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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畸高、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经济与社会的困境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发展模式的反思,企图通过反思找到引发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促进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金融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致命的缺陷,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危机的爆发将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意识到,仅凭这一场危机就断言资本主义从此将退出历史舞台,恐怕还为时过早.
关 键 词 ：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039文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6-039-07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全球经济至今仍处于艰难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复苏之中,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在2012年1月举行的第42届达沃斯论坛上,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成为了贯穿论坛议题的灵魂.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金融危机动摇了资本主义吗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的出路何在
一、金融危机动摇了资本主义吗
纵观这场危机,在一些国家沿着次贷危机一金融危机一经济危机一社会危机一政治危机等,且各类危机相互加强的这样一个过程演变.
(一)金融危机动摇了自由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石
自由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石是：市场趋于一种最优的价格安排,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还要好.在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引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既然市场能够自动地达到均衡状态,那么对市场的干预不仅没有好处,也没有必要.按此逻辑,对市场力量松绑、让这些力量自由竞争,是最佳的选择.就个人而言,在法律制度规定的界限内,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而“个人是否自由,并不取决于他可选择的范围大小,而取决于他能否期望按其现有的意图形成自己的行动途径”.就释放个人的潜能而言,确实没有一种制度能与市场经济相媲美,市场是最佳的发现机制.
但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这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心——进而对自由社会构成了威胁.为什么银行可以“大到不能倒”,但遇上失业问题政府却“多到不能救”这一诘问表露了普通民众的弱势与无奈,同时也反映了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民众已经动摇了对自由市场的信任.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可政治家并不一定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事实上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这一点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几乎资本主义的所有地方,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似乎都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二)金融危机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基石
中产阶级的数量与质量是衡量社会繁荣稳定度的重要指标.尽管中产阶级是一个尚没有确切定义的名词,但一般而言它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一种生活水准,同时也是一种梦想.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他认为,富有阶级和贫穷阶级对于国家都是有害的.“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
20世纪中期以来,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一度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是美国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然而,这种趋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却出现了逆转.2010年1月,美国商务部与经济和统计管理局给美国“副总统中产阶级任务办公室”提交了《美国中产阶级》报告.报告指出,一方面很多美国人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另一方面,能够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却在减少.金融危机发生后,企业和家庭均受到巨大冲击,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美国出现了中产阶级萎缩现象.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凯茨在描述美国的经济社会结构问题时曾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把美国经济想象成一幢公寓楼,一个世纪前——甚至30年前——它还是令人妒忌的东西.但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发生了巨变.顶层的豪华公寓变得越来越大.中间的公寓变得越来越拥挤,底层人满为患.更糟糕的是,连电梯都坏掉了.这一点是最最令人沮丧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90％的美国家庭的收入从1973年开始几乎就没有增长,与此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收入却增加了3倍.
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的欧洲也同样发生了中产阶级加剧萎缩的现象.不只是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就连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也出现了这一状况.2010年6月,德国柏林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研究公报显示：2009年,月净收入介于860欧元和1844欧元的德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61.5％,而2000年时这一比例为66.5％.同时,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分别从2000年的17.8％和15.6％上升到2009年的21.7％和16.8％.此外,低收入者的月平均净收入从2000年的680欧元降低到2008年的645欧元；高收入者的月平均净收入则从2400欧元上升到2700欧元.这表明,2000-2009年这10年中,德国中产阶级萎缩,穷人和富人群体人数有所增加,有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趋势.
英国金融研究所2011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到2013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英国中产阶级收入将降低7％,这将是35年来最大幅度的下降.收入的减少将导致贫困儿童数量的大幅增加.按照“家庭年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0％即为贫困线”的标准,在2009至2010年度,英国处于绝对贫困的儿童占总人数的17％.而到2013年,贫困儿童及工作年龄父母的数量将分别增加60万和80万人,贫困儿童数量将达到310万人.此外,还将有250万工作年龄的父母及400万没有孩子的成年人处于贫困线及以下.该份报告认为,政府2010年制定的“到2020年贫困儿童数量减少到5％”的目标难以实现,实际数字将达到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