规律性认识.围绕着武装斗争这一主要形式,在井冈山道路的开辟过程中,等领导人逐步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如游击战术理论、红色政权理论、土地革命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

第一,关于游击战术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一套游击战术原则和理论.

第二,关于红色政权理论.总结井冈山的斗争实践,写下了三篇科学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的一个力量”以及“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的思想,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思想,等等,形成了红色政权理论思想内核,为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石.

第三,关于土地革命理论.1928年12月,科学总结一年来井冈山土地斗争的经验,亲自起草和主持制定了中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明确规定了根据地内土地分配的原则、标准、方法及土地税的征收等一系列具体政策,直接指导了湘赣边界的土地斗争,为以后苏区大规模的土地斗争提供了鲜活、宝贵的经验,为我们党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第四,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在井冈山时期曾感叹,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针对农村环境下,“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庭会议”、“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以及土客籍矛盾等现状,提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他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4]P77这就抓住了我们党在农村环境下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关键.

这些理论还远没有形成体系,但却丝毫不会掩盖其内在的科学性.等领导人对井冈山斗争的丰富经验进行的科学的理论概括,又成功地将这些理论运用于武装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正是有科学理论作指导,井冈山道路才被革命实践证明是中国民族革命的一条胜利之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反复过程,使得科学理论更加系统、革命事业更加辉煌.

三、制度科学: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有科学的制度作保障

井冈山斗争时期,等边界领导人非常注重科学制度的创建.志愿兵役制、党代表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制度的科学制定和大力实施,为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一,废除雇佣募兵制.三湾改编之前,当时的部队依然是雇佣制,无论是官长还是士兵都有薪水.官越大,薪水越高.士兵大多为养家糊口而离家外出参军.在三湾的枫树坪集合不足千人部队,进行改编,果断地废除雇佣募兵制,宣布了“愿留者则留,愿走者则走”的原则,厉行志愿参军制.对全体官兵说:我干革命,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三不图养家糊口,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等人各有志,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我热烈欢送,并发给路费！对的这个决定,据老同志回忆,当时所有的人都懵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会作如此大胆的决定.此后,中国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一直是实行志愿参军制.这种建立在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基础上的新型的兵役制度,对于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开展人民战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创新党代表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在三湾改编中,重新设计了党代表制度.他总结经验教训,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设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支部建在连上”将党代表制度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创造,从而奠定了我们党政治建军的制度基础.三湾改编后,军队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担任党组织书记,专做连以上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党代表制度就使得人民军队中各层级逐步形成了双首长负责制.“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5]P64

第三,创建士兵委员会制度.井冈山时期,在红军中,连以上都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管理,以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这是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曾经担任过士兵委员会主任的宋任穷回忆说:“士兵委员会大概是1927年底打开遂川以前就成立了.它是由选举产生的.基层士兵委员会成立的经过是,首先在党内酝酿(当时党员还是秘密的),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选举产生.营士兵委员会则先由各连产生若干代表,然后再由三个连的代表选举产生.团也产生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不设什么机关,也没有专职人员,只是遇事在一起开会研究.它的工作,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还是存在的,有的相当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6]193士兵委员会制度,对于健全军队,反对军阀残余,克服官僚主义,破除雇佣思想,密切党与士兵群众的联系,整合广大的士兵群众,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逐步地颁布和实施“三大纪律、八大注意”.1927年9月,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间,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又将“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俘虏.1947年10月10日,起草《中国人民解放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这就是我军现在执行的并谱成歌曲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对于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四、方法科学: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有科学的方法作保证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为首的边界党总结和概括了一套科学的策略和方法,为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这些策略和方法主要有团结改造的方法、开联席会议的方法、发展工农骨干入党壮大党员队伍和革命力量的方法、办学习识字班和诉苦等宣传和动员群众的方法等等.

第一,“借壳上市”,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为使队伍在井冈山扎下根,采取了“借壳上市”的方法,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认为,中国历朝历代都不可能彻底消灭在当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绿林农民武装.古城会议确定了团结改造袁文才和王佐部队的方针.那么,如何团结袁、王部队一靠诚信,二靠实力.1927年10月6日,在宁冈茅坪大仓村林风和家与袁文才会见,当场答应赠送100支给袁文才部.此举即获袁文才的信任.袁文才也资助1000元大洋,帮助工农革命军筹集医院和留守处.至此,秋收起义余部终在茅坪有了歇脚的地方,伤病员也得到妥善安置.之后,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又结识了井冈山上的王佐.1928年2月中旬,经过一段时期艰苦工作,在宁冈大陇朱家祠,袁、王部队正式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这标志着团结改造袁、王部队成功.

第二,采取开联席会议的方法,正确处理下级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边界党的正确政策指导下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的时候,湖南省委于1928年5月和6月分别派出代表到井冈山巡视工作并作指示,要求红四军杀出一条血路,立即向湘南发展,由第二十八团留下200条,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前委书记随军出发.6月30日下午,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主持召开了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出击的错误意见,红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7月4日,特委、军委根据联席会议的精神,写了《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详细陈述了红军不能分兵去湘南的六条理由,并要求湖南省委从湘赣边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收回这一错误的决定.但是,后来还是出现了因湖南省委的错误造成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使红军和地方工作都遭受了严重损失.“八月失败”用血的教训证明了对敌我形势判断的正确和湖南省委的错误,同时也为我们党内解决分歧和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提供了一个好的办法和范式――开联席会议.这种办法坚持了我们党的集中制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三,大力发展工农骨干分子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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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采取办学习识字班、群众诉苦等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办法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保卫根据地,建设工农政权.在井冈山道路的开辟过程中,创造出了诉苦这样一种动员方式.根据老同志刘育柱回忆,毛泽覃、宗乔林建党的时候,经常采取开会、上党课的办法,启发群众诉苦或以问答方式宣传、动员、团结贫困农民,教他们革命的道理.通过发动群众诉苦的方式,既可以使农民群众发泄心中的不满和不平,引起他人共鸣和同情,进而把苦的根源归结于旧的国家制度,又可以使党组织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群众的意愿和利益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将群众自身利益的维护和革命目标的实现有效地结合起来,推翻旧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