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硕士”第一学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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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的成熟的侦查手法、稳定的人才培训和教育体系,检察院的反贪部门却缺乏成熟的方法；另外,法律硕士制度发展至今,培养质量不高,许多学生到毕业时都找不到自己的关注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贪硕士班”应运而生

6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一层.夏初,刚下过雨的北京,空气清爽舒服.

马啸坐在法学院图书馆里,人大法学院的同学亲切地称这儿为“院图”,坐在同一层的,还有班上的其他几名同学.他一边翻书,一边敲着电脑写结课论文.这已经是本学期的第十七周了,大多数课都结束了,除去之前已经完成的通过试卷方式考查的课程,马啸手头上只剩下两门课的论文.

等大家的论文都交了,课就正式结束了,而马啸作为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学年也将完满谢幕.其实,马啸所在的这个班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反贪硕士班”.

没有想过办“反贪硕士班”

2010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联合培养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得知该消息后,媒体争相报道,网友的评论也堆得老高.2010年9月21日的开班仪式,更有来自《人民日报》、《望东方周刊》、《法制日报》等多家知名媒体的记者.而那时,许多学生都还没听过这个班.

关注的同时也有不少争议.党校退休教授王贵秀曾公开批评,这像在往“没用的地方使劲”,对于本身而言只能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还有评论认为,有关台历、廉政、廉政手册、廉政公积金、做廉洁自律保健操等等手段,近年来可谓是花样翻新,但结果还是治标不治本,花拳绣腿的多,“看上去十分热闹,但形式是盛行了,真正的败却有所疏漏”.

不论是媒体的关注,还是批评的声音,都给小小的30人的硕士生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对于办学的初衷,作为班主任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品新说：“我们没有别的想法,也没有想办一个反贪硕士班,更没想吸引媒体的注意.”

5月26日签署备忘录后,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生班发起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30日专门在法律博客上写了《关于“联合培养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的自白》一文.“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偏有好事者大讲.我在外讲学期间,仍有一些记者追访,我只好彻底关机.回来后听说有记者传我‘人间蒸发’了.我赶紧写了篇博文,也算是个交代.”言语间尽显无奈.

“我们的老师在不同的场合时反复说,这个班的叫法其实是媒体加上去的,我们是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研究生班.职务犯罪不仅包括反贪,也包括反渎,这个概括其实不是太准确.”马啸向《方圆》记者表示.

实际上,这个班的发起的初衷十分“单纯”.多年研究刑事侦查的何家弘认为,对比的成熟的侦查手法、稳定的人才培训和教育体系,检察院的反贪部门却缺乏成熟的方法；另外,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法律硕士制度发展至今,培养质量不高,许多学生到毕业时都找不到自己的关注方向,他希望在办学方式上能有所改变,让这些学生从一入学就有自己的方向.

于此,何家弘产生了与最高检合作办学的想法,随即他将自己的想法向人民大学法学院领导汇报.同时,他也联系了之前自己在最高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挂职时认识的厅长,也就是现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二人一拍即合.此后,陈连福和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检政治部的领导,3人专门讨论后确定了合作方案.

这就是“反贪硕士班”的真实由来.何家弘说,“其实最初这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教学改革,想培养更能够适应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需要的人才.”

“反贪硕士”及其导师们

“‘反贪硕士班’,后来叫多了也习惯了.”马啸说.

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班由30名学生组成,6名法学硕士和24名法律硕士.男女比例刚好一比一.这6名法学硕士的本科都是法学专业,而另外的24名法律硕士本科专业则来自方方面面,包括了经济、金融、计算机、新闻,甚至动物医学.

一般来说,法学硕士本科是法学,它的培养方向主要是学术研究、科研教学,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培养高级理论型学术法律人才.而法律硕士本科为非法学,入学后不分专业,一般不设导师,注重实践和应用.

另外,“就我了解的情况,班里工作过的同学只有两三个,比如在IT软件公司工作过,没有检察官.”王立楠说.他是一名法律硕士,本科是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保送本校.

按人大法学院的培养方案,法学硕士为两年制,法律硕士为三年制.

不但学制不同,培养方案、课程、实习安排等也不一样,而这也是这个班面临的问题之一.何家弘告诉《方圆》记者,“我们觉得,这种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一起培养难度比较大,包括安排实习、学年也不一样,在今年就想不招法学硕士了,这样从人才培养、教学安排会比较好.”

首次办学、媒体的诸多关注加之老师们对他们的严格要求等除去这些特殊标签,这30个学生身上也有与其他学生不同的地方.比如,早先他们走在校园里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他们戴着专门的班徵,上面写着一个“侦”字,字下一行小的“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研究生第一期,2011”.

与学生接触较多的刘品新告诉《方圆》记者,“他们对比其他法律硕士的同学,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个是他们本身素质比较高,很多时候不费力他就清楚你要说明的意思,有时甚至都不用语言就可以意会；另一个是组织纪律性强,有点介乎学生与部队之间,很有热情,干什么事都爱抱团；还有,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特长,可能与我们当时选拔有关,他们的本科背景比较杂.”

另外,吸引外界关注的还有这个班华丽的导师阵容.与其他法学硕士、法律硕士不同,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生班实行双导师制,他们的导师除了人大法学院的教授之外,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副局长徐进辉、马海滨、孙忠诚、王利民,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李文生,北京市检察院主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高保京,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杨迎泽,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不过,这八名来自实务部门的导师的课下学期才开始,同学们尚未正式与这些导师交流.但是,“有机会也有交流”,何家弘说.

2010年11月25日,由北京市检察院主办的“直辖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信息引导职务犯罪侦查专题论坛”在北京召开,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班的同学都参加了.

“他们是专门过去参加那个论坛的,一方面是为了听听实务部门的研究、想法,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有机会见到实务部门的导师,因为平时见到这些导师也不容易,中间唯一的茶歇时我就看到学生们围着老师问问题问个不停.”何家弘说.

“反贪硕士班”上什么课?

“其实,这个班只是我们人大法学院的一个普通班,”该班的校方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学军告诉《方圆》,“对这个班的培养均与其他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样,严格按照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

对此,马啸深有体会：“其实只是课程不一样,其他的,像学位证什么的都一样.”作为法学硕士,马啸有与其他法学硕士相同的基础课,包括了刑事诉讼基础理论、刑事诉讼程序研究等；王立楠法律硕士的基础课也同其他法律硕士学生一样,必须学民法、刑法、诉讼法等.

一般来说,他们只有在上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的课时才坐在同一个课堂.

对于这一年的培养,何家弘表示,“应该来说是挺顺利的.”

正如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班的培养方案显示的,在过去的一学年中,30名学生必须学六门该方向的专业课：第一学期的物证技术概论和犯罪心理学,第二学期的证据法学（职业犯罪侦查方向）、侦查学专题（职业犯罪侦查方向）、刑法学专题和检察学.

这些课程设置均由导师组讨论决定,“讨论同时报给学校和最高检两方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后,一起确定的.”何家弘说.

另外,下学期将有职务犯罪侦查实务和职务犯罪侦查技能这两门课程,由来自检察机关的教授讲授.“这是培养方案确定的,不会变动,且这些教授早在去年开班时就已将此课程的备课、讲授纳入他们的工作计划.”李学军介绍道.

也就是说,按培养方案的规定,从课程而言,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研究生班的学生与其他学生唯一不同的就是这八门课程.

而这些课程讲授的方式也非常自由,有的是按专题讲座的形式讲授的,比如检察学.据王立楠说,检察学是由人大熟悉司法制度的一位副教授李奋飞进行组织教学的,先由李奋飞讲理论；除此之外,还不定期邀请实务部门的老师来举办讲座,被邀者包括各地的检察官、检察长、学者、律师,让他们来讲授与检察实务有关的知识.“至少一半的课程由实务部门的老师讲,挺有意思的.”王立楠说.

马啸也觉得这门课“挺有趣”,因为他们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工作经验,实务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课后互动时同学们都会提一些问题,集中在检察官的伦理、检察工作中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如何来克服等,因为我们没有实践的经历,可能感受不深刻.”

对于不少学生好奇的“测谎”,王立楠表示,上课都涉及了,包括原理性的和具体的操作,但并没有接触到测谎设备.另外,何家弘对《方圆》记者说,六月下旬他想安排学生们到反贪总局去参观一下,并且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前,请实务部门的导师和学生做一个交流,“下个学期就该他们讲课了.”

在接下来的暑假,马啸将与其他5名法学硕士前往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和第二分院.李学军说,“实际上,早在四月,我们即开始为这六名学生的实习与最高检及北京市检察机关联系,并获得了检察机关的大力支持,且在五月中旬便已落实了具体的实习安排,只待这六名学生完成本学期期末考试后就前往.”

同时,“班上的不少同学都在准备九月份的司法考试.”王立楠告诉记者.

课程外的教育

除去课程、实习与其他硕士研究生不同之外,“这个职务犯罪侦查的教育是蕴含在他们的生活中的,”何家弘说.

“长风吹起战斗的号角,反贪旗帜迎风招展,热血青年意气风发,豪迈出发在起跑线等”这是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生班的班歌.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有作词的特长,就写了这样一首歌.”王立楠说.

的生活教育其实早在开班的当天即开始了.2010年9月21日,何家弘在开学典礼的最后与学生“约法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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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还建议学生发起“戴徽章行动”,以便在校园内接受别人的监督.这个“戴徽章行动”是他们的班徽,王立楠说,“我们上课都会戴.刚开始时其他同学都好奇,都会问,后来就习惯了.”

“我们要求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人大法学院里面比较先进的代表,要以身作则,徽章是要戴的,让他们无形之中形成一种教育.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的,但我觉得非常重要,反贪的人才要是品质和毅力不行的话,不是一个合格的反贪人员.”何家弘对《方圆》说.

班主任刘品新则大加赞赏他们的读书会,虽然人大法学院其他学生也有读书会,但像他们这样能一直坚持下来很少,“并且越做越好.”

读书会的内容与自己所学专业密切相关,加之本班同学“组织纪律性强”,读书会也时有老师点评、对表现好的同学奖励,大家的参与度很高.

王立楠是读书会的组织者,他向《方圆》记者介绍道,到目前为止,读书会进行了十期,每两个星期一次,虽名为“读书会”,但会上讨论的主题不限于书本,包括了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萨伯的《洞穴奇案》、《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何家弘《败“六小理论”》及“痴人说梦”系列文章、杜培武案及美国辛普森案、“两个证据规定”,甚至还有药家鑫案的讨论等.

除了读书会,刘品新也特别推荐这个班的“职务犯罪侦查论坛”.“我们会讨论到香港廉政公署是如何成立的、如何运作的,世界五大洲的组织、事件、动态等等.”并且,班上的学生已做成了三份刊物.

“这对于他们自己更自觉、更有效率地进行课堂的学习很有帮助.如果不了解世界的大环境,新的动态、进展,上课可能就比较盲目.”刘品新说.

毕业后去哪儿?

反贪硕士班第一学年过去了.24名法律硕士还有两年的在校时间,而另外的6名法学硕士则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内,他们要实习、上课、完成毕业论文等最重要的是,他们将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找工作.

对此,何家弘也有自己的担心：“我们和最高检签协议的时候,国家公务员招录的政策也有变化.像的部门一般都不能直接从毕业生中录招,只能到基层,要看他们愿不愿意,也不知有没有同学进这个班的时候想着就能进最高检.”

而据马啸了解,班上的同学普遍都想去检察机关工作.以他自己为例,他在一开始报名参加这个班的时候就对职务犯罪侦查有兴趣,也想从事检察机关的工作.“读法律,从大学时,我对自己定位,要不就是检察院要不就是法院,因为司法事业挺神圣的,无论是保护人权、打击犯罪,都是很值得做的事情.”

作为法律硕士,王立楠则有自己的忧虑,“现在检察院或者司法系统的公务员招考也有一些报考条件的限制,比如要求工作经验,或者要求本科是学法律.”王立楠并不是一个人,其他非法学本科的同学也有着同样的顾虑――这意味着在某些职位,他们的机会甚至为零.但王立楠同时也表示,“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当然会争取,但现实的问题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而作为第一届“反贪硕士班”的班主任之一,刘品新也有自己的压力.他向《方圆》表示：“以后学生的就业是朝向哪个方向?他们会不会做得比别人更好?这个改革有没有样板作用?一直是我们所担心和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黄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