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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库恩从历史角度对科学革命进行分析得出“革命前后就是范式心理转换”的结论,由此招致众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批评,为此库恩以科学修辞为其理论进行辩护,其中不乏精彩的科学修辞思想.他极力主张在范式的转换过程中,每一派必须尽力通过劝说,以使对方转变,而且转换过程并非是纯粹非理性的过程,而是理性非常强的有意识的选择.在库恩看来,理性的理由和非理性理由在理论选择过程中都非常重要,这正是其科学修辞思想的合理性所在.但是他的科学修辞语境过于单一,最终使科学修辞理性重建目标成为幻想.
〔关 键 词 〕 库恩,科学修辞思想,“库恩难题”,合理性,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2-0015-04
一、“库恩难题”的提出
库恩从历史角度对逻辑经验主义进行的批判,给我们留下了一道难解的“库恩难题”,即由于新旧范式的不同,尽管双方都在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东西,但是由于在不同的参照系中看这些东西,他们所看到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因此新旧范式是互不相通、不可比较的.按照库恩的这一理论,语言上的不可通约性阻碍了跨典范的沟通,最终造成了交流的不完全性和译不准性；评价上的不可通约性也否认了不同典范可以拥有一模一样的标准或价值；如果不同的典范是不同的世界观,但没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作为绝对的参照系,那么所有的典范或世界观都具有同等权利,因而无法作出理性的选择.
一般认为,正是在这种不可通约性思想的影响下,库恩把从旧范式到新范式的转变仅仅看作是信念上的转变或“宗教上的改宗”,而且信念上的改变只是心理上的变化,不是靠理性的说明能够改变的,只能靠宗教的狂热宣传来改变.因此,范式的转换问题受到了众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批评,最终把库恩的观点简单地看成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然而库恩在面对这一难题时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利用科学修辞来为其进行辩护,深刻阐释了从旧范式到新范式的理性或非理性的选择机理,从而给我们留下了精彩的科学修辞思想.
二、“库恩难题”的科学修辞辩护
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努力地澄清着别人对他的误解,并详细论述了新旧范式转换过程中选择或说服的力量,尽管他并没有在当时使用修辞这一术语,但他所表达的思想正是科学修辞的基本思想.
首先,库恩指出,在新旧范式发生冲突时,“我极力主张,每一派必须尽力通过劝说,以使对方转变.可是哲学家们却严重地误解了我的论证中的这些部分的含义.他们中有些人报道说我相信下列的说法：不可通约理论的支持者彼此间根本无法沟通；其结果,在关于理论选择的辩论中不能诉诸健全的理由；相反,理论的选择最终必然基于个人的和主观的理由；实际做出的抉择有赖于某种神秘的灵感.书中造成误解的这些段落,是使我被指责为提倡非理性的科学观的主要原因.” 〔1 〕 （P137 ）
库恩辩护说,关于理论选择的辩论,是不可能完全按照逻辑或数学证明的形式来解决的.因为在逻辑和数学的证明中,前提和规则在一开始就已经制定好了,如果双方对结论有异议,可在随后的辩论中回溯其推理步骤,按事先的规定一步步核查,在这个过程的最后,总有一方会承认自己犯下了错误,违反了事先公认的规则,而某一方一旦认错,就可以裁定其失败,从而使对方的证明成为必须相信的论证. 〔1 〕 （P178-179 ）
其次,范式转换过程并非是纯粹非理性过程,而是理性非常强的有意识的选择.在劝说的过程中并不排除那些可以说服人的好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对于共同体而言是有最终决定性的.这些理由既包括那些传统科学哲学家们所列举被广为接受的精确性、简单性、有效性等,甚至也包括那些完全不属于科学领域的非理性的理由.此外,库恩还对他认为“解题能力”较强的几种理由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和阐述：
第一类理由是库恩认为特别有说服力的、基于理性的理由.如新范式可以解决致使旧范式陷入危机的关键问题,那么这个范式通常可能就是一个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再如,新范式在定量方面或预测性方面展示出比旧范式更加精确的优势,那么新范式就可能是成功的.库恩认为,无论是有效性理由、精确性理由还是预言性理由都是“基于竞争者之间解题能力的比较”,〔1 〕 （P140 ）对科学家来说,这些论证通常是最有意义和最具说服力的.但在库恩眼里,这些论证并不是使科学家弃旧迎新的唯一一类理由,“幸而,还有另一种考虑” 〔1 〕 （P140 ）可以在这里派上用场.
第二类理由是库恩认为较为主观的、更具有美感考虑的理由.通常,这种考虑不一定都能清楚化、形式化地表达出来,但新理论会被说成是比旧理论“更灵巧”、“更简洁”和“更美”,“尽管在大部分的新范式的早期阶段都是很粗糙的,等到其美学上的吸引力得以全部展现时,科学共同体的大部分早已为其他的理由所说服,但美学上的考虑有时却是决定性的,甚至有些科学家在当时技术论据都指向其他方向仍然会因为这些美学理由而改变其信念.即使是在今天,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仍然主要是在美感上吸引人.” 〔1 〕 （P143 ）可见,库恩这里所强调的第二类理由属于非理性的理由.
三、库恩科学修辞思想的合理性
应该说,库恩这里对于范式选择的论辩过程的考察是细致的、也是很少招致批评的,说明其分析是有理由的并且是合理性的,也基本将科学卷入到一个“理性+修辞”的辩证语境之中.在这里,库恩不仅对论辩过程中那些“好”的理由、基于理性因素的理由进行了分析,并将其放在了首位,而且还对那些在论辩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进行了肯定,尽管他在共同体的转换过程中将这些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进行了夸大,导致了相对主义,但无论怎样,我们应该给库恩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库恩强调选择过程中理性的理由是首要的,缺乏科学客观性的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更是站不住脚的.其理性选择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科学修辞观点： 1.“好”的理由在论辩语境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库恩承认亚里士多德有关修辞的基本观点——修辞有好坏之分,换句话说,一旦修辞失去理性的指导,必然会走向“西赛罗的雄辩术”,甚至是“坏的诡辩术”.因此,库恩将其解题能力建立在传统理性的基础上——精确性、简单性、有效性.同时,修辞作为一个劝说过程是很难成为一种可以免受道德力量干扰的中性工具,但“善”或者道德的力量并不能替代真理或者理性成为主宰修辞过程的逻辑支撑和理性指导,因为道德并不等于理性,“善”亦不等于“真”.此外,论辩双方都可以利用修辞来为自己服务,这就可能使它成为非道德的武器,暗含着巨大的危害,只有完美的哲学家才能去实践这门艺术,然而世俗中难觅完美的人,更难觅完美的哲学家,也更难觅完美的哲学家作出的完美的修辞艺术.
库恩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保留了修辞过程中理性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只有理论是否更精确、是否更简单、是否更有效等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和进步性才能成为他“解题能力的”可比较基础.同时也正是在这个修辞过程中理性因素的存在,库恩会大喊“冤枉”,自己并不是非理性主义者,因为他所认同的选择是理性的选择.
2.为新生理论提供生存机会.在科学实践中,有些新生理论在最初阶段尽管有效性和精确性方面较差,但在预言性方面却能预言旧范式流行时完全未曾料想过的现象,或者在简单性方面,提出了用更简单的程式,这时如果不运用修辞论证为其进行辩护的话,这些新生的、孱弱的、仅仅是“似真”的理论假设就会被粗鲁地排斥掉,甚至根本就没有登场论辩的机会.事实上,为新生理论辩护从而赢得宝贵的成长机会正是科学修辞的功能之一.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注意到修辞论证可以很好地服务于这一目的.如果一个前提受到怀疑,将必须说服反对者先承认它,至少是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的,希望一旦结果实现了,那么他们就会很乐意地接受这一前提.特别是在当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的建构早已不是完全归纳的过程,而通常是建立在特定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对阐述理论所依赖的基本前提的辩护,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如果这时仍用传统逻辑证明来为这些科学假设的初始条件进行证明的话,必然导致“无穷倒退”的逻辑悖论甚至产生极端的怀疑论.而对这些科学假设的初始条件进行修辞论证,可以最大限度地消解对这些初始条件或基本前提的怀疑,以期赢得进一步发展的时间.
3.提高理论的竞争能力.库恩认为,“我们不但要考察自然现象和逻辑的推动和影响,也要研究那些在各特殊的科学家共同体中有效的说服论辩技巧.” 〔1 〕 （P87 ）科学共同体要想使一个他们相信的假设在论辩的过程中取得成功,就决不会对他们的反对者保持沉默,相反,为了使其理论能在竞争中赢得胜利,他们必然会攻击对方的弱点同时拿起反驳的武器应对对方提出的批评,正是通过这种批评与反驳才使自己的理论获得了击败对手的机会,同时也使自己的理论在这种论辩的过程中日渐成熟和完善,毕竟,观点对峙、唇舌剑、捍卫真理、伸张正义是修辞最基础、最原始的存在理由.
（二）在理论的选择过程中,非理性的理由也很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这是因为,每一种理论、每一种科学即使是特别“硬”的科学——物理学也难以做到“充分科学的”、“充分客观的”和“充分理性的”.〔2 〕 （P244 ）在理论的选择过程中,除了经验标准、逻辑标准之外,直觉、灵感、美感等非理性因素也是科学家在实践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尽管没有任何哲学家或科学家能给出有关它们的任何一种程式化、标准化的模式.应当说,库恩这里提到的美学价值或标准是正确的,因为“不仅真的东西固有美,而且美的东西往往真.” 〔3 〕 （P386 ）
事实上,库恩这里强调的科学修辞思想就是意在维护科学客观性或理性的前提下,容纳那些科学认识中的非理性因素,毕竟“实践的主体、客体和中介及其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语境化的结构,在这个语境化结构中,实践目的的确定、主客体作用过程和作用结果的评价及检验都是离不开语境的,” 〔4 〕 （P10 ）而真正的科学修辞语境所要助推的就是“真”、“善”、“美”的结合体,毕竟缺乏任何其中一项的“纯”科学在哲学意义上不存在的.
四、库恩科学修辞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库恩范式转换中的“理性空白”最终成为众矢之的.波塞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范式之间从各自的结构来看既不相通亦无法相比——如同一幅画可以得到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解释那样.因此对各种范式的讨论与对比亦无理性可言,因而亦无法从是否合理的角度说明从一范式转换到另一范式的必要性”,〔5 〕 （P122 ）既然不存在理性的辩护,那么辩护的进路就只能是非理性的辩护,无辩护等于湮没,而非理性的辩护无须提出理性的理由,只须煽情或鼓动,即可完成其心理上的转换；同时库恩甚至认为每一个范式都同时是论证的起点和终点,换句话说,论证的起点和终点完全是一致的,无须作出任何的调整和修正,这样一来,论证过程也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他的“格式塔”转换完全是起点和终点的切换,即宗教上大彻大悟的皈依.这样一来,无论是“理性空白”的出现,还是起点和终点同一而无进步性的问题,都成为后来科学哲学家们批判的对象,也是库恩观点最为自相矛盾之处.
从科学修辞角度看,在理论的选择过程中,不外乎存在着三种选择的机制：基于理性理由的理性选择、基于非理性理由的理性选择以及基于非理性理由的非理性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基于科学辩证法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好”的科学修辞,库恩承认这种选择最有说服力；第二种选择则是逐渐被科学实践认可的选择,库恩赞赏这种选择是“幸运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如凯库勒苯环结构的建构和DNA双螺旋模型的建构；而第三种则是柏拉图贬斥的展示个人权力的危险工具,即“西赛罗的诡辩术”.显然,库恩就是在这里滑向了“诡辩”之路,脱离了科学修辞的指导,妄图用宗教般的心理力量完成其彻底的世界观的转换,这恰恰有悖于当代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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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坚守的目标——“坚持人文理性反对人文主义” 〔6 〕 （P11 ）.难怪库恩后来也会修补说：“每个人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都取决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混合,或者说共有准则和个人准则的混合.” 〔7 〕 （P234 ）这样,“科学家所作出的选择便不再是毫无把握的非理性选择了,而是成了一个机会与冒险并存的选择,是个理性非常强的有意识的选择” 〔5 〕 （P134 ）,即基于科学修辞的选择过程. 其次,库恩认为论辩双方只存在“竞争倾轧” 〔 5 〕 （P122 ）的斗争场,即只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交流与融合的可能和论域.这就彻底切断了论辩理性在更高层次上否定之否定统一的道路,成就的无疑是库恩基于非理性理由的非理性再建.科学史已经证明,无论是科学共同体间,还是科学理论间,不仅存在斗争的一面,更存在着交流融合的一面.拉卡托斯也批评说,各研究纲领之间并非完全是斗争和不可比较的,各研究纲领间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交融性或重合性,新的纲领取代旧的纲领,不仅会继承原有纲领中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概念、条件、标准和经验内容,而且还会补充新的概念、条件、标准和经验内容.因此,新旧纲领之间不但具有可比性,而且新纲领比旧纲领更具有进步性.科学实践也验证了拉卡托斯的这一观点,光的波粒二像性的提出并没有把之前对立的光的粒子性学说和波动性学说否定,而是认为两者都各自反映了光的本质的一个侧面,因为对于光的瞬时涨落来说,它表现为粒子,而对于光的统计平均现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波动.
五、结语
库恩最大的困境就在于不可通约性导致的不可进步性,因为他这里并没有将“好”的科学修辞贯彻到底.如果从语境论特别是科学修辞的论辩语境分析出发,就会找到困境的原因同时也有可能为解决库恩难题提供一条可能的进路.但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库恩在对论辩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并没有更进一步去深入研究论辩的内在机制,从而揭示出科学修辞的语境进路和前途.相反,却在这里夸大了信念等心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最终将由科学证明和证据支持的理由论辩说成了心理转换,将论辩劝说说成了宗教的皈依,完全抛开了理论的“过去”——原有的客观性、合理性以及进步性等,而仅仅关注理论的“未来”——革命性和不可比性.〔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