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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进民退”是目前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但其意义绝不仅限在经济上,相反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进民退”.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社会生活领域里面的转向,使得一些学者不能很好地理解当前中国,并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迷茫.但如果我们能从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原理的角度出发,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我们就能从非经济学的角度对“国进民退”现象进行一次有益的探索.
关 键 词 ：国进民退；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传统政治思维；一大二公
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发展就从被外国人关注扩大到被全国人所关注,特别是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后,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成为了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也成为了老百姓们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尤其被热议的是“国进民退”现象,国内经济学界对此有抨击者,有不以为意者,也有叫好者,但面对热炒的话题,经济学家们仅从产业结构和产权分配的角度进行分析,事实上已经开始落入了“姓资姓社”的两分对吵的窠臼之中.而对这一热点话题进行非经济学的思考,或许实在是有必要的.
一、“国进民退”的学界争议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高等级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今年第三期发表了著名政治经济学者卫兴华的特稿《当前“国进民退”之说不能成立》,该文认为：“‘国进民退’这一提法和论断,无论在国家的宏观政策取向上,还是在市场竞争的微观操作层面上,或是在国企私企发展的趋势上,或是在理论与概念的准确性上,都是没有根据的,既然如此,批评、指责或赞同都是多余的.”[1]卫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泰斗级人物,如此重量级人物给学界的讨论下了这么一个评语,实在是有些让人看不透.前段时间西藏社科院的孙勇书记来川大讲座,痛心疾首地说,我们中国学者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太肤浅、太狭隘,海外的研究相反又宽又厚实.就像西藏问题一样,我们不去做全方位多层次的社科研究,那西藏问题就解决不了,人的需求除了钱之外,还有很多；而我们恰恰对问题进行回避,就如同“国进民退”一样,不是不争吵了,该问题就解决了,而是依旧存在.那么就让我们先看看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都吵了些什么吧!
吴敬琏认为,“10万亿元贷款一下去,主要是贷给了各级政府和国有大企业、以及拥有国家项目的企业,大量民营小企业贷款日益艰难.这样就出现一个‘挤出效应’,发生了‘国进民退’.”
保育钧认为,“中国现在的重组并不是以市场为导向,体现的并非优胜劣汰,而是国企拿着国家注资和银行优惠贷款来并购.这样的资源分配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是不合理的,意味着市场化进程的倒退.”
不同的意见也有,如有人认为,我国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重要的资源包括土地、矿山都属于国家所有.在某些领域出现的国有企业逐渐收购或者兼并重组民营企业的现象,这既不是国有化,因为在这些领域本来就是国家所有；同时也不是压缩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因为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并没有实现健康发展,他们的巧取豪夺不仅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而且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国有企业进入这些领域,至少可以改变现有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让国有资源真正属于国家所有.“国进民退”这种现象的出现,应该促使社会各界重新思考公有制,并且对公有制的实现提出更好的建议.过去那种人云亦云、东施效颦的思考和论证模式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中国的改革需要自己的理论.[5]
同时,持与卫兴华教授相同观点的人士也不少,他们普遍认为“国进民退”不属实,如有文章指出,山西大幅提高行业准入门槛,让有实力、产业水平高的优质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并不意味民营资本从煤炭产业的退出.该文援引潘云的话说,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大搞“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
二、“国进民退”在经济学外有表现么?
如果我们把视野从经济学拉出来的话,或许我们会对“国进民退”这一现象有个新的思路.我们的社会发展话语权一直是被经济学家们把持着的,诸如林毅夫、茅于轼、张五常、吴敬琏等等,但光有经济学的话语无疑是对社会科学的一种戕害,所以在“国进民退”学术讨论热潮中我们无奈地发现,我们的思维无法跳脱出经济学的框框,我们在谈的还是发展、所有制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似乎答案就是两分的——资社之争.
首先“国进民退”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民众心态的一个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有关系的,最令温家宝总理担心的事情就是就业,以前炙手可热的IT民企被视为最后的选择；农民工去长三角、珠三角打工回流现象突出,关键的因素是本省开始有国家投资,而“姓公”是吸引农民工们的一大法宝；至于4050人员的再就业,不知道有多少城市是用政府公设岗位的形式解决这一棘手问题.这个意义上的“国进民退”实际的意义更为重大,须知民众心理的变化是多么重要啊,如果是国资退位仅仅是个行政命令可解决的话,国民心理可没这么简单.民众的选择已经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端倪,这才是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必须注意的地方.
另外就是民众在就业上心态变化已经蔓延至社会领域里.最典型的就是各路本来是民间性质的团体要“吃皇粮”,如消协要求成为“姓公”的团体,享受工青妇一样的待遇；本来已经逐步推进的社区自治,现在成为了空谈,社区办事人员能不能姓公,能不能享受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待遇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心病；而本来是民间性基础最好的农村,现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被公家化了,村委会也逐步国家化——从村委会干部中考选公务员,这样的举措意味着国家加剧了民众的心里认同——国家的才是好的,民间的就是不好的.这么一看,社会生活领域里面的很多组织在国家化,很多社会行为在国家化、公权力化,而这个意义上的“国进民退”如何不带来经济产权与经济发展上的“国进民退”?
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能为“国进民退”做点什么?
如果说从非经济学的角度对全社会的“国进民退”现象做个解释的话,最好的武器就是社会主义学说,而且是中国特色的.这个部分是笔者的解读,也是一次尝试.我们来看看吧,这个世界上集体主义观念占主导的国家或民族究竟在社会生活领域里面是什么表现.
我们从二十世纪一开始就破中国传统文化,可到今天还是没有立一个新的文化.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文化,这是简单粗暴的对待中国,连比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早那么多年的俄国都在反思文化问题,我们一个泱泱大国、数千年历史,居然就在文化上连中国二字都没有了.可是事实上我们发现,这沸沸扬扬的“国进民退”不也是中国文化吗?我们中国人“不患贫而患不均”,这就是公平思想,公字当头.正如笔者前面所言,民族心理是很难变化的,即使我们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巨大文化变迁,但到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至少需要被我们认知.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待“进退”问题,就能更全面地把握这个社会的变化.
“国进民退”不单纯是个经济现象,而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文化表现,社会主义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制度,更关键的是要与中国实际、中华文明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对人的尊重与中华文化对人的关怀融合,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国进民退”这一经济现象才能被我们更好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