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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现代转型,指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的转变,传统农村金融与现代农村金融相互依托发展.江南农村金融的转型对江南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的现代转型总体上是不成功的.
[关 键 词 ]江南；农村金融；现代转型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现代转型,指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的转变,一方面是农村传统借贷关系向现代借贷关系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传统农村金融组织向现代金融组织的转变.
一、传统农村金融的衰落和延续
江南农村传统金融包括传统借贷关系以及典当、钱庄、合会等传统金融组织.民国时期,由于现代农村金融的兴起,传统农村金融逐渐走向衰落,但仍然在江南农村农民借贷中占有一定地位.
,是农村传统借贷关系中的最基本的层次,在江南农村主要有货币借贷、实物借贷等形式,是江南农村农要的借款来源.借钱还钱是中最常见的形式,通常是利上加利.货币借贷的利率可分为年利、月息、日息等种.年利一般为三分或五分,月息多为一分半至二分左右,最高亦有达五分的.日息不多,常熟称之为“放过洋”,俗称“押头鸟”、“九头鸟”、“过鹰洋”.嘉定叫“日折利”,每日加息最高为10―15%,一般为5%,最低为l%,十天为期.无锡有一种“印子钱”,每日付息,到期还本（一个月或半个月为期）.江南农村还有一种“大头利”,俗称“大加一”或“大头债”、“鸡叫钱”,一般定半个月或十天后加倍付息.[1]地主、富农、商人构成江南农村放贷的主体,借债的主体主要是贫农和雇农,是江南农村农民借贷和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不可避免的有剥削性、破坏性、残酷性、复杂性、殖民性等消极因素.
江南农村传统金融组织主要有典当、钱庄和合会.民国以后,钱庄、典当的逐渐衰落.据民国22年《中国实业志》载,当时苏州钱庄多达30家,钱庄家数之多,冠于全省,后因长江水灾、银行分支机构设立等原因,苏州钱庄业日趋衰退,至抗战前,苏州钱庄仅存7家.[2]无锡在民国19年（1930年）有钱庄25家,民国21年（1932年）有钱庄18家,资本122万元,民国23年（1934年）“废两改元”后,无锡钱庄仅存12家,至民国26家（1937年）,无锡仅存德丰、永恒丰、福裕等7家钱庄,靠办汇兑维持经营.[3]由此可以看出,在江南地区钱庄衰退的大体趋势.典当的发展也比以前更为困难,典当也日趋衰落.1930年浙江全省尚有典当319家,到1932年只有151家.[4]浙江嘉兴,民国初年,有典当60余家,民国21年后,全区典当倒闭甚多,只剩29家,大多勉强维持,至抗战发生,全部停业.[5]在江苏苏州,民国20年（1931年）,水灾严重,苏州农村濒临绝境,当多赎少,资本日耗,因之亏蚀累累,至25年典当仅余39家.[6]
合会是我国农村民间合作金融组织,在江南农村十分普遍.合会组织的一般原则是由某一急需钱之人召集若干亲友建会,发起人则为会首,参加亲友则为会脚,每人出资若干,并规定按一定时期集会,首期通常归会首所得,以后各期可接一定规则分别由各个会脚得会,并依据得会先后次序的不同,而缴纳金额不等的会金.一般来说,先得会者缴纳较后得会者为多,多出者意为还本付息,实质为整借零还,后得会者为零存整取,所得为本利并收.费孝通先生称这种组织为“集体储蓄和借贷的机构”.[7]江南地区合会的数量,据实业部农业实验所编《农情报告》记载,1934年,全国每县平均仅2.21个合会,而江苏省每县有6.09个,浙江省有3.35个,江浙两省有合会440个,占全国的19%,这说明在江南地区农民加入合会的比例是相当高的.[8]江南地区合会改善了农村金融流通状况,也减轻了的剥削,因此有其存在的价值.
二、现代农村金融的建立与发展
江南农村现代金融包括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业仓库等现代金融组织在江南农村的农贷活动.
银行是现代金融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江南设立的最早的兼营农业金融的银行是1922年月成立于吴江震泽镇的江丰银行,资本总额20万元,农业放款业务主要有农产抵押放款、动产抵押放款、不动产抵押放款三种.[9]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根据其推行农业政策的需要,专设农业银行,至1934年,全国共有20家农业银行,其中江苏4家,浙江9家,江浙占全国总数的65%.[10]在江南地区,新式的农民银行,主要是江苏省农民银行和浙江省农民银行、县地方银行和农民借贷所.除此之外,全国性农业金融机关中国农民银行,国家性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信托局、邮政储蓄汇业局,商业性银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等也在江南农村兼营农贷业务,其中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为典型.193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放款的信用合作社共21县98社,其中江苏为最多,15县60社,浙江5县7社,江浙共67社,占总数的68.4%,此外在江浙还有10县15社正准备予以放款.[11]
农村信用社合作社是农民直接参加的基层金融组织,是银行等机构为农村提供资金的纽带和中间环节.在南京国民政府和银行界的推动下,江南地区的合作事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江浙两省建立的合作社中,以信用合作社居多.江苏在1928年共有合作社309所,其中信用合作社280所,占90.6%,1929年共有合作社528所,信用合作社就有481所,占91.1%,同时期的浙江也与此相似,1929年信用合作社占总数的94.3%.[12]1934年江浙沪宁共有合作社4831社,其中信用合作社就有2927社,占60.6%,[13]1935年江浙沪宁共有合作社6222社,其中信用合作社有2708社,占43.5%.[14]新式农业仓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重在保管农产品,并举办储押业务,发行农业债券,调剂农业生产资金.1929年春,江苏省农民银行开始经营农业仓库,至1934年底,江苏省办理的农业仓库共282所,遍布全省47县,浙江省有57所,分布于浙江省20县,两省共有339所,占全国578所的58.7%,可见在江南地区,农业仓库是很发达的.[15] 现代农村金融在缓解江南农村金融危机,促进江南农村经济复苏方面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单独靠银行把流入农村,我们的结论是不能复兴农村的”,“要复兴中国农村,银行界固然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尤须政治早日澄清,是缓解农村恐慌的根本原因.”[16]
三、江南农村金融现代转型的评价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发展过程,就是传统农村金融向现代农村金融的转型过程.现代农村金融的建立与发展,是江南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近代江南农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江南农村现代金融组织的建立和现代农业金融业务的开展,必然会改变江南农村的借贷格局,削弱传统借贷方式在江南农村农民借款来源所占的比重；银行、信用合作社等现代农村金融组织向江南农村进行的农贷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江南农村金融枯竭,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对江南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场主要由政府主导的江南农村金融的现代转型,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江南农村,传统农村金融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据1934年江苏浙江农村农户借贷来源分析,在江南农村传统金融组织典当业占借贷来源的17.4%,而现代农村金融组织银行和合作社二者仅占借贷来源11.4%,农民从银行和合作社的借款远远低于从典当获得的借款.[17]所以说江南农村传统金融组织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视,在农村借贷中占据主导地位.四十年代江南农村现代金融组织的借贷比例在逐步提升,传统金融组织的借贷比例有所降低.1947年,江南农村农民借款的23%来自银行,10%来自合作社,现代农村金融组织占放款机关的比例达33%,传统金融组织典当仅占7.5%.[18]
另外,在三、四十年代的江南农民的借贷来源中,占主要地位仍是私人借贷.江南农村虽然存在着众多类型的金融组织,但决定江南农民资金融通的不是农村金融组织,而是由商人、地主、商店所构成的私人借贷,这种虽然剥削很重,但仍在江南农村占主导地位.据1934年《农情报告》,银行、合作社等现代农村金融组织在江南农村放款占11.4%；传统农村金融组织典当、钱庄,约占贷款的25.6%；但是农民绝大部分的借款来自于私人,其债主多是地主、富农和商人,约占农民借款来源63.2%.[19]这说明在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的江南地区,农村金融组织不管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在整个金融借贷中的作用都还很薄弱,仍无法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要改造和复兴江南农村经济,除要支持和发展现代金融外,还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传统金融的功能.
因此,现代农村金融不仅没有取代传统农村金融,甚至也没有动摇传统农村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主导地位,更未能做到江南农村金融的整体的现代化,因此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转型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