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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道德规范常常是最有效的约束机制,是规避市场经济中道德风险的最有力工具,因此,优良传统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海关》杂志举办笔会,得便至潮州一游.游览虽然匆忙,但感触良多：潮州竟然如此有文化!光是潮州人以韩愈韩文公作为崇仰的偶像,就足以表明这个城市的文化之高远.
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盛赞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人们多注意前一句,而忽略了后一句的意蕴.韩文公最大的贡献是为儒家传统找到了新生命力.近世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评价韩文公为“唐代文化学术史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折点之人物也”,他“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由此看来,潮州人是十分幸运的.儒家历史,可划分为三期,孔孟为第一期,董仲舒开创第二期,宋儒开创第三期.如陈先生所再三指出的,唐以前之“八代”,五胡乱华,以儒家为骨干的华夏文明陷于衰微境地.因为韩文公贬谪,潮州竟然在华夏文明正统于宋代在北方复兴之前,得新道学之先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潮州的文明更为古老.考虑到后来受北方游牧民族冲击更少,其文明恐怕也更正宗.
陈寅恪先生指出,韩文公的影响及于政治社会层面,这一点对于理解潮州的文化与社会现状十分重要.宗教与准宗教会以其信条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道德规范,进而决定社会结构乃至社会治理模式.潮州人重教兴学、聚族而居、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等等社会风习,即源于儒家的社会生活理想.
陈寅恪先生大作撰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用意甚深.回想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陈独秀等启蒙知识分子把中国在现代化初期遭遇的混乱归咎于传统,尤其是儒家所教化的道德规范体系,及依据这一体系形成的社会结构,比如宗族组织.由此形成“全盘反传统”的现代传统,到五十年展成移风易俗、破四旧等激烈的社会政治运动,传统的社会结构受到种种法律、政策的刻意打击,而趋向瓦解.
然而,假如胡适先生们到潮州进行一番调查,他们或许就不会得出那种荒唐结论,至少不会对自己的结论那么充满信心.即以今天人们最为关心的经济而论,传统保存最好的潮汕地区的经济,除计划经济时代外,向来都是十分发达的.远在清代,就已经发展出诸多跨国公司,很多家族的生意远至西洋、南洋.
按今人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奇迹.今天,很多企业在外地开设办事处,还需要设计种种复杂的制度,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控制,即便如此,还可能遭遇欺骗.经济学家们也热衷于讨论所谓道德风险问题.但两百年前,在没有那些技术的条件下,先人却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想象,那时在外地的经理很可能几年都不回总公司一趟,其间也难有经常性密切联系.
其中的秘密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约束力.经济学家所设想的纯粹的理性人没有资格扮演市场活动的主体,如果他们不受某些基本规则支配、不具有某种规则意识的话.没有规则、没有规则意识,人人都可能是窃贼、骗子,市场就无法维持.至于规则,法律固然是重要的,但其作用仅是辅助性的,因为社会执行法律规则的成本将会太高.最有效的约束机制是道德、伦理规范的约束,而真正能够对个人起作用的道德规范,必然是传统的道德规范.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优良传统有助于经济增长.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这些地方,生意合作伙伴经常局限于同宗、同乡之间.原因在于,同宗、同乡具有共享的道德规范,并可以对那些违犯道德规范者进行有效的惩罚.
当然,这也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挑战：超越狭小群体、地域的现代大市场体系如何形成?回答是：这个大市场必须以文化的同步扩展为基础.儒家传统在全国其他地方复苏到潮州的水准的时候,全国大市场似乎才是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