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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根源,在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心国家对于全球分工格局和增长模式的主导.相关方必须共同行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
在国与国的经济交往中,受各种因素影响,一国可能会出现本国消费和投资超过本国储蓄的情况.此时,该国就通过贸易逆差向别国借取资源,而国内储蓄资源暂时富余的国家,则出现贸易顺差.在宏观经济理论中,临时性的、交替出现的贸易逆差和顺差,都属于正常现象.
然而,当一国出现持续的、甚至长达数十年的贸易逆差时,所有经济学家都会质疑该国的偿还能力,特别是,当这样的国家居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心地位的时候,人们就愈发担心其负债能力的可持续性,以及以它为核心的整个体系的可持续性.这种状况正是人们热议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即美国持续20年并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和对应的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
从历史上看,自19世纪70年始,全球有三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显著的失衡.
第一阶段是1870年到“一战”之前.其特征是,全球实行金本位,中心国家――英国通过大量贸易顺差获得黄金(1913年英国经常项目盈余占其GDP的8.6%),同时,英国又通过投资和借贷的形式将资金输送到贸易逆差国,进而形成相关国家的购买力,以再次购买英国商品.这一过程中,英国在积累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还掌握了大量的货币黄金,并同时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
第二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及其他老牌欧洲强国因为战争背负了巨额赤字,美国则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并拥有了全球70%的黄金储量.这就为美国随后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至今.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它以信用货币发行换取大量贸易差额,并以资本项目吸收回逆差所流出的美元资金.
从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到,每次全球失衡格局的出现,都是由特定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心国家的主导形成的.当年金本位下,英国作为中心国家,通过贸易顺差吸收的黄金,又通过资本项目输出到附属国,从而保证其对英国商品的购买力,以最终确保英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发行完全脱离了黄金的约束.美国国内的金融结构变化,也使得美国经济逐渐步入依靠消费拉动增长的轨道.从统计上看,“二战”后,美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到1980年,劳动者报酬占比最高,达到了68%.而与之相伴的居民个人消费,在总产出中的占比却呈现小幅下降趋势,1981年个人消费占GDP比重仅为60%.但是,随着美国国内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利用金融手段鼓励消费,开始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同时,相关产品或生产环节被转移到了更为低廉的区域,从而迅速形成了国际分工的新格局,而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更使得美国牢牢掌握了国际分工格局变化的主导权.
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结算和储备货币的需求与日俱增,美国借助这一机会,通过大量贸易赤字从全球获得更为廉价的商品,同时也向世界输出美元信用.在这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美国作为中心国家的主导地位十分明显.
例如,从国际投资头寸情况来看,美国迄今为止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净头寸持有方.到2007年底,美国通过FDI吸收资金2.4万亿美元,而同时对外FDI投放3.3万亿美元,FDI净头寸达9100亿美元.
持续的贸易逆差从未真正削弱过美国经济.从美国劳动生产率统计数据来看,失衡格局下的全球分工,使得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明显提升.1992年至今,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36%,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同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标准差降至1.37%,为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美国通过主导新的国际分工,充分地提升了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和总供给能力.1980年至2008年,美国实际GDP增长年均达到2.86%.1992年以后,美国贸易逆差开始持续扩大,但其后的产出增长达到年均2.96%,甚至高于之前十余年的2.7%.
同时,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变化,在推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以上分析表明,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心国家对于全球分工格局和增长模式的主导.一方面,美国作为中心国家,通过世界货币发行国的独特地位,通过采购、直接投资和产业链整合等手段,将许多产品或是某些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家,从而提升国内生产效率,并降低美国的消费成本.另一方面,作为储蓄净输出国的中国,其国内持续存在着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加上年轻的人口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使得高储蓄率(同时也是高投资率)一直得以维持.并且,中国需要通过储蓄净输出换取外部信用支持(以美元为主的外汇资产),从而为国内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环境,这就为美元信用的输出提供了吸纳地,从而使美国主导的经济格局最终得以实现.
贸易不平衡与储蓄-投资失衡之间的镜像关系,决定了仅从储蓄率的角度来考察失衡问题无疑是刻舟求剑.而仅靠汇率调整来理顺全球失衡,更有一叶障目之嫌.或许剧烈的汇率调整能够强行扭转国际失衡格局,但这一方面会对调整国造成剧烈冲击,另一方面,并未消除病根的失衡势必卷土重来.
全球经济失衡同时也是全球化加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世界经济受益不小,但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对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而言,依托消费拉动增长的模式高度依赖金融体系的支撑,而风险控制环节的疏忽又非常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分工格局下,风险在国际间的传导与辐射变得更加迅速.这次次贷危机所引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与美国信用扩张相伴,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也将反复受到冲击,而作为储蓄输出大国的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和贸易顺差,始终是经济结构调整必须面对的难题.通过长期顺差积累的外部信用支持如何转化为中国信用的提升,将成为现有经济格局下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
面对失衡带来的矛盾,全球经济有必要进行调整.调整的出发点应该是,不让任何相关方出现大范围的增长损失.因此,相关方必须共同行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尤其是美国,更应承担主要责任.美国必须控制美元信用的无节制扩张.这种控制虽然是针对美元的国际使用,但其根源却在于抑制美国国内对消费的过度依赖.这不仅是平衡全球经济的基础,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控制美国国内的金融风险.
在中国方面,随着国内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开始进入中后期,投资率长期回落必将成为现实,而城市化、工业化之后的中国消费,应当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但消费率的增长需要一定基础,其中,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消费的金融支持,是中国消费增长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美国和中国都应该立国,从解决各自国内经济结构问题入手,以便从根本上扭转全球失衡的格局.
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温床.即使全球失衡格局趋向缓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也不会逆转.因此,信用货币环境下,关于世界货币的供需矛盾将始终是一个困扰世界经济的难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不短的一段时期内,美元的世界中心货币地位仍然难以被完全取代.但美元的无度扩张,反过来又会对美元的主导地位不断形成冲击.如果未来美元地位持续削弱,那么,后美元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出现“多足鼎立”的局面.中国应当以人民币区域化起步,从夯实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入手,使国际化的人民币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当中,而这也将有利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平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