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渔业保险需求与供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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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保险的需求和供给的一般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渔业保险市场的供求状况分析,深入研究渔业生产和渔业风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完善我国渔业保险制度模式提供基础工作.

关 键 词：海洋渔业保险；需求与供给；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8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70-05

一、保险需求供给理论的一般分析

(一)风险态度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消费者对风险态度的不同,其保险需求有很大的差别.在VonNeumannMenstern创造VNM效用函数中,把人们对于风险的偏好分为三种类型,即风险爱好、风险中性、风险规避.这三类风险态度的分类标准如下.

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U等于U（w）,,其中w为货币财富量,且效用函数U等于U（w）为增函数.若对于一张彩票L等于［p,w1,w2］,彩票的期望效用函数表示为E［U等于U（w）］等于pU(w1)+(1-p)U（u2),p和1-p分别为财富和发生的概率.假定消费者在无风险条件下（即不购买彩票的条件下）可以持有的确定的货币财富量等于彩票的期望值E(w)等于pw1+(1-p)w2.当U(E(w))>E［U等于w1,w2］,即当U［pw1+（1-p)w2］>pU(w1)+(1-p)U(w2)时,表明此时消费者认为在无风险条件下持有确定的货币财富量的效用大于在风险条件下彩票的期望效用,则该消费者为风险规避者（图1）.当U(E(w))

西方经典理论研究表明,大多数消费者是风险厌恶者,因此,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讲,都有一个如何设法降低风险的问题.保险是转移和分散风险的有效工具,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会愿意放弃一部分收入去购买保险,将不确定的风险损失变为确定性的保费支出.

从投保人一方考虑,假设投保人的初始财产为W,意外事件发生的损失概率为π,意外事件导致财产损失L；保险费率设为p,保险金额为k,投保人不投保效用设为Ud0等于πu(W-L)+(1-π)u(W),ud1等于πu(W-pk-L+k)+(1-π)u(w-pk),为投保后效用.对于投保人来讲,只有当“投保后的效用”不小于“不投保的效用”,即Ud1Ud0：时,预期效用最大；进一步,保险费率p越低,投保的效用越大,反之则效用越小,当p高到使Ud1等于Ud0,即：πu(W-pk-L+k)+(1-π)u(W-pk)等于πu(W-L)+(1-π)u(W)时,此时等式中p可以用pmax代替,表示投保人愿意接受的最高费率.对于投保人来讲,最优费率就是投保后不改变其初始的期望收益,也就是π(W-pk-L+k)+(1-π)(W-pk)等于π(W-L)+(1-π)(W),解等式得：p*max等于π.

说明在公平精算保险费率下,即p*等于π时,风险厌恶的消费者最优保险决策时购买足额保险,使损失恰好等于保险金额.而当保险费率大于公平精算保险费率,即p＞π时,购买不足额保险是风险厌恶消费者的最优保险决策.不论是足额保险还是不足额保险,按照贝努利定理,只要保险是按照公平精算保险费率提供的,对于一个风险厌恶的保险消费者来讲,投保后的期望效用总是大于不投保时的期望效用,即便存在保费加成,只要风险保费在一定的限度内,风险厌恶的消费者就有购买保险的意愿.

从保险人一方看,假设保险人初始财产为S,不承保的效用Us0等于U(S),承保后的效用为Us1等于πu(S+pk-k)+(1-π)u(S+pk).对保险人来讲,只有当“承保后的效用”不小于“不承保的效用”,Us1Us0,即πu(S+pk-k)+(1-π)u(S+pk)≥U(S),保险人预期效用最大.进一步,保险人收取的保费p越高,承保效用越大,反之则越小.当p低到使Us1等于Us0,即πu(S+pk-k)+(1-π)u(S+pk)等于U(S)时,此时等式中p可以用pmin代替,表示保险人愿意承保的最低费率.同样对于保险人来讲,最优费率就是承保后期望收益等于初始财富.也就是π(S+pk-k)+(1-π)(S+pk)等于S,解等式得：p*min等于π则p*min等于π等于p*max等于p*,p*表示公平精算费率.根据风险有效配置原则,帕累托最优的安排将是风险中性的保险人按照精算公平费率p*等于π提供保险商品,承担全部风险,而作为风险厌恶的投保人则愿意以公平精算费率购买一个足额保险,完全转嫁自身风险,确保风险状态下有一个确定的最优化收入.上述结论基于完全市场假设,保险公司按照p*等于π提供保险商品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非现实市场中的保险费率.保险人在提供保险过程中,由于存在交易成本,使得实际的保险费率大于精算公平费率p＞p*等于π,当保险人实际费率大大高于投保人所愿意支付的费率p*max时,投保人的最优选择是购买不足额保险或者不买保险,引起供求失灵,市场失效.

二、影响渔业保险需求的因素分析

(一)风险状况

理论上,风险损失程度与保险需求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当个体（消费者）是风险厌恶时,面临的风险越大、风险损失程度越高,个体希望通过保险来规避未来不确定性损失的愿望就越强烈.

举个例子：假设参与者有初始财产w0,面临三种公平,假设第一种赌局赢输概率均为50%,赢或输h单位财产,则个体期望效用函数为：

E［uh(w)］等于0.5u(w+h)+0.5u(w-h)

第二种赌局赢输概率仍为50%,赢或输2h单位财产,则个体期望效用函数为：

E［u2h(w)］等于0.5u(w+2h)+0.5u(w-2h)

第三种赌局赢输概率保持不变仍为50%,赢或输3h单位财产,则个体期望效用函数为：

E［u3h(w)］等于0.5u(w+3h)+0.5u(w-3h)

图3期望效用水平与风险大小（h）的关系

图中看出,假设参与者是风险厌恶者,当h上升到2h、3h时,消费者的期望效用却从A点下降至C点,即A>B>C,也就是E［uh(w)］>E［u2h(w)］>E［u3h(w)］,说明赌局的风险越大,参与者期望效用会越低.当财富增加时（图3横坐标w+h、w+2h、w+3h）,由于存在财产的边际效用递减,尽管他的效用评价也上升,但上升幅度递减,而一旦出现失败（图3横坐标w-h、w-2h、w-3h）,财产受损,效用损失会更大.同样幅度的财富的失去或赢取所对应的“失”时的效用损失幅度大于“赢”时效用增加的幅度.也就是当3h或2h损失出现时,参与者认为其效用损失比h的损失大得多.所以为了减低不确定性损失,参与者会愿意通过购买保险来降低风险损失.保险的主要功能是构建了一种有效的风险损失分摊机制.一般情况下,保险并不能减少风险事件是否发生的不确定性,也不能改变事件发生的概率,但它能以确定的保费支出换取财产标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损失.因此,当行为个体面临的风险越大,损失程度越高,其对保险的需求就越大.

海洋渔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海洋环境和渔业资源为依托的,因此,各种海洋自然灾害如风暴潮、赤潮,以及各种海洋环境的变化如温度变化和海洋环境污染等常常给渔民带来生产损失甚至导致毁灭性打击,海洋自然灾害的不可预测性,难以抵御性和相当大的破坏性极大地增加了渔业生产的风险性（表1）.表12005-2008年主要灾根据笔者2008年8月对浙江舟山、台州、温州等沿海渔区所作的400多份调查问卷显示,超过一半的渔民损失程度高于40%(图4).总体看,渔民作为渔业生产主体承受的风险因素多,渔业灾害损失相当频繁,损失程度大,在主观上渔民具有较强的渔业保险需求,当然这种需求要转化为有效需求还要考虑渔民保费支付能力,保费支付能力取决于渔民的收入状况.

图42004年以来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导致渔民损失分布表

(二)渔民收入状况

收入与保险需求存在相关关系.根据历史数据,渔民收入总体上高于农民,渔民收入构成中来自渔业收入超过50%,而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收入只占农民收入来源的30%左右,前者明显高于后者.从生产风险看,渔业风险高于种植业风险,前者风险不仅导致财产损失,而且导致渔民人身伤亡,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种植物财产损失.因此,与农民相比,渔民购买渔业保险的意愿及支付能力理论上应高于农民,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相对于渔民面临的巨大渔业生产风险,渔民收入的有限性又使其希望通过保险分散风险的保费支付力不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从2000年以后,渔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增幅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同期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稳定,渔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在缓慢缩小（表2）.近年来由于渔业资源衰退、生产成本上升、作业渔场缩减,渔民依靠传统捕捞收入下降.渔民整体收入预期的下降直接引起保险支付意愿下降,所以,在收入约束条件下,以何种价格购买保险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是渔民保险决策的关键.

(三)保险费率水平

保险费是渔民为转移风险、获得安全保障所要支付的代价,单位保障金额需要缴纳的保费构成保险费率（简称费率）.保险费率是影响渔业保险需求诸因素中最灵敏的因素,其费率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保险需求.一般情况下,保险费率与需求呈反向关系,费率越高,保险需求越低.如图：当费率为P0,对应保险需求量为Q0,当费率提高至P1时,保险需求量左移至Q1.渔业保险相对于收入有限的渔民来讲并非是必需品,因而,费率高低对于保险需求影响较大,过高的渔业保险费率将抑制渔民的保险需求.

图5保险费率影渔民保险需求水平

(四)渔民保险意识

保险意识是指风险主体单位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损失威胁时运用保险手段进行风险管理的主观态度.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风险主体的安全保障意识越强,保险需求越大.风险主体面临的风险越大、遭遇的风险损失越高,则利用保险分散、转移风险的意识也越强,另外生产方式、文化教育、环境因素、传统习俗等因素也对保险意识形成影响.

浙江渔区400份调查问卷显示,渔民在回答“保险是否重要”问题时,认为保险“非常重要”和“重要”的渔民达92.9%；认为保险可有可无、“无所谓”的渔民为3.1%；而认为“不重要”和“一点都不重要”的渔民仅占3.9%.在回答“若没有保险,受灾后对生产和家庭生活的影响”时,有53.8%的渔民认为“难以维持渔业生产”；37%的渔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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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灾害救助

灾害救助是政府的一项职责.政府灾害救助的目的在于保障灾民灾后克服暂时性的困难,获得短期性的生活保障.某种程度上,政府灾害救助与保险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政府灾害救助范围越大、救助标准越高,则渔民对保险需求将减弱.

三、影响渔业保险供给的因素分析

(一)保险供给理论的一般分析

从供给方的角度来看,保险供给方即保险人并非对于所有的风险都愿意接受,在保险人看来,提供保险产品或服务首先需要满足可保风险条件.所谓可保风险是指能够被保险人所接受和承保的风险,可保风险的理想特征是:存在众多独立分布的风险单位；保费应经济可行；风险损失是偶然的、意外的；损失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在满足了可保风险的前提下,保险人再根据自身利益来确定可以承保的风险范围,并在风险事故概率分布的基础上确定保险的价格及其保险供给.当然可保条件并不能看作保险人是否承保的绝对“铁律”,而是指导性或理想的标准,并不总能在实践中完全符合,一些风险标的存在“弱可保性”,如渔业保险属于弱可保险性风险,对于弱可保险风险是否可以保险取决于保险供给的模式或外部条件的补充等因素.

(二)影响保险供给的因素分析

保险供给是以保险需求为前提的,因此,保险需求是制约保险供给的基本因素,在存在保险需求的前提下,保险市场供给受以下因素影响：

1．保险供给成本.保险供给成本一般包括保险人的风险成本和营运成本,风险成本主要指保险人自己承担的损失成本（也即保险偿付）,损失成本是一个随机变量,事前只能估计损失成本的概率分布及其期望值和离散程度,而在所有的保单到期或保险事故得到理赔之后,才能获得实际的损失成本是多少.损失成本是保险人的主要成本,此外,再保险成本、储存成本和资本投资成本等也构成风险成本的一个部分.营运成本指保险供给方开展业务所投入的人、财、物支出以及信息成本.保险人向投保人收取多少保费往往取决于保险供给成本,在不考虑市场因素的情况下,保险人向投保人收取的保险费应能够补偿其风险成本和营运成本,若是商业性保险机构,还需维持一定的营业利润.但在实际中,保险费的确定会受大量市场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投保人的需求状况.如果保险费定得过高,将增加投保人的支付成本,导致保险需求量下降；但如果定得过低,又将使保险人的收支不平衡,致使经营发生困难,甚至无法保证其偿付能力.前述已知,渔业生产的高风险、高损失率以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保险人需要付出高昂的风险成本和营运成本,面对高成本,保险人相应要求较高的保费收入进行补偿,但当这一条件在实际中因渔民相对较低的支付能力无法实现时,保险人将减少渔业保险供给甚至完全退出渔业保险市场.

我国水产养殖保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2―1993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累计27.7亿元,其中养殖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6.6亿元,养殖保险占农业保险比重23.8%比重.尽管养殖保险占农业保险比重并不高,但从实践数据统计发现,养殖业保险赔付率高于种植业保险.从1982―1993年,我国农业保险（含种养两业）赔付率106.2%,同期养殖业保险赔付率123.8%,养殖业保险赔付率高出农业保险赔付率17.6个百分点.而在养殖业保险中,水产养殖风险又远高于牲畜养殖.20世纪90年代,全国水产养殖保险业务占整个农业保险业务量不足2%,但水产养殖业保险赔付率却非常高.1989―1995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平均养鱼保险赔付率172%,养虾保险赔付率为1440%,是整个农业保险险种中赔付率最高的险种.从市场经济规范的角度讲,由于经营亏损,商业性渔业保险走到了尽头.

2．渔业保险供给主体与供给模式.保险供给主体从组织形式上可以分为公司制和非公司制,不同的组织形式其产权结构、风险内涵、运作模式、经营目标存在较大差异,引起保险供给过程中交易成本差异.我国渔船保险的供给主体与供给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的商业性渔保模式；另一种是以互助保险协会为主体的互助渔保模式,两种模式在渔保市场上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从第一种模式看,自1984年到1994年十年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承保渔船15.5万艘,保费收入1.14亿元,赔款1.14亿元,赔付率100%,加上各种费用亏损几千万元（一般管理费按保费的20%提取）.20世纪90年代,人保经营的渔船保险业务量不到整个船舶险业务的1%.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统计,2001年,我国仅有千艘渔船（且均为大型渔船）参加了商业保险,2001年渔船保险保费收入较2000年下降了18%,2002年渔船保费收入较2001年又下降了19%.而1994―2003年间,中国渔业产值从1928.2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3137.6亿元,年增幅10.27%.过高的赔付率使保险公司亏损严重,商业性渔业保险业务萎缩,辽宁丹东、大连,山东荣成,浙江台州、温州,广西北海等重点渔区的商业保险公司已基本退出渔业保险市场.

从第二种模式看,我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成立于1994年,是由农业部主管,经民政部批准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互保协会的宗旨是通过组织渔民互助共济,为渔民会员生命财产损失提供物质补偿,并向会员提供安全生产服务,提高会员防灾和抗灾能力,促进渔业生产健康持续发展.自1994年互保协会成立以来,参加互助保险的渔船数量和渔民人数不断增加,参保渔船从1995年的2130艘扩大到2007年的31910艘,13年间参加互助保险渔船数量增加了14倍；参加互助保险的渔民从1995年8.69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44.11万人,参保人数是1994年的5倍.保费收入从1995年的1800多万元上升至2007年的1.3亿元,赔款支出从1995年的200多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5600多万元,综合赔付率50%左右.实践表明,在渔业保险领域互助保险模式相比商业保险模式具有较强的优势.

3．市场环境.影响渔业保险供给的市场环境包括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相关法律、政策和监管等.比如政府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对于渔业保险供给有明显影响.根据渔业保险高损失率和高经营成本确定的高费率与收入相对低下的渔民支付能力形成矛盾,使渔业保险供给与需求不能够“相交”,若政府给予渔民保费补贴,则使渔民的实际支付能力提高,渔业保险需求增加.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需求曲线上移,保险需求量由Qd0增加至Qd1；政府对渔业保险供给主体给予税收优惠可以相对降低渔业保险的供给价格,在市场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供给曲线向右移动,渔业保险的有效供给量将得到提高,保险供给量Qs0增加至Qs1（图6）.

2005年浙江省财政率先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对参保渔船和渔民给予保费补贴,渔船参保率从2004年的32%增加到2008年的95%.之后,福建、广东、海南地方政府也启动渔业保险补贴政策.2008年农业部选择辽宁省大连市、山东省青岛市、日照市,福建省福州市,广东省东莞市、江门市新会区,江苏、海南全省；浙江省岱山县等部分重点渔业区域开展渔业互助保险财政保费补贴试点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渔业互助保险的发展,为渔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风险保障.

图6供求曲线与市场均衡量变动

四、结论

从渔业保险需求与供给研究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渔民对于风险有一定的认识,保险意识相对较强,渔民有保险需求,而渔民可支配收入不高影响其保费支付能力,存在有效保险需求小于潜在保险需求.因此,保费高低是影响保险需求的主要因素,实行保费补贴可以降低渔民保费支出成本,提高保险需求.其次,信息不对称是渔业保险经营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商业性渔业保险无法有效应对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渔民互助合作保险在应对道德风险方面优于商业保险.第三,渔业保险发展同样需要政府支持,包括对参保渔民保费补贴和对保险经营者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