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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老的医生,感情越是矜持、越是麻木,无论患者或是其亲属如何地哀求,医生总是一脸的平淡.生离死别他们见得多了,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我曾问过一位做医生的朋友,为什么不能对患者及其亲属多几分感情表示呢?朋友回答得很有意思：干医生的就不能感情太丰富,否则你拿手术刀的手就会抖――下不了手,你开的处方就可能不对症――考虑得太多,在医疗界一般医生不给自己的亲属看重病,这是规矩.
我也是一个感情麻木的人.在检察机关工作二十年,案件办了几百件,早已没有刚办案时对犯罪分子的满腔仇恨,对被害人及其亲属尽管哀其不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身临其境地悲伤.犯罪分子、被害人只是我承办案件的当事人,案件成了我的“病人”,我成了案件的“医生”.有人说是成熟,我妻子却不这样认为,总是说我得了职业病,感情神经麻木了.
妻子和女儿经常义愤填膺地给我讲些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的案件报道,我除了给她们解释一些法律上的概念外,总是显得一脸平淡,母女俩见我的感情不够投入,常常是舍我而去.看电视也是如此,我除了看看新闻节目外,很少再去关心其他节目,当妻子、女儿被缠绵的电视剧陶醉得泪流满面时,这时我若在场,一脸的莫名其妙便会不自然地写在脸上.大家都在抒发感情时,有一个异类,显得是那么扎眼,肯定会剥夺其看电视的权利,推到别的房间了事.
去年盛夏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审阅卷宗,一个案件的被害人爷爷找我,在会客室里,老人一下子给我跪了下来,请求我为她孙女做主.经询问,原来老人的孙女被了,犯罪行为人家里有点关系,最近放出风来,说家里找了人,能把大事化小.老人一听急了,赶紧来找案件的审查起诉承办人.听情况后,我向老人解释了案件目前处在的诉讼阶段及罪的相关规定.老人显然对我的话感到不满意,对于这种情况,作为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一年不知要遇到多少次.最后我用了一句近乎外交辞令的话送别了老人：你应该相信法律的公正.老人很失望,送他出门时,好几次欲言又止,还是不放心地离去了.几个月后,那件案件的被告人当庭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我刚出审判庭,老人一把拉住我的手,一再地表示感谢,见我淡淡地说无需感谢,这是我的工作时,老人多少显得有些失落.
另有一天中午,妻子领回家一位40多岁的农村汉子,向我介绍说是她的远房堂哥,家里出了些事,听说有个堂妹婿在检察院工作,就找上门来.妻子招呼我陪堂哥在客厅聊天后,便到厨房张罗午饭去了.因为是亲戚,少了许多拐弯抹角的话,堂哥说他家的独子因为打群架被局抓了起来,听说案子最近到了检察院,看我这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妹婿能否帮帮忙?听了他的介绍,我说案件正好在我手上,案情我也了解,不过他的孩子是这起案件的主犯,几个同案犯也被羁押着,堂哥既然来了,我提审时再教育教育他,争取一个好的态度,以便法院量刑时考虑.并没太理会我的话,堂兄接着说,花多少钱都可以,只要孩子不受罪能尽早出来,说着还真掏出一叠钱来.“你就是把家底送光了,你儿子也出不来.”我冷冷地说.堂哥冷不防被我泼了一盆凉水,拿钱的手一下子停在半空,许久才又把钱装进口袋.那顿午饭对我和堂哥来说绝对是一场煎熬.
一段时间,我也认为自己真的得了职业病,大喜大悲的事件见得太多,情感闭塞了.平日里总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思考问题太过于理性.
2005年的最后一天,我接到同学的,一位在外市机关工作的大学同学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牺牲了.听此噩耗,我匆匆地与妻子赶过去参加追悼会.悲哀的音乐,哭得死去活来的妻儿,还有在寒风中颤巍巍的老父母,一股股热泪不禁从我眼中涌出,想到风华正茂的同学,这时静静地躺在花丛中接受妻儿、父母、同学、同事的道别,我竟然迈不动步子,在妻子的搀扶下才得以离开.
你不是一个感情麻木的人,你只是把感情藏得太深了.要是以后谁再说你感情麻木,我给你正名.这是妻子给我的最新评价.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