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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在对待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分歧,并且在G20峰会前后凸显出来.
最表面的一个冲突,反映在双方的刺激经济计划上.今年德国刺激经济的政府开支,占其GDP的1.5％,法国则仅为0.7％,美国则高达2％.因为德国占欧盟经济比重的19％、其刺激经济的开支占欧盟计划的37％,对整个欧盟的影响最大,德国和美国之间的互相指责也就最严重.在美国人看来,德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美国拿出2％的GDP来刺激经济,很多钱会用来购买德国产品：而德国仅出GDP的1.5％,使美国受益有限.也就是说,德国让美国出钱刺激经济,自己“搭便车”,欧洲其他国家则更不卖力.这是严重的不公平.
但是,在欧洲人看来,欧洲自有一套对付经济危机的办法,不需要美国这么庞大的政府开支.这就造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格局：被称为自由放任的美国,这次要通过强力的政府干预解决问题；而被美国视为是“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欧洲,政府相对而言似乎要“无为而治”了.
在G20前夜,《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欧洲的报道,大概也算美国媒体的自我反省吧.长期以来,欧洲的失业率高于美国.但是社会比美国安定得多.比如,以每10万人中入狱的人数计,美国为686人,英国则为139,是欧盟中人数最高的,南欧国家仅为69.
为什么如此这大概和双方的市场经济体系有很大关系.美国是自由放任型.经济一衰退,工厂、公司、甚至学校、政府都解雇员工.大家失业后虽然可以领一段的救济,但马上就得自己认倒霉了.欧洲则不同.《纽约时报》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德国一个小技术公司最近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生意减少一半.老板把50名员工如数召集起来,要求一半的员工隔周上班.上班时间减半,收入自然会少.但政府负责补贴其三分之一的损失.钱是从公司员工在繁荣时期用加班费创造的基金中来的.结果,没有人失业；工作减半的人,实际的经济损失也很有限,业余时间更多,家庭生活更丰富,比起全职的人生活质量并不差.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并不会因为经济危机而破产、减少消费,对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的需求也小.
这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谓“社会市场”的一个写照.在许多极端的市场派人士看来,也属于“大锅饭”的福利国家制度了.但是,在欧洲人看来.这种制度比美国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更有竞争力.
我们不妨从微观的层面进行分析.欧洲人在经济危机时半职下岗,如同度假,生活没有震荡.孩子的教育也不受影响.相反,许多家长利用半职的“假期”,多和孩子消磨时间,加强了他们的教育,使下一代劳动力更有竞争力.许多公司,干脆乘机让职工脱产培训,增加劳动力的技术含量,等经济一恢复,这些人的劳动生产率就特别高,很容易挽回脱产时的损失.当然,这样的雇佣制度,使公司不敢轻易雇人,怕雇了就甩不掉,造成了欧洲的失业率长期比美国高.但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也使欧洲在岗的劳动力选拔严格、素质高.这也是欧洲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的原因.再看美国,经济一衰退企业就裁人.人一失业,连医疗保险都会丢,家庭就陷入危机.另外,人失业几年,技能就丢了,再拣起来不容易.
我于1999年至2000年在日本居住一年,当时媒体整天讨论新一代高中生的问题：无心进学,又不想工作(指企业的正式工作),全跑到超级市场打工.在日本人看来,这就算堕落的一代了.可是,我到超级市场一看,那些最“堕落”的高中生收银员们,实在是我见过的最训练有素的收银员.对顾客恭恭敬敬不说,手脚之快,实在是以一当十.拥挤的市场客流通畅无阻.回到美国一看,美国那些年纪大得多的收银员,两个也顶不上一个日本高中生.他们经常不知所措,要招呼经理给他们解决收款中的问题,使一条长队堵在那里.一想就明白,美国这些职工,今天被解雇,明天找个别的工作,刚练起来的技艺还没有熟悉,就又得进行“社会流动”了.比起欧洲、日本的职工来,他们严重缺乏职业培训.这样的人就业率越高,劳动生产率可能越低.用欧洲的办法花钱把他们养起来、不出来“捣乱”,说不定还是个聪明的办法.
长期以来,福利国家一直维持着高度的经济竞争力.这就逼得人们反省：福利国家或者“社会市场”是否有其“社会经济”或“社会效率”的优势“社会市场”以人为中心,其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促进人的发展：职工不断提高技艺、有稳定的生活、下一代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这种家庭的“再生产”,不能被经济周期所打断.美国人则经常是在繁荣期疯狂工作,加班费全用来买大房子.经济一走低,则无所归依,自己和家庭都受到了巨大伤害.在低技术的环境下,美国这种刀耕火种、粗放自由的劳动市场,也许在降低成本等方面有优势.但在高技术的社会,能够长期保持技术水平的高质量的职工及其子女,对一个社会的竞争力就更至关重要了.所以,未来中国面临着产业升级等等挑战,我们的经济特别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效率”,更是宽广意义上的“社会效率”.国家和企业对其公民和职工所提供的“社会服务”,是维持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