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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实的金融交易具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性,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限制了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民间金融在解决信贷配给难题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为了解决信贷配给难题,必须构建民间金融体系.我国农村社会环境适宜于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农村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实际上为农村民间金融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
关 键 词 : 民间金融信贷配给信息不对称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F830.58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2-054-04
一、民间金融在解决信贷配给难题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斯蒂格利茨和韦斯在1981年《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不完美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一文,对微观经济学中的信贷配给理论做了全面的阐述.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上的这样一种状况：由于事前和事后的不对称信息,信贷市场上存在逆向选择效应和逆向激励效应（道德风险效应）.逆向选择是指由于合约签订前的信息不对称,贷款风险最大的人往往是寻求贷款最积极的人.逆向激励是指由于合约签订后的信息不对称,在贷款发放或贷款合同签订之后,借款人可能改变贷款用途,从事不利于银行利益的项目,或者对银行隐瞒贷款项目的真实收益.以上两种效应在借贷市场上是普遍存在的.在借贷活动中,因信息证实的代价太高或因监督的代价太高,银行要么不能获得关于贷款用途和项目收益的真实信息,要么承担高昂的监督成本.为了减少以上两种效应的发生,同时减少监督成本,按照既定的契约条件（主要是利率）,银行的自主性反应就是实行信贷配给,有些借款者得到贷款,另一部分只能部分得到或根本得不到贷方提供的资金.而得到贷款的往往是那些与银行有经常性的业务往来、银行对其财务和经营信息比较了解的大中型企业.
配给现象一般不会出现在运转良好的商品与服务市场上,因为需求大于供给会导致价格上升,从而使市场达到均衡状态.但在信贷市场上,决定借贷行为的因素除了利率外,还有诸如贷款用途、贷款抵押等非价格性的附加条件,这些附加条件使金融市场上均衡的决定不同于其他市场,银行为实现收益最大化只能实行信贷配给.
由于现实的金融交易具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容易发生,使体制内金融机构和贷款人员不敢轻易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从而在主观上限制了对中小企业经济的金融支持.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一般为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由于自身的缺陷处于不利地位.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大多是从合作制企业和家庭企业起步的,至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家庭、家族色彩.它缺少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使得金融机构难以对其进行信用评估,也不符合有关条款所要求的贷款条件.特别是一旦发生宏观经济波动,企业的营业收入、投资能力、盈利能力就会明显受到冲击.加上这些企业自有资本少、融资费用高、抵押担保机制不健全,因而很难得到体制内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
调查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的贷款满足率最小,特别是在当前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情况显得尤为突出.其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对国有金融机构而言信用风险较高,国有银行发放贷款的监督成本高.我国的大银行由于贷款给中小企业,平均到每个单位贷款头上的成本太高,所以大银行更愿意向大企业贷款.由于信贷配给,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经济个体自然就有强烈的动机去寻找其它来源的资金支持.而民间金融如民间借贷等,由于在本乡本土开展“业务”,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履约问题在乡邻之间一般来说不严重,借贷者之间的信息和信用状况容易被对方了解,信息成本内化于当事人大量平常生活之中.由于利用了当地私人信息,民间金融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有比较优势,这也是民间金融产生的重要原因.正规金融机构在贷款活动中所必须进行的贷前调查以建立信贷关系的费用,在民间金融里相当低.因此,民间金融不仅在一定程度拓宽了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而且可以缓解乡镇企业所面临的信贷配给困境.
可以说,民间金融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它内生于中小企业摆脱信贷配给困境的经济行为过程中.对此,很多学者都有专门的论述：
林毅夫等构建了一个包括异质的中小企业借款者和异质的贷款者（具有不同信息结构的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部门）的金融市场模型,证明了金融市场的分割和非正规金融的市场特征是经济主体各自优化行为相互影响的结果.根据林毅夫的模型,由于金融交易的特征,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事先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可能是民间金融广泛存在的根本的原因,否则,无法解释发达国家和那些已经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还有大量的民间金融活动.
张杰在对民营经济融资问题的研究中发现,民营经济（在农村即为乡镇企业）的金融困境是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内生现象,其实质是信用困境.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解除不能依赖于现有的国有金融框架,不在于改变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与资金投向,也不在于由政府出面发育多少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而在于以内生性为特征的金融制度创新,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不至于损害民营经济可贵的内源融资基础.
依据不同层次资本市场对融资者的个人信息与企业经营管理信息信息量要求的不同,王宣喻、储小平构建了一个倒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层级结构：最底层级的资本市场是小范围的民间借贷市场,再往上一层是地区资本市场,比地区资本市场层级更高的是准国家级的资本市场（如创业板市场和国家级资本市场）,高居金字塔顶端的则是国际资本市场.在这一结构中,不同层级的资本市场分别对应于不同的融资规模和资金交易方式,所处层级越高,融资规模越大,贷款人需要借款人提供的信息量越多,融资风险也就越大.中小企业公开或披露有关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信息,将会给其带来很大的困难,一般不愿按银行要求提供所需信息,所以在较高层级资本市场融资难,而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民间融资.从对民间金融需求的角度看,中等规模企业对民间金融有显著需求,小规模企业更偏好内部筹资方式.鉴于民间金融和内部筹资方式都属于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出资人对这些制度安排的信息披露程度要求低,同时政府的制度创新成本也低,因此在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与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以民间金融为代表的内生性金融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向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逐渐增强,特别是大型企业从银行获得过贷款的企业比例远远大于中小企业.而在发展成长到大型企业的规模之前,民间融资对企业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企业成长为大企业之后,这种重要性降低了,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发展壮大以后从银行获得贷款较为容易的缘故.
二、发展民间金融体系顺应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要求
在渐进式改革中发展起来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近些年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农村现有体制内金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从农村获取净储蓄的机制.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收人增长缓慢,与城镇居民差距逐年扩大.可以说,现有农村体制内金融体系直接从农村吸收了大量廉价资金,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投入到了体制内经济,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极大贡献.
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对体制内金融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由于体制内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偏见和制度歧视,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民间金融市场的强烈的制度需求.在体制内金融对农村供给缺乏的情况下,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民要生产,资金需求的缺口只有寻找新的渠道.我国民间历来注重血缘纽带关系,特别是在农村,遇到困难向亲朋好友求助是很自然的事,民间借贷就成为弥补农村资金缺口的重要选择.民间信贷的手续简便,经营方式灵活,满足了农村多样化的资金需求.而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借贷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也会要求较高的利率.在央行实际利率明显偏低的情况下,把钱存入银行增值有限.在现今投资渠道不多,而我国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又太高,将钱借给信用好的、知根知底的乡邻,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投资方式,于是民间金融迅速发展.
对于农民来说,民间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体制内金融市场.从局部的数据来看,部分地区的农村民间金融已有相当规模.民间融资的形式也多样化,融资范围和内容也不断扩大,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温州农村,各种各样的民间借贷盛行.据中国农业银行温州支行对温州农户的抽样调查,约有83 .3%的农户都曾经有过民间借贷活动,温州市民间借贷占到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1/3.而在个别私营经济特别发达的区域,95%以上的家庭都参与了拆借活动,80%农户的钱不存在银行,80%的资金也不存在银行,他们在熟人、邻里之间,或熟人的熟人之间直接拆借,规模在100万元左右的生意款一般都是通过向熟人借钱
筹集.苍南县龙港镇是个经济发达镇,这个镇90%的企业有社会借贷,民间借贷一般占企业资金总量的30%―40%.
中国农村民间金融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客观的规律.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民营经济逐渐成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经济主体,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对于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民间金融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在特殊社会环境下采取的一种特殊方式,是新的经济成分挣脱体制内金融体系束缚的必然要求.发展农村民间金融体系顺应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农村民间金融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必然会反过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民间金融在解决信贷配给难题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为了解决信贷配给难题,必须构建民间金融机构体系,只有如此,才能缓解我国农村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从制度结构变迁的角度看,也只有内生于农村经济内部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农村金融成长的真正要素,存在于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民间金融机构显然比现有农村体制内金融更适合于农村经济增长的金融需要.
三、社会关系资本是民间金融生存的农村社会环境
斯蒂格利茨在研究借贷市场时指出,关联契约也是一种贷款担保.关联契约指的是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除了在信贷市场上存在借贷的关系外,还在其他市场上（如商品市场上）存在交易关系,因此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会把其他市场的交易情况考虑在内.这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外的交易关系,是民间信贷市场上比较常见的现象,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能力的信息,事实上也是一种担保.它增加了借款人违约的成本,使得贷款人能够对借款人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加强了对借款人正确使用贷款以及履行还款义务的激励.如果将斯蒂格利茨所讲的其他市场上的交易关系做一下扩展,将借贷双方的社会关系也考虑在信贷契约之内,则这种社会关系将构成一种扩展了的关联契约,从而成为一种无形的贷款担保.
目前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着建立在血缘、亲缘、业缘和地缘关系之上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财富,可以成为人们在经济关系中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在纯粹的商业信用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起到部分的贷款担保的功能.一旦借贷关系中的一方在信贷契约的执行过程中发生违约行为,他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有形的契约规定范围内的惩罚,即便是他可以设法避免这种有形的惩罚,由无形的社会关系形成的贷款担保也会给他以严厉的惩罚,他的社会关系在他违约之后马上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简单地说,他将丧失在他的社会关系中的信誉.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应该意识到良好的社会信誉的建立需要持之以恒地谨慎行事,但却可以毁于一旦,在社会关系中的信誉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这显然是一种无形的社会约束力.农村民间金融活动本来就是建立在血缘、亲缘、业缘、地缘关系之上,因而会自然地利用这种社会约束来作为借贷契约履行的保障.
在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是深深地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前者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亲属网络,后者则是以村庄、集镇为单位的社会共同体.这种社会共同体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治理机制,“社区解决的是那些古典的国家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即类似邻里和睦问题,地方公共物品的供应不足,保险与其它风险共担机会的缺乏,将穷人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以及对工作过多和无效监督等.社区有时能做到政府和市场不能做到的事情.”中国是一个公认的“关系本位”的社会,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的经济资源匮乏,人情和私人关系在日常生活之中得到强化.又因为我国自来是农业大国,农民在自给自足的同时,为了生存下去就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获得各种援助和生存资源,即用关系网来寻求自身的社会保障,使这种关系网进一步强化.个人的社会关系因而就成为其重要的社会资本,可以在资金融通活动中作为一种无形的担保.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我国农村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乡土社会”是他研究传统中国农村时使用最为频繁的一个概念.乡土社会的特点是,从外部看,由于人口流动水平低,社区之间往来少.而从内部看,人们在这种区域的限制下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彼此之间极为熟悉.这样的共同体中成员之间的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依赖人们对非正式制度的遵从.乡土社会中,“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我国农村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熟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他人的信息是个体行为受到监督的基础,如果一个人违背了契约很快就被全社区的人知道,违约行为就可以迅速转化为一种公共信息.作为理性人,在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视其失信的可能性有多大.“熟人社会”克服了信息的闭塞性.大家在一个社区生活、劳作,互动频率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积累了有关其它人的大量信息,大大减少了经济交往中的信息成本.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强调群体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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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这首先表现在“义利之辨”上,“贵义贱利”成为个人价值取向的核心.人们一方面用“义”来排斥“利”,否定“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小人谋食”；另一方面又以“义”为原则将“利”溶解其中,所谓“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不一味排斥利,关键在于“义”、“利”关系如何摆.以此达到行动者内在价值观念的和谐.在熟人社会中,每个人都处于与自己熟悉的人所形成的网络中心,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在“关系”的网络中展开和进行的,与熟人和谐相处,靠的更是人情面子.在这样的场域中,“人情”是人们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而人情背后的面子同样对人的行为具有约束力.一个人面子得失、人缘的好坏、人情的厚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恪守信诺,诚实如一.在我国农村社会,面子是与个体的荣誉密切相关的,而荣誉的背后,则又潜藏着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社会舆论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及社会现象,它对个人的言行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民间金融活动中,参与者都处于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人们的流动性小,失去好的声誉非常容易,但是要将不好的声誉转化成好的声誉则要付出太高的成本.所以一个人的信用好坏在社区中口耳相传,构成了关于个人声誉的积累.声誉的这一特性使其成为制约少数人实施机会主义的有效机制,因而具有约束功能.根据博弈论,博弈的双方要实现合作,除了必须尽可能获得有关对方动机和能力的充分信息之外,还在于要把双方置于一个重复博弈的境遇之中.在无限次或未知次数的重复博弈之中,博弈双方的行为选择会达成较优的博弈均衡,使双方均取得较好结果.在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参与者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重复博弈.我国农村乡土社会的人缘、血缘、地缘特征使其成员处在循环往复、持续不断及紧密的人际交往之中,在这种稳定持续的关系中,个人之间的相互监督可以起到规范经济活动的功能,有助于生成互惠的社会规范.要与其他人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就一定要讲信誉.否则,哪怕是一次偶然的行为偏离也可能被打上不诚实的烙印.而一旦周围的人对他的信任预期黯淡,也就降低了此人的社会价值,传统文化中的“父债子还”的伦理道德观念更加重了这一群体性惩罚.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因此而更加重要,更具有稳定性了.
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不仅要依靠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来保障,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和诚信的理念来维系,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道德规范来维系.我国农村社会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实际上为农村民间金融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形成自己的社会关系资本,在民间金融活动中,这种社会关系资本发挥了抵押、担保和监督约束功能,而在正规金融体系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注：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06SJB790014）研究成果,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苏北小额信贷发展状况调研”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