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博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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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部地区是我国未来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腹地,肩负着中国经济大盘整体提升和中国生态安全的历史重任.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提出,对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的西部有着深远意义,正确处理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协调推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论文试图运用区域博弈论、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以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本质的分析为基础,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博弈关系,探索西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对策.

关 键 词: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增长,中国西部,区域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55-05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被正式提出,它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建设克服了工业文明阶段片面地将生态环境建设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弊端,从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系统论角度,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拔到新的高度.它力图在继承与发扬工业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缓解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功能退化、自然资源枯竭等制约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负面压力,统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进程.西部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腹地,肩负着中国未来经济大盘整体提升和中国生态安全的历史重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部来看,西部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要改变西部落后的整体局面,必然对西部经济的总量增长有着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西部地区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我国创造生态财富的重要基地,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肩负着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重任.局部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与我国生态安全的全局目标之间的矛盾,注定了西部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将比中部和东部地区更复杂且更具有挑战性.

1.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博弈分析的理论基础

1.1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体现在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和人类社会内部三个层面.一是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过程,包括两个范畴,第一个范畴是无机物质遵循物理化学规律进行物理和化学变化,造成自身形态结构的演变和功能的演进,第二个范畴是有机生命按照生理规律与无机物质之间的变换过程,构成生物维持生命和不断进化的基本条件,二是具备能动特征的人类通过自身的劳动将自然物质转变为可以被人类利用、支配或占有的并具备一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社会性物质,该过程将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是人类所有社会形态的共性,它在促进社会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然[1].三是人类通过劳动,对现有社会商品进行交换和利用,实现社会商品附加值增加过程,是“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2].

三个层面的物质变换过程在内涵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自然物质变换促进了自然生态系统演进,为物种生命延续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自然力,自然物质以人类劳动为中介,进入社会经济系统,并不断转换为社会物质,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变换共同促进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地不断扩张,同时,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以及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物质变换将生产生活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生态系统,影响自然物质变换.自然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会对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产生约束.显然,如果自然物质在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和劳动方式下向社会物质转变或者社会物质在不合理的方式下进行内部交换与消费,如违背自然规律、对自然资源粗放地开采利用以及污染物的任意排放等势必造成自然物质变换过程受到破坏,导致自然生态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降低,出现环境污染、空间损失、生态失衡和功能衰退等负面后果,形成“物质变换裂缝”,并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物质变换过程[1].

在特定的区域中,经济增长带来区域经济系统的扩张,其本质是以人类劳动为中介,自然资本向人造资本进行转变的过程,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物质不断向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会物质进行转化以及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物质附加值的不断增加.在区域人造资本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过程中,自然资本不断减少,自然资本提供的功能和服务也相应减少,如新鲜空气、开阔空间和干净河流[3].另外,人类劳动的目的性,调整和控制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积极成分,也蕴含了人类可能破坏维持自身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的消极因素,这隐含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优化人类活动、改善人―地关系的本质思想.

1.2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变换是中国西部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目前,西部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特殊阶段,经济发展以资源型结构为特征.在这一阶段,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量的扩张主要动力,来源于人类劳动对自然物质的直接加工与利用,处在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所主张的第二个层面,即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进行转变的过程,而通过对社会物质进行深度加工,利用先进技术和服务提升产品附加值,依靠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物质变换创造的价值与财富,在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中所占据的比重,相对较低.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方面,西部地区与较发达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存在的主要区别.

因为西部所处的物质变换的特殊阶段,其未来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构建于对自然物质的直接利用和消耗上,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有更为紧密和直接的接触,让人类活动的负面后果,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西部地区整体生态资源富集,不合理人类生产劳动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累积效益,在短期内难以凸显,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对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效应,在一定时期内,将可能被掩盖.另外,社会物质内部变换作为中部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需要西部地区提供的初级原材料作为有力支撑,加之东中西部的自然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也成为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剧的重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以及西部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更为直接的矛盾与冲突,加大了协调西部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演进之间的难度,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要协调好西部地区的人―地关系,促进西部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处理好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博弈关系,制定适合西部工业化阶段和特点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形势更为严峻.

2.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博弈分析的现实背景

2.1西部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

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驱动市场化革新和高速工业化进程,促进了我国向工业强国的过渡,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4].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来看,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是推动中国经济大盘整体提升的重要动力,不仅是协调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形成的必然途径.

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规律来看,工业化进程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符合倒U型理论,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一是工业化初期(图1中OA曲线),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地位向工业主导地位演变,工业结构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以高密度的资源开发利用换取工业快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二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图1中的A点),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结构以资源密集型、高密度加工业为主,对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达到顶点,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引发的结果开始凸显.三是工业化后期(图1中AB曲线),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为工业化后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技术创新和进步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开始形成.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主要来自于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的变换,属于物质变换的第二个层面,在工业化后期,主要依靠增加社会产品的附加值,促进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属于物质变换的第三个层面.目前,西部大部分地区正处在工业化初期或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有的地方甚至处于工业化孕育过程,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的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以水电能源、石油化工、冶金矿山、原材料等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处于倒U曲线OA段,对自然资源的直接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直接破坏推动西部工业化的进程,换取西部社会经济系统的扩张,人地关系颇为紧张.

2.2自然资源的公共属性是西部“环发”矛盾的制度根源

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和滩涂都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自然资源作为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和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产权难以界定或者界定成本很高,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然资源统一归国家所有,国家对地方是无偿赋予、无偿划拨,地方对资源是无偿利用,资源无价和资源低价的局面引发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低效率的开采和利用,导致资源浪费、生态失调,环境污染加剧等严重后果[5].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高经济总量指标的同时,忽略了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管理和干预力度,当资源的利用和环境污染超越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阈值,环境质量和资源状态就会发生改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导致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负外部效应.在这种状况下,完全竞争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确定的产量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确定的产量严重偏离,结果造成资源过度利用,环境过度污染,既不符合效率最优原则,也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无法自动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适度配置.另外,资源保护,环境治理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物品和劳务,是被集体加以消费,能给所有人带来正面的利益,具备典型的正外部性特征.因为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矛盾的存在,在进行环境保护这一公益事业时,经济主体不愿主动为公共产品付费,纯个人主义机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适度配置,使资源环境保护这种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共同而不排斥地使用环境资源这种公共物品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区域是严重存在的,不考虑公正性和社会整体意愿地使用公共环境资源在使其变得更加稀缺的同时,也在导致资源环境的衰竭甚至是社会经济的崩溃[6].西部自然资源相对富集,资源型工业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西部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增长,在传统发展路线下,资源环境正外部性明显不足,负外部性明显加剧的特征在该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帕累托最适度配置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2.3自然生态约束是西部未来经济系统扩张要充分考虑的必然前提

生态文明建设是协调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的积极过程.社会经济系统的扩张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基础,来源于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的不断转化及社会商品附加值的不断提高.因此,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根源于特定区域的自然资源水平和自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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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与破坏,削弱了自然资源环境承载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持续发展与扩张的能力.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刚刚起步,依靠资源粗放型利用换取的经济增长量在地区GDP总量中占据的比重相对较大,虽然在短期内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进一步制约了西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我们在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之间进行统筹与协调.

2.4“”灾区是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区域

“”是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四川、陕西、甘肃等灾区的人地关系.从社会经济系统扩张的角度,地震灾区作为一个问题区域,面临着快速恢复灾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建百姓生活家园等现实问题,从空间构成的角度,地震灾区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整体推进的重要载体.以恢复和建设良好人地关系为本质的灾区重建必将面临恢复经济增长速度与数量的短期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战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不同框架,短期目标与长远战略的冲突与博弈,让灾区重建可选路径多样.是将灾区恢复到地震前工业文明阶段的人地关系,还是在重建过程中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人地关系,是我们在快速解决灾区人民生活居住等短期安置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恢复、构想灾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理想蓝图的过程中,必须缜密思考,审慎回答的重要问题.“”灾区是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博弈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区域

3.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博弈过程

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协调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过程,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上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带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博弈过程,就是西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迅速积累物质财富的短期利益,和追求生态文明建设、蓄积生态财富的长期目标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的过程,其结果是在片面追求社会经济系统扩张,还是合理均衡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之间做出最佳的选择.其机理是在人类劳动的中介作用下,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物质不断向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会物质转换,依靠自然资本的不断减少换取人造资本的不断增加,自然资本的过度减少,势必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损失乃至自然生态功能及空间上的减少,导致承载社会经济系统持续扩张的能力降低.因此,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构成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博弈主体见图2.

西部作为一个区域系统,其中的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变换和能量循环将促进其自然的进化,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将影响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而联系二者的人们的劳动实践,将在不断改变西部地区自然与生态物质形态以满足社会经济系统扩张需求的过程中,也不断将生产生活垃圾返回自然生态系统.由于自然资源环境的公共性、正负外部性特征和价格机制的某些障碍造成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以及由于资源环境政策、产权管理制度等体系的内部因素导致管理结果出现的资源环境价格偏离社会最优价格等原因,促使区域中每个团体或个人都根据成本小、效益大的决策准则来利用自然环境资源,势必造成自然环境资源过度滥用的倾向,出现“公地悲剧”的博弈结果.由此可见,当人类活动符合自然、社会经济规律时,便实现自然演进与社会进步的双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极端物质主义”,必然会过度消耗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而不给予补偿或补偿不够,造成自然生态系统新陈代谢的破坏,影响到自然向社会的物质变换,甚至造成区域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恶性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协调全面崩溃,片面追求自然生态保护的“极端环保主义”,忽略了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后甚至会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社会和谐局面难以形成的状况.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西部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未来经济整体提升的战略区域.正确处理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博弈关系,既不能片面追求西部经济增长、也不能片面追求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而忽略经济增长.我们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度和方法,改善人类劳动行为,优化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博弈过程中,寻找协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制度与方法,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促进西部可持续发展.

4.协调西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4.1制定西部生态文明长期发展战略,结合主体功能区区划和“”灾区重建规划建立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

西部地区整体是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整体提升的战略区域,其中的地震灾区是急需产业恢复的问题区域,所以生态文明在西部的建设,应以区域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要素优势与劣势的详细分析为基础,结合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现状、社会经济特点以及地震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制定与西部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相适应的长期发展战略,并以优先、重点、限制和禁止开发主体功能区的区划和发展目标为基础,制定地震灾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期目标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和产业的长远规划,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的实施逐渐改善西部生态文明发展状况,在灾区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恢复的过程中,稳步提高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程度,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

4.2构建西部生态文明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文明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充分认识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的程度与阶段,有利于辨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评价对象是西部区域系统,可分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两大子系统,并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用以分析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和谐状况.通过指标体系的数据寻找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不和谐的因子,协助决策机构选择合适的生态文明建设项目改善两者间不和谐的状况.

4.3创新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产业和工业结构生态化调整,转变西部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工业化从初期向中期过渡的合理路线

协调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长远关系,要求我们必须面对西部整体所处工业化特殊阶段、内部各个区域工业化程度不均衡以及地震对灾区工业的破坏等客观现实,也注定西部地区不能按照传统工业路线完成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型.应充分发挥西部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创新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将生态化、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对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进行生态化调整,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扩大物质的有效循环利用,降低污染物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西部地区又好又快的发展,加大国家对西部发展的转移支付力度,缓解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创新过程的资金难题,同时,适当控制西部工业经济发展的“速度”,给予自然生态恢复养息的机会,构建西部地区“生态经济高地”,促进整个西部生态文明的建设.

4.4优化自然资源环境的产权制度安排,建立合理的自然资源环境的补偿机制

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优化对于自然资源相对富集并且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型的西部地区尤为重要.决策机构应根据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多样化的特征建立多样化的所有权体系.对于产权比较清晰的自然资源,以公共利益、所有者及使用者利益的平衡为前提,根据其使用、经营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的大小,将自然资源所有权分配或拍卖给不同的产权主体,对于产权边界难以界定、外部性很大的自然资源,以公共产权主体为所有者,改变目前所有权结构,由统一机构作为单一所有者来管理.另外,加快自然资源环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市场,构建以产权为基础的资源共享机制[7].同时,完善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治理的补偿机制和制度建设,依据污染者负担、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受益者补偿等原则建立起生态补偿、污染补偿、资源补偿、国际补偿和区域补偿等多种补偿方式[8].

4.5加强政府对自然资源环境的监管和保护,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加大对生态文明的宣传力度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制定符合西部区情的地方性政策制度和规范,设立专门的监管、保护和宣传机构,监督和管理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治理和保护、生态项目建设与修复、经济发展适“度”、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公众生态意识提高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落实,形成区域生态制度文明、区域生态产业文明、区域内经济主体的生态行为文明、公众生态意识文明的西部生态文明系统,逐步形成西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共同发展进步的和谐局面,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