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经济收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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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经济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是尝试理解落后国家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追赶领先国家.本文从落后国家的最优选择以及其所面临的外部约束来考虑经济赶超的机制.主要包括：模仿能力及成本；合适技术的选择；对产权的保护；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储蓄对收敛的影响.文章最后对有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进行一个简短的评论.

关 键 词 ：经济收敛；后发优势；后发劣势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2-0009-08

落后国家是否能在经济发展上追赶较为领先的国家以及如何追赶一直是发展经济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由来已久.凡勃伦（Veblen,1915）曾提出面对不确定的世界,领先者会首先面对一些为止因素,进而会出现所谓“对工业领先者惩罚”的现象.通过比较英国和德国的工业革命,凡勃伦发现,作为后来者的德国之所以能以相对较快的速度进行工业革命,其主要原因在于,它能通过廉价的成本来模仿英国的先进工业技术,从而能以比此前的英国更快的速度来推进工业化.此后,格森科龙（Gerschenkron,1952）继承并扩展了这种想法,并把它归结为“后发优势”.格森科龙认为,通过引入领先国家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综合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资本和组织等方面的经验从而使其制造业达到高速增长.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模仿成本相对于领先国家的创新所需要的成本较低,所以其增长速度也较快.

后来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对经济追赶问题的理论及实证分析都是在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内进行的.毫无疑问,新古典理论框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无摩擦的瓦尔拉斯世界,但是,事实上经济运行都要受到很多因素的约束.在这些现实的经济约束中,有些是不重要的,所以在进行模型分析时可以把它们忽略,从而抽象出一个对真实世界的近似.可以说,通过对抽象的模型分析进而折射出真实世界的方法是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得以取得极大进步的一个主要贡献力量.在分析具体的约束时,经济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共识之一就是积极为所建立的模型寻找一个令人信服的微观基础.在当代的经济分析中,经济中的主体如家庭、厂商以及个人的行为方式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考虑模型中的制度约束也正在为人们所重视.

正像物理学家在考察真空状态下物体的运动规律一样,经济学家建立抽象的模型分析非常重要,但是为了更好地接近真实世界,我们需要在“真空”状态中不断加入新的“物质”,从而考察事物变动的方向,以期能对经济现象进行更好的解释和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具体到经济增长理论来说,简单抽象的理论得出很好的收敛结论,但是实证分析并不完全支持这种理论,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方向就是我们需要考察哪些方面才是影响经济收敛的主要因素.本文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模仿能力及成本

索洛模型以及其后的曼昆、罗默和威尔[24]的“人力资本”模型中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于领先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等由于交流的增多会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公共知识,从而落后国家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利用这些技术和管理方式.也就是说,知识或者先进的技术等因素存在着良好的外部性,这一点也为此前的凡勃伦和格森科龙所强调.但是,很显然这里的一个重要假设是落后国家有能力获得和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里的问题是,在现在的世界沟通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获得先进技术这一点不成问题,我们很容易地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工厂,并把先进的生产设备引进,更一般地,还可以派出整个团队来实施先进的管理方法.但是,是否能找到合适的工人以操控这些工厂中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呢?雇用当地的工人是否和使用这些设备的受过更高教育的工人具有同样的生产率?发展中国家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一个合适的考虑方向就是假设模仿是从最基本的技术开始的,并且模仿先进工业国的成本随着所模仿技术难度的增加而增加.在这方面,巴罗和萨拉伊马丁[2-14]给出了一个有益的模型.

巴罗和萨拉伊马丁首先定义了两种类型的国家,即技术领先国家和追随国家.并且定义它们在生产产品时的生产函数都采用标准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形式,生产产品需要投入劳动力和中间产品.所有的创新都在领先国家进行,生产同一种产品创新所需要的成本较高,但是创新者可以拥有这种中间产品的垄断权以获取收益,使其有创新的激励.而追随国家不进行任何创新,它只模仿先进国家已经创新出的产品.生产同一种商品模仿的成本比创新该产品所需要的成本要低.并且,随着模仿产品种类的增加,追随国家模仿的成本逐渐增加,其经济增长率则逐渐降低.从而在这种技术扩散模型中会出现追随国家赶上领先国家的情形,但是这种收敛的结果只是在假设影响创新产品所获得的收益的诸变量如政府政策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成立.这与标准的新古典模型所预测的结果相似,因为模仿成本的增加就相当于新古典情形下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

这将导致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当模仿的成本增加很微弱的情况下,追随国会一直进行模仿,直到把领先国家所创新的产品全部生产,从而经济达到一个平衡增长路径.在此时的平衡增长路经上,经济的增长由起初领先的国家推动.第二种情况是模仿的成本增加的比较迅速,或者说创新国所生产的产品并不适合在追随国家进行生产,以至于当追随国家进行模仿时,会很快发现模仿的成本大于自己创新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就不会收敛到一个相同的平衡路径上,在这种情形下追随国家最终并不会与领先国家处于同一个平衡增长路径上.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巴罗和萨拉伊马丁通过实证分析考虑了增长的经验决定因素.他们利用一个把真实的人均增长率和两类变量联系起来的框架.第一类是状态变量,比如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初始水平,后者以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为其表现形式.第二类是控制变量,这包括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国内投资占GDP的比率等指标.这里的关键是状态变量的选取,究竟用什么来代表人均资本存量呢?巴罗和萨拉伊马丁使用的是李和巴罗（Lee and Barro, 1993）所构造的“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来度量.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把t期的一国人均增长率Dyt写成如下的函数形式：

Dyt等于F(yt-1,ht-1,等)

其中,yt-1代表初始人均GDP,ht-1代表初始人均人力资本,函数中还包括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经验研究时,在增长方程中把人均GDP的初始水平处理为对数形式,这可以使该变量的系数代表收敛速度即增长率Dyt对初始人均GDP的比例变化的反应程度.这种情形只有在时间是连续的情形下才使用.不过如果数据的时期间隔长度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处理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近似.详细的论证见巴罗和马丁（1995）附录2A.

技术扩散理论通常假定更多的人力资本会提高吸收新技术的能力[26],在具体的追赶模型中,如果人力资本的增加降低了模仿成本,那么模型就会预测到收敛的结果.这一效应意味着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增长率对人均GDP初始水平降低的反应程度.也就是说,越高,对对数的反应程度就越大.而通过对1965―1975年间成年男性所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程度的分析,巴罗和萨拉伊马丁发现该变量和收敛速度之间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人力资本对追赶效应的重要性.

二、合适技术的选择

落后国家对领先国家的模仿有一个技术选择问题.对落后国家来说,是模仿领先国家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技术还是边界内的技术较为合适?在给定约束的情形下,这一点可以通过对落后国家的最优行为分析得出.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合适技术的思想首先由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11]引入新古典贸易理论,他们提出了“局部干中学”的概念.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认为传统的有关技术进步的文献主要的假设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是把生产函数整体向外推进,如图1所示图1及图2转引自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Atkinson and Stiglitz , 1969）..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被假设为可以增加每一种技术可能下的人均产出.但是,这种思想毫无疑问忽略了新古典框架对生产函数的假设,那就是生产函数并不是一个平滑可导的曲线,其上面每一点都代表不同的生产过程,相应地,对应于每一个生产过程,都有特定的生产技术来从事该生产.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只是改变了与该技术较为接近的生产过程的生产方式,技术进步并不是把生产函数曲线整体向外推进,它有“局部化”效应,只是使生产函数局部向外推进.该图表明了一种极端的情况,即技术进步只是局限于一种特定的技术上面,没有对其他技术有任何溢出效应.事实上,可以认为一项技术进步可以对其相关的技术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如果更进一步假设一项技术进步可以对所有相关技术都有外部效应,那么就会得出传统的技术进步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也即是说,图1所示的传统的技术进步理论只是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所述的“局部化”技术进步理论的一种特殊情况.

考虑到在大部分情况下,技术进步要么来源于“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要么来自于刻意的研发投资,这里首先考虑“干中学”的情况.如果通过工作所学到的知识被局部化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那么它所造成的技术进步将会被局限在该经济所运作的范围内.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当一个企业决定采取哪种生产技术时,它必须考虑到该决定将会对未来生产可能性有什么影响.考虑一家代表性企业,它通过“干中学”所得来的知识是内生的并且在两种技术之间选择,一种是劳动密集型,一种是资本密集型.如果该代表性企业选择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这意味着通过“干中学”,该劳动密集型技术的生产率将得到提高,而资本密集型技术的生产率则保持不变.需要强调的是,当该企业选择采用何种生产技术时,它不仅仅需要考虑现期生产要素的价格,还需要考虑改变技术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会随知识的增加而增加.换句话说,企业选择合适的生产技术需按照以下原则,即选择能使收益减去成本达到最大值的技术.例如,即使目前该项技术的要素成本可能很高,但是如果代表性企业认为该项技术的未来收益足够大,它仍然会选择该项生产技术,只要它能使企业获得最大化的收益.比如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它可以选择采用大量工人和少量自动化设备进行生产,也可以选择采用少量工人和大量自动化设备进行生产.企业所面临的情况是,在现阶段使用工人的成本较低,而采用大量的机械化设备需添加大量的设备,成本较高.但是,如果该企业认为采用大量机械化设备从长远来看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即使现实成本较高,也会选择该项生产技术.

上面的论述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即通过“干中学”所带来的收益被限定在特定的企业内部,不存在外部性.正像阿罗[6]所指出的那样,当存在外部性时,需要政府的介入以使投入和产出达到最优水平.这就需要考虑有意识的研发对生产技术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当技术进步被局限在一种生产技术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哪种技术需要改进?研发活动可以促进每一种技术进步,但是一旦一个研发项目被实施,它就只能对特定的生产技术产生影响,所以这里仍旧是一个选择问题,企业的最优化问题在这里同样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方面的理论还没有进一步的模型化,所以对这类模型引进一个更为细致的微观基础,可能会为合适技术理论带来更大的发展.

对合适技术与增长的关系更进一步的讨论由巴苏和威尔[15]等人提出.在巴苏和威尔的模型中,技术进步采用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所述的“局部化”形式,技术的扩散在国家间缓慢进行,而知识的扩散是及时的,并且不存在采纳技术的成本.巴苏和威尔用资本密集度来替代技术,这里的资本定义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一种技术仅仅对应于一种资本劳动比率,在它们的模型中,技术的扩散不是立即进行的,因为落后国家需要花费时间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以很好地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如果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增加储蓄来增加资本存量,就有可能获得较高的增长率.在上述论证下,通过强调合适技术的使用和技术扩散,巴苏和威尔的模型取得了比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更好的条件收敛的预测结果.通过上述分析同样可以看出,在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中,合适技术的选择会对追赶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三、对产权的保护

产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反映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产权问题的复杂性,所以经济学家对其定义也不尽相同,不同的经济学家强调产权的相应方面.在产权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阿尔奇安看来,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私有产权则是将这种权利分配给一个特定的人,它可以同附着在其他物品上的类似权利相交换.私人产权的强度由实施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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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科斯是在考虑外部性问题时引入他有关产权的看法的,科斯的产权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他在揭示传统的理论错误的同时,提出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这一点也为莫特森[9]所认同,莫特森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一个个体所采取的行动会对其他个体产生影响.比如,一个开车的人可能会因为汽车尾气的排放而对周围的人产生负的外部性；在另一种情形下,一个书法爱好者写了很好的一幅作品,周围看到这件艺术品的人由于看到美好的事物而产生快乐,这种情况下会产生正外部性.在非合作行为方式的假设下,除非产权被很好的定义,否则这些外部性总是存在.在汽车排放污染物的例子中,如果开车人并不要求对其所造成的污染进行赔偿,那么他就不会有足够的激励去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考虑一个“创新竞赛”（innovation race）的情况,一定数量的公司都努力发明一项技术.每一个公司成功发明该技术的可能性取决于该公司的研发投入量.众所周知,除非有良好的产权制度保证发明该技术的公司拥有该技术所带来的潜在收益的索取权,否则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选择创新.在独家的专利权保护下,最先成功发明该技术的公司获得该技术所带来的所有潜在的收益,但是劳利[23]在非合作博弈的框架内证明了这种“创新竞争”会导致整个社会超出帕累托最优的研发投资量.

另一位经济学家德姆塞茨虽然也是从外部性的角度来定义产权的,但他更强调产权的功能和作用.德姆塞茨首先指出,只有当交易发生时,产权的界定才有意义.在鲁滨逊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在德姆塞茨这里,产权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出现的,它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减少外部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与阿尔奇安强调产权的“强制实施”不同,德姆塞茨主要强调的是产权的工具性.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能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那些当他与他人交易时能够合理持有的预期.这种预期通过法律、习俗以及社会道德等等表达出来.”[18]

有了上面的规定以后,我们可以认为所谓私有产权、公有产权和国有产权,实质上就是将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收入的享用权界定给了一个不同的个体.在区分了不同的产权结构后,我们所需要考虑的就是各种产权安排是否具有效率,而一种产权安排有效率与否,主要是看该产权安排是否能为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机理.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在公有产权情形下,由于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所有权利,所以会造成谈判成本；在国有产权的情况下,由于权利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代理人来行使,所以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而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上述两种由外部性问题所带来的成本就会内部化.产权理论的分析表明,当产权作为一项保证经济交易过程中的“强制执行力”和保证效率的“工具”时,对正常的经济运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产权空缺的情况下,我们生活的社会将变成所谓“霍布斯丛林”,正常的经济交易将不会发生.在巴罗和马丁有关技术扩散和收敛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如果不能很好地保护知识产权,那么先进国家就没有足够的创新激励,而落后国家则有很强的模仿需求,这种情况会造成增长的持续进行很难维持.也就是说,在产权得不到很好保护的情况下,模型所预测的收敛结果就不会出现.贾德[20]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考虑了现代知识产权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即专利的功效.

四、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在前文所述巴罗和马丁的分析框架内,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在政府的政策以及其他变量不变情形下才存在着落后国家追赶领先国家的现象.不过现实生活中显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历史数据表明,不同的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政府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较多的国家平均而言比其他国家增长率要低,[12]政府投资较多的国家似乎比其他国家增长率要高.库兹涅茨（Kuzs, 1988）总结了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的共同特性,他的结论表明它们均采取了鼓励公司和企业发展的政策,并取消了对商业活动的管制和限制.政府的作用不仅在于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以促进和引导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政府作为一个强制的第三方在保护私人产权和监督合约的实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传统的政治学分析框架内,主要考虑的问题包括政府的起源及其功能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对政府本身的分析方兴未艾.在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框架内,政府同社会中的其他行为主体如企业和个人一样有其自身的利益追求.在不同的组织形式下,由于政府的偏好不同,不同类型的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也不尽相同.比如,在传统契约论思想影响下建立的国家一般对政府的权力有很强的限制,政府就是简单的如亚当•,斯密所谓“守夜人”角色,相应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也较小；与此不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对经济有较多的控制.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对经济收敛的速度会有何种影响呢?显然为了可能进行实证分析,我们需要寻找合适的工具来度量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陈志武认为,一个可以接受的替代是用国有企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来表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12]

在新近一篇有关政府管制和收入机会的文章中,陈志武首先根据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代议制政府”和“是否具有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国家形态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类国家拥有代议制政府又是市场经济,典型的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第二类国家拥有代议制政府但是非市场经济,意大利、法国、日本和印度近似于这一类型.第三类国家有非代议制政府,但却是市场经济,这种类型现在少见,但在现代政治产生之前许多传统社会,包括不同朝代的中国都属于这一类.第四类国家拥有非代议制政府同时又是非自由市场经济,当今的中国、前苏联和从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这一类.

在人们的印象中,如果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总是可以导致效率,那么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则意味着公平,因为政府总是可以通过对资源的再配置来调整各地区经济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可是,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的实证分析却表明,人们的直觉可能并不总是指向事实的真相.巴罗和萨拉伊马丁计算了美国50个州在1880―1890年间和日本47个县在1930―1990年间的收敛速度和方差系数,结果表明,美国的贫困州在1880―1890年间以每年1．7%的速度缩短它们和全美平均水平的差异；日本各县之间的收敛数值则达到了2．79%,这意味着日本只需要2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使贫困地区与全国的收入差距缩小一半.与此相反,第二类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和印度的趋同速度则相对较慢,收敛数值分别为1%、1．4%和1．4%.这意味着意大利需要约69年的时间才可以使贫困地区的收入水平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缩小一半.为了证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会对经济收敛的速度产生影响,陈志武以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国为样本,用1978―1991年间各国国有企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做横轴,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的趋同速度作为纵轴做一个回归,结果清楚地表明,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特征.

这看似与常识相悖的现象其实可以用经典的索洛增长模型来解释.在索洛的增长理论中,地区间人均收入增长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不同经济中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不同所造成的.在典型的新古典瓦尔拉斯世界中,资本总会流向得到最高回报率的地区,从而使劳动力和资本达到最优的配置比率.在这里,市场力量会促使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当资本劳动比在各地区达到平衡时,地区间的人均收入也趋于相同.当然,这种趋同所必须依赖的前提是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条件,政府不得通过立法等手段限制生产要素的流动.

五、储蓄对收敛的影响

斯蒂格利茨[27]考察了在个体不是在最优储蓄的条件下经济如何收敛.在假设经济中的个体不选择最优储蓄的情况下,其研究表明,如果所有的个体都把其收入的固定比例作为储蓄,那么最终贫穷的国家将追赶上富裕的国家,即收敛发生.Kemp, Murray and Shimomura[21]则证明了当经济中的个体选择最优储蓄（即只关心消费）时,追赶情形不会发生.但是当把相对财富作为一个变量引进模型中的效用函数,并对它赋予一定的权重,则在个体选择最优储蓄的情形下追赶效应同样可以发生.为什么要引入相对财富呢?因为正像亚当•,斯密所认为的那样,对非市场类商品（non-market goods）的追求可能是人类的本性.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写道：

人们忙碌和辛苦是为了什么?等并不是空虚感使我们这样做等人追求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侍候财富的报酬和那种满足感.

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的意识普遍存在于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为什么在一个动物的世界中个体会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爱德华兹（Wynne-Edwards, 1962）认为这是生育下一代的凭证.阿克罗夫[9]考察了人们对所谓社会地位追求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他认为人们对社会位地过度的追求会造成浪费,阿克罗夫称之为“恶性竞争”.科尔[17]等人则证明了把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的必要性.肯纳德（Kenrad, 1992）则认为,在一个存在两种代理人的经济中,那些只关心自己消费的人会因为那些关心他们的相对财富的人存在而受益.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会出现过度积累资本的情形.后来Ngo Van Long and Koji Shimomura (2004)又证明,当把相对财富作为一个变量引进模型,并对它赋予一定的权重,则在个体选择最优储蓄的情形下追赶效应同样可能发生.在他们的模型中,相对财富用个人财富和社会平均财富之比来表示.在标准的增长模型中,当考虑家庭的情形时,若用C（t）表示每一家庭成员的消费,u(•,)表示即期效用函数,则即期效用函数的形式可以表述为：

U(C(t))等于C(t)1-θ/(1-θ)

这一效用函数被称为相对风险回避系数不变的效用函数,因为这一效用函数的相对风险回避系数为θ,与C无关.相对风险系数为-CU″(C)/U′(C)等于-C(t)(-θ)C(t)-θ-1/C(t)-θ等于θ.在引进相对财富后,效用函数则变为：

U(ci,ki/k)等于u(ci)+θv(kk/k)

这里ci代表个体消费,ki表示个体i的财富,它被定义为其未来收入总合的现值.k则代表社会财富平均水平,θ为相对财富在效用函数中的权重.当θ等于零时,则模型简化为标准的拉姆齐-卡斯模型.

Ngo Van Long and Koji Shimomura的文章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1）强调了追求社会地位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的作用,即把相对财富变量引进增长理论.（2）对能发生追赶情形的具体条件的分析.在他们的内生AK模型中,当赋予个体在相对财富方面一定的权重时,Ngo Van Long and Koji Shimomura证明了在一个包括封闭经济的环境中,如果一个国家的个体对他们的相对财富赋予越大的权重,那么这个国家在长期内将会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追赶效应将出现.这为不同国家长期内的不同增长率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

六、“后发优势”或者“后发劣势”

理论模型所预测的完美的收敛情形依赖于严格的假设.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很多国家经历长时期低速增长或零增长,这样,部分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非但没有呈现出收敛态势,在一定程度下反而出现发散的情形.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理论模型的错误,因为毕竟现实经济是一个面临复杂约束的统一体,当这些约束因素对理论模型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有很大影响时,收敛的情形将不会出现.于是经济学家转而从制度方面的因素来考虑影响经济收敛的因素.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6]指出,落后国家可以很容易地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但是对制度的模仿则不像模仿技术那样简单,特别是在转型国家,模仿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收益会由于制度的缺位所带来的成本所抵消.通过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例证,萨克斯等人指出,经济追赶过程中的制度代价会大大超过赎买既得利益者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也就是说,对落后国家来说,存在着所谓“后发劣势”.

林毅夫[5]对上述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通过在新古典框架内的要素比较优势以及技术创新的成本等方面因素的分析,林毅夫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基于二战后只有极少数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对领先国家的追赶,林毅夫认为,这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成本较低,由此决定了这些国家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的阶段.如果经济落后国家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合理地利用其产业结构由于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4]所以如果一个国家要想提高其产业结构,需要提高其人均资本拥有量.,则落后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中,存在着“后发优势”.

有关“后发优势”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战后欧洲一些国家相对于美国的收敛.在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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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我国的情况来讲,改革开放以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人均收入迅速地向发达国家靠拢.在模仿能力及成本方面,数以亿计的产业大军经过近几年的“干中学”,正在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可以预料到,这个过程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将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日本的故事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战后工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的日本能够在战后的几十年间重新成为超级大国,与其战前良好的人力资本存量密切相关.

同样地,我国在近些年的发展战略中,积极选择合适的技术,采取了积极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抛开简单的感情冲动,采用理性的分析结果表明,用数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并无不妥,因为这是目前我国处境下的最优选择.因为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些工作机会将会转向南亚大陆,而工作机会对刚进入工作岗位的工人非常重要.通过生产可以供全社会使用的雨伞和袜子等日常用品,为数众多的非熟练工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熟练工人,而这对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在对产权的保护方面,随着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法制观念的逐步加强,可以预见,法律基础将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制度保障.而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在逐步降低国有经济在经济体中的比重,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逐步减弱.跨国经验研究表明,这种改变也将有利于经济向领先经济体的发展.

有关储蓄方面的研究文献极多,然而问题也最为复杂.罗斯托等人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储蓄率总是会经历一个先升高,然后持续不变保持一段时间,继而趋于下降的过程.而我国目前正处于高储蓄的持续阶段,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将来,储蓄率将会迅速降低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将会对我国的经济表现造成影响,也是需要警惕的.同时,收入差距的过大也为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上述分析表明,对一个特定国家来说,存在大量的约束影响该经济的表现,而且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约束是外生的.所以说,“后发优势”或“后发劣势”都只是对特定的经济才是一个合适的概括.也许正如肖特[7]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个随机过程,以至于我们所观察到的实际发生的一切仅仅是制度的一次轮回.惟一的问题是,这个轮子是否具有偏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