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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商品流通领域的价格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加入WTO的惊险一跃,更是完成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对接.
而金流通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利率自由化问题,以及国内外的金对接――汇率自由化、本项目开放问题,已然成为下一步改革必须直面的挑战.在改革者的精心设计下,经过多年的政策铺垫,货币、金融领域的改革已步入关键期.
2月26日,央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撰写的报告认为,中国加快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3月2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称,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成熟.两者条件都基本成熟,那么以何者为优先,是重要问题.
“窗口指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就为此交过巨额学费.学习后的主要心得是：导致泡沫经济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日本央行实行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最新研究显示,实际上彼时的日本央行面对流动性的泛滥,恐怕也是有心无力的.而究其原因,则正与利率市场自由化、本项目开放的顺序有关.
早在1968年,日本的经济总量就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金融市场的改革步伐一直相对滞后.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而民众对社会保障、各种福利的要求却大幅上升,这两者分别导致了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以及财政支出加速上升.其结果就是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国债数量激增.
起初,商业银行非常配合地购买国债,但后来由于国债数量太多,政府只好把国债投向市场.这样在银行利率自由化面临障碍的情况下,债券市场及其利率自由化就首先发展起来了.
直到1984年底前川春雄行长卸任,利率市场化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存款利率自由化没有任何松动,同时银行间市场的短期利率也主要由日本银行设定.由于这些原因,当时日本银行间市场并没有形成真正市场化的收益率曲线；而由于两个市场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及替代性,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扭曲同时影响了国债市场价格的有效发现.
在此背景下,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中,价格型政策（利率调整）的有效性相当有限；而日本人发明的“窗口指导”这类数量型政策则被证明有立竿见影之功效.即日本银行利用其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做道义上的劝说并提供建议.这种做法,可能让中国的金融机构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末至前川春雄行长卸任,“窗口指导”在日本的货币政策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且有效的调节作用.
日本经验
前川之后的继任者是澄田智,其任期为1984年12月-1989年12月.这位继任者以好酒量而闻名,被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赞为“海量先生”.澄田智上任后,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加速上涨,日本国民重拾自尊,民族自信心也加速膨胀.
不过,众人皆醉他独醒,“海量先生”努力回顾给前川当副手的经历,然后重新祭出了“窗口指导”厉害政策,对商业银行进行了道义劝说.但泡沫膨胀的势头并没有得到缓解.这并不是因为世风日下,商业银行失去了道义；而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窗口指导”确已失效.
这时的澄田智好像是一个司机,当他发现汽车正在超速行驶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刹车好像出了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窗口指导”调节的失效?
关于“刹车”的隐患,要从1984年说起.这一年的4月,日本废除了远期外汇交易的实际需求原则；更重要的是在6月,日本进一步废除了外汇兑换日元的限制,日元基本上成了自由可兑换的货币.这意味着,日元不但是经常项下可自由兑换的,而且在本项下的自由可兑换也基本放开了.
“窗口指导”的核心,正是对信贷总量的干预.而日元与外汇兑换限制的放开则意味着日本的企业、金融机构,可以从国外获得贷款,然后兑换成日元在国内使用,从而避开国内信贷总量的限制.或者日本金融机构也可以对离岸市场提供信贷,然后日本企业又曲线获得融.从这一刻起,“窗口指导”的效果已经被打折扣了.
事情还远未结束,1986年12月,日本又在开设了日元离岸市场.此举为日本国内企业和机构获得境外融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此时,“窗口指导”这个刹车闸上已然被涂上了润滑油.
直到数年之后,“海量先生”才下意识地碰了碰尘封已久的刹车,而结果则是令他不安的.2010年8月,日本银行副行长西村清彦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上世纪80代年后期的事实证明,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一路高歌猛进,“窗口指导”对信贷数量的限制实在是有心无力.
利率市场化
除了窗口指导,“海量先生”澄田智是否有其他选项呢?正如前面分析的,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价格调整类型货币政策效果相对较弱.因此,澄田智的选择主要局限于数量型的调控.
可见,“海量先生”任职期间,也就是1984年末到1989年末,日本央行对于信贷总量的紧缩是缺乏有效政策工具的.历史往往以成败论英雄,澄田智最终被冠以“泡沫先生”的称号.
但“海量先生”并不是一事无成,他在任期间力推利率市场化：1985年10月,大额定期存款利率实现自由化,同时债券市场的期货产品开始交易；1988年11月,银行间市场的短期利率也实现了市场询价、还价的决定机制；1989年6月,小额定期存款利率也开始自由化.
1989年12月,当澄田智把行长职位转交给三重野康的时候,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工作已经大体完成,随后银行存、贷款利差也出现了迅速的收窄.到1994年10月,三重即将卸任的时候,他也完成了活期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并宣告利率自由化的最终完成.
显然,这个好消息来得晚了些.现任日本信金金库上席审议役露口洋介认为正确的顺序显然是：利率市场化在前,本项目放开在后.如果是这样,在数量型货币政策（窗口指导）失效的时候,价格型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就能及时发挥调节作用,从而8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
往者不可谏,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顺序安排,受到来自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力量的影响,非日本央行一己所能为之.因此,日本银行可能承担了过多的指责.不过,作为一项涉及全局利益的改革步骤,金融自由化步伐确实当慎之又慎.“海量先生”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在一个刹车还不太好用的情况下,一定要保养好另一个刹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