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易风经济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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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吴易风教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五十多年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一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吴易风教授有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保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主张,对于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5-085-07

吴易风教授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吴易风教授的研究工作起始于60年代初,他的第一部著作《空想社会主义》完成于1965年,经过长期精心的修改,于1980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他的另一部经济学著作《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于1988年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为开端,吴易风教授完成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一、对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

1 科学界定古典经济学.关于如何界定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外经济思想史学者们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争鸣和论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直拒绝接受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转化为庸俗经济学的论断.吴易风在《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古典经济学范围的窄、中、宽三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地批判了西方经济学有意抹杀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界限,拒绝承认庸俗经济学的客观存在,揭露了西方经济学替资产阶级辩护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于1830年从古典经济学转化为庸俗经济学.当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吴易风教授根据马克思对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划分的理论的论述,在经过长时间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分为产生、发展和完成三个历史时期,确定了配第、洛克、诺思、康替龙、范德林特以及“斯密的那位匿名前辈”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时代的经济学家;确定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的经济学家;确定了李嘉图以及威斯特、巴顿、琼斯、拉姆塞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时期的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为后来国内出版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所普遍接受和推广.

2 恢复亚当‘斯密比较优势原理首创者地位.西方经济学家和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普遍坚持这样的观点: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原理,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也就是说李嘉图是比较优势原理的首创者.吴易风教授根据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认真研究,提出了亚当·斯密不仅有绝对优势原理而且还有比较优势原理.“比较优势”在亚当·斯密著作中是以相对优势概念的形式论证的.这样,吴易风教授就指出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与亚当·斯密相对优势原理的一致性和继承性.不仅如此,吴易风教授还进一步分析了约翰·穆勒以及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马歇尔、艾奇沃思、哈勃勒、米德、赫克希尔、俄林、萨缪尔森等人对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发展”不过是对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庸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一步一步地去掉了作为比较优势原理的劳动价值论基础.吴易风教授还站到了一定的理论和历史高度,指出了比较优势原理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是为英国殖义服务的理论.“现代比较优势原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为新殖义服务的理论武器.吴易风教授批评某些国内学者迷信比较优势原理,主张接受现行国际分工模式,认为今后我国仍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继续为外国打工.吴易风教授指出:“我们在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方面是有优势的,但绝不能只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也不能只满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要成为社会主义大国不能指靠人家,要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独立自主地加强科学研究,加强前沿性技术研发,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进入科技经济先进的行列.”吴易风教授关于比较优势原理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一国如何独立自主地建立本国的经济体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对于国内一部分没有深入研究过经济思想史的人来说,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往往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同的现代经济学.面对学术界存在的这种混乱,吴易风教授引用西方有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同一门学科领域里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的两种对立的经济思想体系.

陈岱孙先生晚年曾题词“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对此吴易风教授十分认同.国内许多经济学家都不主张全盘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而是要吸收借鉴其科学成分.但关键问题是确实有人以吸收借鉴其科学成分为名,行盲目照抄照搬其理论体系之实.那种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宝库的人,在口头上也称自己是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有用成分和全盘照抄照搬其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吴易风教授用一个医学例子予以说明.吴易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机体,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手术那样把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来.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有用的东西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只有这样,才能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在这里,吴易风教授事实上为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理论问题:即使是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我们对它进行吸收借鉴也不能够没有革命性改造.这与吴易风教授批判学术界有人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性,主张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的价值体系是相一致的. 19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二者谁应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实践的基础理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范式危机”的争论.一方认为西方经济学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另一方认为目前正处于危机之中的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吴易风教授对此发表文章支持前一种观点,他提醒国内学者和广大读者,不要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基础理论,更不要盲目地把连西方学者也批判和否定的洋教条当作真理在中国广为宣传.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理论.他指出,“必须记住,西方经济学并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象逻辑学或语言学那样的社会科学,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大量的意识形态成份.”他还系统地引证西方学者沃伦·萨缪尔森、彼得·怀尔斯的观点证明经济学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并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学改革不坚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就可能成为西方经济学洋行的小贩,我们的经济学领域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4 如何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教授和王健教授合作的《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一文,为科学地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众所周知,在数学领域里数学家用函数表示集合之间的映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把函数关系应用于分析生产领域里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应关系.吴易风教授肯定西方经济学家对函数关系的这种运用.他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能够用于描述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但是,吴易风教授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的生产函数是以萨伊的生产要素论为理论基础的.吴易风教授秉承唯物辩证法的辩证否定观,一方面肯定了西方经济学家运用函数关系描述生产中的投入产出关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否定西方经济学家以生产要素论作为生产函数的理论基础.在该文中,吴易风教授建立了奠定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全新的生产函数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按照这种对待西方经济学的辩证否定观,吴易风教授分别在经济增长理论、产权理论和宏观调控理论等重要理论方面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并进一步进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易风教授长期耕耘在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教学领域,早年他和高鸿业教授合作在《教学与研究》上连载它们的西方经济学讲稿,后来分别于1998年和1990年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下)两册教材.这部教材为后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织编写的《西方经济学》统编教材奠定了基本的范式基础.2009年吴易风教授和颜鹏飞教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率领课题组全体成员共同编写了《西方经济学》教材.该教材不仅坚持了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对许多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沿理论也做了最新的介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一部优秀教材.

二、对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最新研究

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有两件大事影响世界经济: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另一个则是始于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吴易风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别对这两大事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

1 关于全球化本质的理论阐释.吴易风教授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首先从全球范围内推行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两种运动考察开始.通过对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起,至2002年6月八国峰会在加拿大举行止这样一段时间反对全球化运动的考察,揭示了推行全球化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则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各阶层人士.他们之所以反全球化,据说是因为全球化加大了贫富之间的不合理分配、剥夺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全球化就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资本主义.

吴易风教授进一步考察了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概念.在讨论全球化的问题时,人们大都只从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现象出发来理解全球化.西方学者通常把全球化定义为:“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针对这个全球化定义,吴易风教授用大量事实证明:“发达国家的资本或资源这种生产要素确实在世界范围内无拘无束地自由流动,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却不能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可见,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这个定义,并没有反映当前现实的经济全球化的实际.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全球化呢?吴易风教授以他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和宽广的视野提出,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全球化: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和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过科学地证明,得出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最终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将是无阶级的、大同世界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和共产主义全球化.至于“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作《宣言》时,就已经做出了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目的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吴易风教授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企图使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演变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吴易风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时期的全球化和我们今天现实的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全球化.资本增殖,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是全球化最深刻的动因.”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化.

吴易风教授认为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涉及经济、技术、和人权、法律、文化、语言等在内的全面的全球化.这些全球化内容既有反映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的合理成分,更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妄图推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同化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使世界成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图谋.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于经济全球化,吴易风教授提到要反对以私有化、自由化、非调控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要反对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 当前,一方面,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当前现实的全球化的利弊问题呢?吴易风教授认为,全球化的“利和弊都是对特定的主体来说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对谁利大于弊,对谁弊大于利.”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和利益,全球化还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吴易风教授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在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第二,在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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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时,一定要反对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图谋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特别是图谋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第三,在扩大对外开放时,一定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反对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有效的斗争.

2 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跟踪研究.2007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吴易风教授撰写了系列文章跟踪研究这一轮危机的文章,并于2010年把这些论文整理成册,出版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一书.

首先,吴易风教授用详实可信的资料阐述了从次贷危机到信贷危机,再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演进过程,深入探索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起因和根源.他指出起因于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与美国经济中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以及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这一金融衍生产品有直接关系,这类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制造了次贷泡沫,其实质既是满足政客们建设“所有权社会”所需要的手段,更是金融寡头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次贷泡沫的破灭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很快发展成为信贷危机、银行危机以至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由于美国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迅速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危机.针对这场危机根源究竟是什么?吴易风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因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可离异的终身伴侣.只有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只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预防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有那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才会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终结而终结.”

其次,吴易风教授以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视角分析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次经济危机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公认这次危机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吴易风教授分析指出,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上升到主流地位,主导着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这一轮危机固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这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转而寄希望于新国家干预主义,以确保类似危机不再发生.对于新国家干预主义,吴易风教授的看法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比较,国家干预主义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局限性,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失业、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等等的可能性,并认识到政府调节的必要性.这些是国家干预主义超越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所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充其量只能减轻危机的破坏程度,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或者暂时推迟下一次危机的发生,而决不能根治和预防危机的发生.这已经为危机的历史和现实所充分证明.”

最后,吴易风教授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他指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普及到哪里,美国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通过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传染途径输送到哪里.越是“体弱多病”的经济体,就越是容易被美国金融瘟疫和经济瘟疫传染,而且病情越重,损失就越大.吴易风教授深刻地指出了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后,为什么美国经济恢复相对较快,而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却在很长时间内很难走出危机的原因.

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

1 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新阐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理论任务,我国经济学界围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展开了又一次大讨论.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围绕着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何理解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等等,学术界已经进行过多次讨论.然而,这一次讨论的问题却和以往有所不同.这一次讨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直接背景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主要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否包含资源配置问题.当时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一部分人彻底放弃以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直接导向西方经济学,他们把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另一种观点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吴易风教授于1997年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第2期)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吴易风教授坚持《资本论》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所说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但是,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只规定为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吴易风教授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概括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原理:“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第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第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暂时性.”他认为,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在于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一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易风教授将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置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之中确实有新意,对中国经济学界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以至于此后国内很多学者沿着吴易风教授所提出的这一研究思路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吴易风教授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属于西方学者所说的“逃避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配置一般,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的、具体的资源配置及其特征.这样,吴易风教授就以一个更宽广的视角重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对于拓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 对马克思产权思想的理论阐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着如何改革的问题,此时,科斯的产权理论在中国大陆甚为流行.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无产权理论,因而主张要用西方的产权理论指导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1995年吴易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1期发表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主张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指导中国国企改革.

他认为,马克思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在揭示经济领域中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对立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阶级对抗性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权制度将被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和法权关系所代替这一历史必然性和长期发展趋势清晰地呈现出来.据此,吴易风教授证实了佩乔维奇的论断,指出马克思早于科斯等西方学者以前一百多年就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他还认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特别是关于产权的性质、关于权利统一与分离的理论,是指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唯一正确的理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吴易风教授指出西方产权理论是适应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理论,决不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的理论依据.吴易风教授对我国理论界有些学者主张照搬西方私人财产原则及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的几种错误的产权改革方案,进行了有理论深度、有说服力的批判.

针对以科斯等人的产权理论为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为充分论证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科学性,吴易风教授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了比较.2007年,吴易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一文,从学术背景、方法论、理论体系、政策含义、历史地位等方面对马克思和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证明了马克思产权理论是迄今为止真正科学的产权理论.他指出,“马克思证明,法律科学所研究的财产关系,实质上就是经济科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科斯没有生产关系概念”,从而“根本不可能揭示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本质”.吴易风教授以大量的史实证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及产权明晰的私有化方案,即使是在她的故乡即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界也遭到许多人摒弃和唾弃的.这对那些不明真相的年轻学者无疑是一种警示,而对那些执迷不悟地贩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无疑是当头一棒.吴易风教授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出了榜样.

3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模型化的理论贡献.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和模型化问题,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和模型化呢?如果一提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模型化,就要理解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者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每一内容、甚至是每一段文字都用数学符号表述出来,那么,作为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是无法数学化的.然而,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仅仅理解为一种数学化表述的趋势,也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的或主要的理论用数学公式或数学模型表示,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模型化这个命题还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吴易风教授正是沿着马克思的主要理论部分进行数学化的.吴易风和白暴力教授率领他们的学术团队最近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该成果人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3月出版.在该书《序言》中,吴易风和白暴力教授等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的数学化建设,但是他们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学建设,并非数学方法运用得越多越好,越复杂越好.”相反,他们提出了使用数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的前提问题.他们认为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数学化,首先“要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表达马克思原意的数学模型.按照这一原则,吴易风和白暴力教授所率领的学术团队分别对马克思的生产函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价值转形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4 以俄为鉴,指明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1995年,吴易风教授应俄罗斯科学院邀请访问俄罗斯,回来后发表了《访俄报告》,报告的发表正值我国国企改革推进之时.这篇报告包括“私有化及其后果”、“两极分化和新资产阶级形成”、“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俄罗斯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等10个专题.文章详细介绍了俄罗斯的改革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失败的.报告指出希望中国的改革应该以俄为鉴,避免落入私有化和自由化陷阱.吴易风教授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给出了一个私有化概念,认为如果国企改革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失去对企业的所有权,企业所有权转移到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和私人手中,企业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变成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就是私有化.他认为“非国有化”实质上是变相的私有化,认为将国有企业所有权二重化为企业所有权和国家最终所有权这一主张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现在,我国正在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2012年12月31日下午,十八届政治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强调坚持“改革与国情辨证统一的关系”.因此,吴易风教授的《访俄报告》中有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保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主张,对于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胡岳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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