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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为基础和出发点,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解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剖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这一基础和出发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全面、深刻、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关 键 词：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规律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016-03
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围绕“资本”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展开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市民社会亦即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解放事业锻造理论武器,“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即指明：“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
一、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
马克思最终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又是如何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揭示出来的?正确解答这两个问题,对于准确把握《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及其内在结构极为关键,同时对于全面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文本阐述的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要弄清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正、副标题的深层蕴涵,即著作正标题中的“资本”和副标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指出：“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4]
关于“资本”,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它“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等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等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5].这就表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在通过对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的论析,在动态中呈现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阶级关系及其发展趋向.
“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综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二是实践的批判,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究其实质,则是一个问题,即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发展方向,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及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可见,相比于正标题“资本论”,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突出了马克思“论资本”的核心范式.
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而是在“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即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的同时,“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6].和列宁一样,戴维·麦克莱伦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范式出发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得出：“从19世纪的第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特定的、建构性的方式,它表现为私有财产、利润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场；他们讨论这种方式的运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价格上.由此可见,马克思要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复论述的以虚假普遍性的形式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表面现象,而是主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资本”生产、流通、转化等特殊经济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包含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指出,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7].
二、劳动价值论：解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是怎样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的呢?恩格斯说得明白：“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等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5]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一方面,是对“劳动价值论”之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另一方面,要求“知道什么是价值”,不是对“价值”的主观界定,而是对“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的本质揭示和科学阐明.恩格斯说：“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关于马克思怎样扬弃既有的范畴体系而对劳动价值理论做出的科学阐明,这是一个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发展史的课题,需要对马克思自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共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以全面的研究,此处暂不粗浅地旁涉.科学地把握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而揭示出的“价值”的社会关系本质,这是一个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建构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整体地把握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3]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而且明确了以“社会普遍性”为本质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而以“个体特殊性”为特征的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接下来,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基于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马克思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撇开了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体系.马克思说：“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由于“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因而“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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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3].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二、三卷中,马克思分别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为主题,分三个层面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1）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亦即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2）剩余价值的实现规律；（3）剩余价值的转化和分割规律.
三、劳动价值论：剖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趋势的出发点
马克思对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不仅是他发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而且也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出发点.需要说明的是,出发点和决定性因素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其决定性因素,也就是上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3].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到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却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呢?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3].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指明：（1）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逾越他们自己的界限,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来看,根源在于他们主观地割裂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与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内在联系；（2）只有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才能正确把握“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本质；（3）表现出“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特殊类型,作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必然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必然性.
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及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和历史必然性的揭示,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落脚点及其之所以以“资本”为主题的根本目的.这就意味着,对“资本”本质的科学揭示和阐明,成为科学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资本”的本质是什么?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是“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正因为他们把“资本的形式本身理解为自然的形式,这些形式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因而没有从这种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4].
与之相反,马克思从对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出发,进而得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相应地,“资本”的本质如同“价值”的本质一样,不是自然形式,而是社会形式；“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换言之,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即在同劳动者结合并充当剥削劳动者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与劳动者之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而不是资本了.正是生产的二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5].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特殊结合,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8].因而,“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4]也就是说,随着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社会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不断增长.
由此可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剖析及其“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9].亦即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的揭示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也没有建立在“道德感”和“道德意识”上,而是建立在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这一基础和出发点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论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