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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论者关注起鲁迅当年的经济收入和经济状况来,但看法是截然相反的：一说,鲁迅是富人；一说,鲁迅是穷人.这两种看法孰是孰非?近读鲁迅晚年书信,他对此都有过明确的表述.这些表述,对于我们了解鲁迅的伟大人格及他的经济生活,是第一手的材料.
“我为了反抗政府,
确实贮了一些钱,以备万一”
鲁迅很重视自己的经济收入.他曾对友人说：“无论什么,总和经济有关,居今之世,手头略有余裕,便或出或处,自由得多,而此种款项,则需豫先积下耳.”（致章廷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2卷211页.以下引用文字,除专门标注的以外,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第12卷51页）
为什么鲁迅重视经济收入和积一点钱呢?除了要过日子和能继续写作以及“防患未然”外,主要还是当时斗争的需要.他曾对日本友人说过：“我为了反抗政府,确实贮了一些钱,以备万一,使我即使被迫害,什么都不能做了,还能有饭吃.”“许多人毫无准备,一受压迫,大都不外屈服.”（致增田涉,转引自《再读鲁迅》,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白色恐怖加剧,进步文人有被捕、被杀的,鲁迅几次避居在外,他写的书、文章,不仅过去的被禁,新写的也常不能发表,使他不断变换笔名,即使这样,还常被删削,因此他的经济收入大受影响.就是这种情况,因他过去“贮了一些钱”,所以生活还能过下去.他给友人信中说：“（近来）文稿很难发表,因压迫和书店买卖坏,经济上自然受些影响,但目下还不要紧”（致曹靖华,第12卷523页）.又说：“至于生活,则因书店销路日减,故版税亦随之而减,此后如何,殊不可知,倘照现状生活,尚可支持半年,如节省起来,而每月仍有多少收入,则可支持更久”（致曹靖华,第12卷299页）.“贮一些钱,以备万一”,这是鲁迅一直到去世都坚持做的.据周海婴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透露,鲁迅去世前,曾为许广平和他“准备了一笔钱”,以供他们今后的生活.
“我先到上海,无非是想寻一点饭”
鲁迅于1927年秋天同许广平前往上海定居后,至1936年逝世,这9年期间,他除开始几年受聘过蔡元培的“大学院特约撰稿员”而领每月固定薪酬300元（实则为蔡元培听说鲁迅去上海无职业怕他生活困难而有意帮助他）外,其余全靠写、译作为生.他去上海前给友人信中说：“我先到上海,无非是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致翟永坤,第12卷67页）又说：“到上海去.那边较便当,或者也可以卖点文章.”（致台静农、李霁野,第12卷72页）然而到上海后,他很快发现：“上海到处都是商人气等住得真不舒服.”（致李霁野,第12卷202页）“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致曹靖华,第13卷30页）,“我能否以著书生活,恐怕也是一个疑问”.（致李霁野,第12卷202页）“以译书维持生计,现在是不可能的事.”（致李秉中,第12卷239页）因此他在给友人信中发出感叹：“其实在今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致陈浚,第12卷143页）
但不管怎么说,鲁迅毕竟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容易发表,因此稿酬也多,生活总还是优裕的.有研究者统计了鲁迅日记中这9年的经济收入,得出这期间鲁迅总收入为旧币7.8万多元,平均每月收入有700多元,合今天人民币2万多元（这还是前些年研究得出的数字,今则恐怕合3万到4万人民币了）.有人据此认为鲁迅当属富人之列.
这只是从表面看问题罢了.
“卖文为活,亦大不易”
首先,鲁迅这点收入取得是非常不易的,且无保障.他除开始几年有“大学院”固定薪酬300元外,其他全靠辛苦写作和译作来取得.他在给友人信中说：“现在的生活,真像拉车一样,卖文为活,亦大不易”（致曹靖华,第13卷455页）.鲁迅在一封信中又说：“我近来总是忙着看来稿,翻译,校对,见客,一天都被零碎事花去了.”（致韦素园,第12卷156页）因此,他的写作时间都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另一封信他说：“别的琐事又多,会客,看稿子,绍介稿子,还得做些短文,真弄得一点闲工夫也没有,要到半夜里,才可以叹口气,睡觉.”（致曹靖华,第13卷419页）他给友人写信诉苦说：“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致章廷谦,第12卷225页）
鲁迅晚年身体不好,时常生病,但为了生计,他还得去写作和翻译.有多封书信谈到了这种状况：“近来因为生病,又为生活计,须译著卖钱,许多事情都顾不转了.”（致何白涛,第13卷312页）“上海大热,昨天室内已达（华氏）九十五度,流着汗译《死魂灵》,痱子发痒,脑子发胀.”（致增田涉,第14卷366页）之前鲁迅曾向一位青年作家解释说：“今年也热,我们也都生痱子.我的房里不能装电扇,即能装也无用,因为会把纸吹动,弄得不能写字,所以我译书的时候,如果有风,还得关起窗户来,这怎能不生痱子.”（致萧军,第13卷501页）“又在咳嗽,消化不良.我的一个坏脾气是有病不等医好,便即起床.近来又为了吃饭问题,在选一部小说,在读名著及非名著,忙而苦痛.”（致曹聚仁,第13卷364页）就是著名的鲁迅与景宋（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的编辑出版,最初也是为了生计：“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致许寿裳,第12卷326页）总之,鲁迅为了生计,不论严寒和酷暑,也不顾劳累和生病,他总是不停地在写作、翻译和编书,他真是“很苦”的了.
然而,就是这样,鲁迅还经常收不到稿酬和版税.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致章廷谦,第12卷99页）“这里的有些书店老板而兼作家者,敛钱方法直同流氓,不遇见真会不相信.”“我的版税被拖欠得很厉害.”（致黄源,第13卷411页）“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致章廷谦,第12卷99页）“我有三千余,与开明书店交涉至今,还是分文也得不到.”（致曹靖华,第12卷285页）就是鲁迅亲自帮助建立的北新书局,后来也常拖欠其版税,以至有一阵子鲁迅要聘请律师,和北新打官司.鲁迅曾和友人说过,北新欠他有十七八万元.鲁迅逝世后,这位友人写文说：如鲁迅得到这批款子,就有条件易地疗养,还能活得长久些,贡献更大些.再有就是鲁迅写的书文,常被盗版.鲁迅给友人写信说：“上海真是流氓的世界,我的收入,几乎被不知道什么人的选本和翻版剥削完了.然而什么法子也没有.”（致曹靖华,第14卷55页）“翻印的一批人,现在已给我生活上的影响；这里又有一批人,是印‘选本’的,选三四回,便将我的创作都选在他那边出售了.不过现在影响还小,再下去,就得另想生活法.”（致曹靖华,第14卷23页）就是鲁迅自己花钱印的书,放在书店里代售,“他们收下了,我也无此本领向他们收回书款,我自己印的书就从来未有不折本的.”（致王志之,第13卷310页）“还有顶要紧的,是代卖店,他们往往卖去了书,却不付款,我自印了好几回书,都由此倒灶的.”（致吴渤,第12卷498页）不过,鲁迅为了国际文化交流,他对国外作家翻译他的作品是不收报酬和版税的,这成了他的一个惯例.他逝世前不久还答复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说：“我同意于将我的作品译成捷克文,这事情,已经是给我的很大的光荣,所以我不要报酬,虽然外国作家是收受的,但我并不愿意同他们一样.先前,我的作品曾经译成法、英、俄、日本文,我都不收报酬,现在也不应该对于捷克特别收受.况且,将来要给我书籍或图画,我的所得已经够多了.”（第14卷398页）
收入被“各方面纷纷分散”
鲁迅收入虽然不少,但负担重,用钱地方多.“年来每月所收上海及北平版税,不能云少,但亦仅足开支.”（致李小峰,第12卷332页）1930年初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道：“我近来做事多而进款少,另外弄来的钱,又即被各方面纷纷分散,今又正届阴历年关,所以很窘急.”（致李霁野,第12卷219页）
这“各方面”都指什么呢?首先是家庭负担.鲁迅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致台静农,第12卷308页）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我有一个担挑,一边是老母,一边是稚子.”（转引自《再读鲁迅》,第93页）北京有母亲和原夫人朱安（和雇的佣人）要全部负担；上海自生了海婴后,也雇了两个佣人,负担更重了.还有鲁迅的亲属,有困难和急需用处时,鲁迅也要管.如鲁迅三弟周建人的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是鲁迅支付的.有一年,鲁母提出要在家乡修坟,鲁迅身边一时无现款,就给北新老板写信,要他将《桃色的云》和《小约翰》两书纸板带来,“设法集一笔现款,只好藉此设法耳”.（致李小峰,第13卷131页）
其次是帮助人的开支.鲁迅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过：“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的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致曹白,第14卷121页）被鲁迅帮助过的青年作家、画家以及其他人,真是很多.青年作家叶紫,一次写信给鲁迅,说他“已经挨饿了”,请鲁迅帮助问问他投稿的稿酬如何.鲁迅回信说,“已放十五元在（内山）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致叶紫,第13卷513页）青年木刻家何白涛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即失业,他要回广东老家,但苦于没有路费,写信向鲁迅借钱.鲁迅回信说：“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致何白涛,第13卷5页）作家萧军、萧红也从鲁迅那里拿过钱救急,一次鲁迅回信说：“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但这之前,会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费,也料不定.那时再通知.”（致萧军,第13卷453页）萧军、萧红用了鲁迅的钱,感到“刺痛”,鲁迅回信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的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致萧军、萧红,第13卷280页）
此外还有捐助――对“左联”及一些进步刊物,他不时都有过捐款.如一次鲁迅给“左联”办《文艺群众》刊物的徐懋庸写信说：“附上稿费收据三张,为印刷之用,乞便中往店一取为感.”（致徐懋庸,第13卷538页）等等.
总之,正如晚年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说的：“男为生活计,只能漂浮于外,毫无恒产,真所谓做一日,算一日,对于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办法.”（第13卷128页）
经济收入“窘迫”,
身体日坏
上述“各方面”加在一起,鲁迅的收入就入不敷出了.在鲁迅晚年书信中,在谈到经济生活时,不时看到“窘迫”、“窘急”、“拮据”等字眼,就不奇怪了.这使他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大受影响.如他在上海生活几年后,觉得环境不好,身体也日坏,一次他给友人写信说：“上海的空气真坏,不宜于卫生,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山巅海滨,是极好的,而非富翁无力住,所以虽然要缩短寿命,也还只得在这里混一下了.”（致王志之,第13卷121页）上海一二八事变时,他的寓所突陷火线中,共中四弹,他携妇孺避入内山书店,友人劝他搬一更好地方,他信中说：“至于搬家,却早在想,因为这里实在住厌了.但条件很难,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如此天堂,恐怕不易找到,而且我又没有力气,动弹不得,所以也许到衰不过是想想而已.”（致曹白,第14卷163页）又说：“盖重营新寓,为事甚烦,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致许寿裳,第12卷287页）又如他的老母在北京,他晚年想去看望,也是怯于财力不能成行：“欲归省,则三人往返川资,所需亦颇不少,今年遂徘徊而终于不动,未可知也.”（致李秉中,第12卷303页）“本欲往北京一行,勾留一二月,怯于旅费之巨,故且作罢.”（致许寿裳,第12卷293页）就是晚年鲁迅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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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医生和友人都劝他搬一好住处以利病情；或到外地疗养.但鲁迅为家中今后生计以及经济考虑,都不能成行：“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较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只好停止了.”（致曹靖华,第14卷171页）“（在苏联的作家萧三）力劝我游历,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觉为难,而家眷（母）生计,亦不能不管也”.（致曹靖华,第14卷11页）
“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
这么说来,鲁迅当然不是富人,但他能划入穷人之列吗?也不是.鲁迅对自己总的经济状况曾有过明确的表述：“我的生活其实决不算苦.”（致曹白,第14卷56页）“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致窦隐夫,第13卷249页）“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中上”.（致母亲,第12卷418页）应该说,鲁迅是一个以写、译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虽然生活不富裕,但还能过上“中上”的生活.这是当时时代使然.鲁迅这样一代文豪还只能过这样的经济生活,其他文人就更等而下之了.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