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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0）11-001-02
摘 要 在某些方面,中国经济的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惊人的相似,如轻监督重协调的企业治理模式,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币升值的压力等.鉴于日本经济在上世纪末经历了从繁荣到停滞的巨大转变,这便不免令人担忧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本文从分析日本经济繁荣与停滞的根源出发,与中国经济的现状进行对比,力图给中国经济以启发和警示.
关 键 词 日本经济 中国经济 企业治理 社会保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日本经历了一次堪称现代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泡沫经济过程.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一般认为,日本经济之所以经历了从繁荣到停滞的巨大转变,关键是日本经济的制度性缺陷本身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并不试图解释日本经济这一由盛而衰的过程,而是力图通过揭示日本经济逆转的因果机制,比较中日两国经济体制的相似点,这种比较涉及到微观的企业治理层面,也涉及到宏观的政府的财政政策及社会保障乃至国际经济环境.
一、企业治理结构
青木昌彦、奥野正宽认为：“所谓法人治理结构,是指在股东、债权人、职工、关联企业、顾客等企业权益人之间有关经营与权利的配置机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日本在微观的企业治理层面进行一些制度安排,在企业内部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制；在企业之间通过相互持股建立密切的联系；在企业融资方面则主要建立主银行制度来协调贷款.这些制度安排有着很强的增长取向,从而为日本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保障.但是,这种企业模式偏向于重协调而轻监督,从而弱化了企业所有者的功能,会导致企业监督机制作用流于形式,容易导致经营者权力膨胀.
中国的企业治理与日本的企业治理相似,也向来有重协调轻监督的传统,尽管两国在形成这一机制的制度性安排方面有很大差异.首先,我们知道,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国家层面对生产进行统一协调,对监督机制的构建并不热心.尽管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监督机制,但是这种现象依然比较严重.另外,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依然普遍存在,因此国企经理往往倾向于过度投资,因为第一,规模越大的国有企业就意味着越高的行政等级以及社会地位；第二,他们可以从工程承包商那里收取回扣；第三,过度投资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保证企业的运转比掩盖其损失.这三种因素重叠的结果,也就使得国有企业一直有盲目扩大自身规模的冲动,而这往往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很低.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至少占90%以上（其余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这种企业往往也表现出对监督机制的轻视而更重于协调的倾向.比如,企业的绩效制度难以完善建立,所出现的问题使得整个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低水平重复.
虽然机制不同,但与日本性质相同的重协调轻监控的中国企业治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能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问题,但是一旦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则很容易出现问题.而且由轻视监控的企业的肆无忌惮的投资模式很容易在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制造大规模的危机.另外,从微观上,中国的企业治理与日本的企业治理相似,都是强于协调但弱于监控；但宏观模式却存在很大的区别.造成日本经济增长的过度竞争虽然也造出了泡沫经济,但也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的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养.但造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却是依赖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而中国的这一模式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在为自己制造风险,甚至是比日本当年的风险更为凶险的风险.
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在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强调资本积累并保持一个小政府.因此,财政无力负担庞大的社会保障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社会保障实行收费制,其运营原则上独立于财政.虽然这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承担社会保障支出,但这多少造成日本的政府福利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战后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雇佣原则是终身雇佣制,它曾大大减缓了失业压力,减轻了社会保障在失业保险方面的负担.企业大都建立了生活、保健、技术培训等多方面的企业内保障项目和设施,从而替代和减轻了社会保障的负担.正因为如此,私营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福利的功能.这样就严重削弱了日本经济体制进行快速的结构性调整的能力,因为一旦进行这种调整,必然会在政治上引起反对,即这种产业升级损害了民众的现实利益,从而很难获得民众的认可.但是从长期来看,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不顺利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的情形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福利保障制度到目前为止还算不上健全.并且我们经历了福利退缩、削减阶段,尤其体现在国家、社会和企业责任压缩,个人责任和风险增加的过程.大批低收入的非正规就业者尤其是农民工虽然工作勤奋,但许多人仍然无法摆脱贫困,仅能维持生存,而无力谋求发展.同时,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险是缴费关联的保险,无力缴纳保费就无权享受保险,这使得许多低收入者因无力缴纳社保费用,而被排除在社会保险之外.“工作贫困”不仅损害劳动者的就业积极性,阻碍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同时也是不满情绪的温床,不利于社会稳定.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持社会制度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当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时,要么像日本那样,将责任转嫁给企业承担；要么像中国这样,压缩福利保障规模,使很大一批群体游离在福利保障体系之外.在经济稳定发展从而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的前提下,这并不会立刻造成很大问题.而当经济停滞时,这必然会影响很大一部分民众的利益,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资本市场的被迫开放
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汇率风险私有化,增加交易成本,同时,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得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过去日本企业在产业领域过度竞争,如今这股市场力量转向金融领域,从而导致了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形成.而在50年代初,美国为了建立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与日本达成妥协,使得日本可以与美国进行不对称合作,即日本可以在向美国大规模出口的同时,相对封闭国内市场,这样,日本国内过剩的产能就得到释放,从而使得60―70年代的产业领域的过度竞争没有形成泡沫经济.但是,80年代后期美国和西欧国家纷纷向日本施压,要求开放其国内市场,从而使得容许日本经济体制过度竞争的条件开始消失,日本经济从1950―1973年的贸易与生产的扩张转向金融领域的扩张,最终导致了泡沫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个以稳定汇率（即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与不开放资本账户为特征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创造了一个发展速度与日本相似的经济奇迹.但是,目前中国面临跟日本当年同样的国际环境,美国面临史无前例的高财政赤字,奥巴马政府提出以出口促就业的战略,欧洲同样希望通过出口摆脱经济危机,中国面临很大升值压力.而正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带来了日本经济体制的逆转一样,如果中国在强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下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体制在监控方面的弱点可以成为直接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死穴.
四、总结
虽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我国与当时的日本还有很大差距,并且我国相比日本还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可是我国当前的经济表现却处处有当时日本的影子.本文针对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因素,包括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到宏观层面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汇率制度,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应该力避像日本一样最终陷入两种最坏的境地之中：旧的模式不再有效、合法和适用,而新的模式又发展得不够充分深入,难以维持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