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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推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并且各地方政府均以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为首要责任.作为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有其特殊性.因此,研究中国财政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回顾了财政分权理论及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希望可以对中国财政分权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 键 词】财政分权政府行为经济增长
一财政分权理论综述
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政府和地方政府适当的权力分配使地区和国家经济有条不紊地发展.财政分权就是这一重要思想的体现.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一定的财政收支权力,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以便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自20世纪70年达国家实行财政分权改革以来,发展中国家也紧随其后对国内的财政体制进行改革,经济发展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财政分权理论的提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将其归结为两个阶段.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诞生,代表人物有Tiebout、Oates和Musgre等人.以Samuelson、Musgre和Arrow所提出的公共部门的性质为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将政府看作是无私的,不存在自身的物质利益,政府追求的唯一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从提供公共物品的视角出发,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并且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要大于政府,因此,为了及时、准确的满足地方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可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收支权力来提供公共物品,从而最大化的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财政分权体制下,一个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当地居民需要的同时,也会不自觉地对周围地区的居民产生有利影响,即财政分权引起了公共物品的外部效应,这样地方政府为当地提供公共物品时的积极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为此,政府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弥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时产生的外部性,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其一,针对地方之间情况的不同,分权理论使得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财政收支权力满足当地居民对公共产品的不同需求；其二,针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产生的外部性,政府对其作财政上的弥补,保证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2．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随着传统的公共产品思维模式的突破,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以Qian、Roland、Weingast和Wildasin为代表,继承并改进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它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1）从政府追求的目标来看,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不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本身具有物质利益,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为了达到目的,地方政府很可能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破坏和滥用经济资源,造成经济资源市场的扭曲,最终损害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政府内部分权的机制,通过政府内部之间的制衡,达到一种经济学上的均衡状态.
（2）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来看,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它们是动态的委托――代理关系.Qian和Weingast建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有一定的分工,政府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收支权力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他们将这种分工命名为“市场保护型”的体制.地方政府如果过分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的行为很可能破坏经济资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最终损害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市场保护型”的体制制约下,这些地方政府就会因为政治绩效不好而在竞争中被淘汰.Goodspeed、Rodden和Inman等人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地方政府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想法,即当地区遇到财政赤字问题时,政府一定会迅速进行资金救助,这样,地方政府就会无所顾忌的使用给予的财政收支的权力追求自身利益,从而损害地方甚至是全国的经济利益.
（3）从财政分权的政策目标来看,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追求的收入再分配、政府的效率和经济稳定不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将地方的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从时间上看,经济增长是政府的一个短期政策目标,而财政分权由于在实践上肯定会涉及政治制度的变动,便使其成为更广义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这一政策目标,可能使经济增长的途径找到新的突破点.
二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Heng-fuZhou（1998）和ZhangTao（1998）研究了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第一次运用中国1978～1992年的相关数据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为了使实证结果更接近于现实,文章将财政分权的程度的指标设定为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变量的选取中,他们还加入劳动力、物价水平、对外贸易等控制变量,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大,财政分权具有正的经济增长效应.
HamidDoodi和Heng-fuZou（1998）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程度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通过构建政府的理论模型推导出了“最优财政分权程度”,即财政分权的程度存在一个最优点,在这个最优点上能最大程度的促进经济发展.然后,他们通过选取从1970～1989年具有代表性的18个发达国家和28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首创性的利用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国家的国情有关,它们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关系,在发达国家财政分权不能促进也不能削弱当地的经济增长,而在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则会削弱当地的经济增长.他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成为后来人研究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的先例.
DanyangXie,Heng-fuZhou和HamidDoodi（1999）利用美国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文章将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表示为地方政府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实证研究部分在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同时,嵌入对外贸易和国际能源价格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以便更准确的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研究的结果显示：在财政分权程度方面,美国当前已达到了所谓的“最优财政分权程度”,能够最大化的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Bucovetsky（2005）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了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间就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争夺各种资源.良好的市场环境诱使各种稀缺资源进入当地的同时,还可以顺势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规模效应.为了实现双赢,地方政府间应该加强合作以达到文章所说的合作的纳什均衡.
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研究了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章选取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28个省市从1970年到1993年的截面数据作为样本.他们将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设定为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率.实证得出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并且,以历史上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民营化等为代表的制度改革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殷德生（2004）从最优化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选取了中国29个省市1994年到2001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计量模型构建了关于经济增长和地区相对财富的两个一般性关系模型,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财政分权没有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却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此,文章建议应当赋予省级以下地方政府适当的征税权力.
范迪军（2005）从博弈论的角度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引起的区域性投资过热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观的关系.文章以“铁本”案件为例,推导出在国家大形势下政府和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区域性投资过热与地方官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参考的政绩的帕累托最优解.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为了自身良好的政绩,地方政府在任期内最大化的通过各种途径甚至是不法途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从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为此,文章建议国家应改善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将单纯的数量上的GDP考核指标变为与质量挂钩的绿色GDP指标.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研究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
张、沈坤荣（2008）将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分别分析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及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理论分析表明,中国“财政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特殊体制是引起地方政府间竞争激烈的根本性原因.财政分权在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对市场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国家要改善现有的财政体制以尽可能的消除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作用.
曾姝、黄迈和黄灵子（2008）在经济过热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的研究中指出,在财政分权的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投资过热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力,导致国家经济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破坏了政府调控经济的初衷,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问题需要加强供给管理.政府在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时,不仅要看当地的GDP数量,更要注重其质量.
丁从明、陈仲常（2008）对财政分权与区域竞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引用区域追赶模型对财政分权的区域竞争效应作理论分析,然后选取中国2002年到2005年1997个县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财政分权加剧地方政府间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努力程度不同.
范子英、张军（2009）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增长有效率的省份开始由京津唐向沿海城市转移,并且,财政分权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在不同省份之间程度不同.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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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璋、刘津汝（2010）从市场分割的角度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研究.计量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程度与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并且这种关系在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但是,财政分权产生的市场分割减弱了这种正相关性.王凯、庞震和潘颖（2011）跨时间和跨地区的研究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章分别研究了1980年到1993年和1994～2009年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三结语
通过回顾国内外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两者关系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提出开始,到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提出为止,这期间主要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阶段,几乎没有对财政分权的实证研究.直到1998年,HamidDoodi和Heng-fuZou利用46个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首次运用经济学中的计量手段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此后,国内外学者开始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国家的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由于选取样本、变量、所用方法和实证模型的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对中国这的研究始于1998年Heng-fuZou和ZhangTao的一篇论文.此后,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成果还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