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只为传承父母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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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刚,现年40岁,检察出版社副社长,知名媒体人.2003年夏,其母以56岁之盛年猝逝；六年后,父亲历经109天与晚期肝癌生死博弈后也撒手人寰,年仅59岁.双亲早逝带来的巨大心灵创伤,加上工作繁重,让他身心俱损,不到40岁就疾病缠身,身体崩溃：每日服用多种降压药物,注射胰岛素,“三高”,受到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等困扰.

2011年,在失去双亲的痛苦追思中,他对身体进行了颠覆性的治疗,并出版了23万字的调养日记《新的人生》.2012年8月,他出版了实现父母“精神合葬”的纪实专著《我们的爹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为其作序引荐.

今天,赵志刚用细腻柔婉的笔触,记述了父母与儿子之间充满温情与牵挂的夜夜与如何走出悲伤、获得新生的心路历程.他说：“常忆父母恩,把父母无形之爱传递开去,才是对父母最好的怀念.”

慈母猝逝大悲难抑

2003年8月21日凌晨1点,作为《检察日报》记者,我还在厦门和师兄陈燕推敲采访提纲.为了避免外界干扰,我把手机关掉了.当接到母亲凌晨因突发心肌梗死猝然离世的消息时,已是早上7点.

太突然了!从厦门到福州、济南以及我的老家山东昌乐,换了多种交通工具,整整12个小时的含泪狂奔,我才回到慈母身边.当我跪在冰冷的床边痛哭时,母亲再也不理我了.为母亲守灵的三天,我的泪水几乎流干,痛感自己对于母亲的忽略和人生的易逝、无常.

母亲娄为良,1947年农历十月初八,出生于山东安丘县一个普通村庄,在五姐妹中排行老幺.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她未能读书识字.1959年12岁时,父母双亡.1970年,她远嫁给山东昌乐县的我的父亲赵立成,先后生下我和妹妹.因操劳过度,从上世纪80年代起,她身体开始出现各种疾病.80年代中期,家里因盖三间新房,欠债数千元.1987年,她转为非农业户口,迁到五图镇,并成为合同制工人.1991年,因病退休.2003年8月21日凌晨1点,猝然离世.

母亲的生命全程,用上述几行编年史就能勾勒出轮廓,但浸透在这一年一年中作为拥有多重身份的农村妇女的隐忍与操劳,谁又能知道?作为妻子,她挑家庭重担,养儿育女,工于女红；作为母亲,她对儿女极尽呵护,含辛茹苦；作为儿媳,她以嬴弱之身肩扛农活,孝敬公婆等可惜并愧疚的是,作为儿子,我却很难描摹其中伟大的细节.

2006年五一节期间,父亲的一位至交来到北京.在和他聊天时,我数次提及母亲的一些往事.哪知这位长辈竟对我吼道：“你对你母亲根本不了解,你知道的太少了!”他说,我在华东政法大学上学期间,母亲为了多挣一些钱,经常到附近的小煤矿拣煤,每天消耗大量的时间和体力才卖几块钱,还常被落下来的煤矸石砸得头破血流.有一次,母亲险些被急速驶来的装煤的翻斗车埋葬!母亲忍受身体上的劳累、精神上的屈辱,做这样一些低贱的工作,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儿子顺利读完大学.

“哪怕是要饭,也要把你供出来.”这是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那时,爷爷奶奶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我和妹妹正在上学,学费很高,而父亲每月的工资不到200块.1990年到1994年,我在上海上大学的四年,大概是我家最为窘迫的时期.每个学期到上海报到前,我总要拿走几百块钱,可母亲手里连二百都拿不出,于是四下借钱.但是很多人包括很近的亲戚都很冷漠地拒绝了.母亲陪着笑脸流着眼泪到处去借,她忍受着艰辛,为了她的儿子,为了儿子高贵而有尊严地活着.

今天,当年那些不借钱给我们的亲戚朋友求我办事,我能办的全办了.“以德报怨”,是母亲多次向我交待的.母亲的教诲消解了我堆积在心里的不平与怨气,催生了慈悲之心.现在,在很多场合,由于身份特殊,我是受人尊重的.但是,我深知,我今天的一切,包括赢得的尊重,其实是母亲用艰辛换来的.我没有一丝自得的资本.

按照母亲生前的遗愿,我们把她安葬于家乡山清水秀的东山,这是她生前最喜欢的一个小山包.母亲就这样走了,重新回归土地,如沉睡般走得安然,而把无尽的痛苦和思念留给儿子.

慈母走后数年里,一旦想到她,我内心就承受着巨大的歉疚.2007年,为感念母恩,我把陆续写的一些纪念短文集结为《我的母亲》一书,由黄河出版社出版.母亲的早逝,让我开始洞悉人生之无常,顿悟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回天乏力的心碎与悲痛!

百天生死博弈留不住父亲远行

母亲猝逝之后,我开始把及时行孝当成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日程,把对于母亲如山的歉疚化为更多的爱,倾注于父亲：每天坚持给他一个,嘘寒问暖；一有机会,就跑回山东老家看他.从2003年秋天父亲心脏外科手术后,到2008年年底,逢年过节我都会陪伴父亲天南海北地旅游,总共去了12个省市.尽管我也开始做带父亲出国旅游的计划,然而,才不到五年,我就突然之间得到一个噩耗.

2009年春节之后,老家的堂兄守东来电告诉我,父亲生病了,出现了黄疸,肝内胆管扩张,医生认为情况不乐观.2月17日,我赶紧把父亲接到了北京,住进了301医院.

医生开了单子,要做几项检查.门诊大厅人山人海,队列很长,父亲背着包到前面排队候诊,我低头看手中的单子：MRCP,CA199,CA12-5,前面那个是核磁共振,后面两个CA不是癌症吗?我一下子抽泣起来.守东大哥拍我的肩膀,我把单子扔给他,冲出门诊大厅,在门外放声大哭.

五分钟后,我擦干眼泪返回大厅.大哥指着卡片上“诊断”一栏有些潦草的字：肝门部胆管癌.我好命苦啊,刚没了娘,又可能会失去爹啊!父亲也命苦,五年多前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这次又要切掉大部分的肝脏!

晴天霹雳.头顶都是巨大的雷声!

下午,父亲转院入住解放医院外科大楼14层肝胆病区29号床.病房是个两人间,有一个动过手术的病人躺在床上.父亲友好地和他打招呼：“你好!”父亲不知病情,我和家人统一的口径是：胆管里有个囊肿,手术取出后黄疸就解决了.他信以为真,对打来的询问都很乐观地描述着,要对方不要担心.我在旁边憋着,心却在哭.

父亲兄弟姐妹多,小时候几乎没有正儿八经读过书,最多上到小学二年级.19岁到煤矿当工人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写字而脱盲.尽管如此,他离能够正常进行书面表达还有很大距离.1990年我上大学后,每月和父母都有两到三封信.父亲逐字逐句把我的信读给母亲听,还要给我回信,遇到不会写的字就查字典.父亲中晚年也养成随时记事的习惯,在小本本上记录那些琐事：家庭收入支出、人情往来、出游札记、柴米油盐等等.近些年,我陪他到各地旅游,他都记载航行的公里数、所到何地、风景名胜、我的同学好友等,极为细致.父亲的命中一定有“天医星”.少年时我暑假寒假到煤矿去,父亲在集体宿舍的床上总有一本厚厚的医学书,估计足有500页.父亲研究那本书足有十多年,他对医学的各个领域多有涉猎,指导着对母亲各种病症的治疗.晚年他又研究中医药、推拿按摩.我喝醉酒,他用葛根煮水给我服用；我四肢疲乏,他给我按摩穴位,都极为有效.

父亲精于手工编制笊篱,也精于烹调技艺.80年代中期,春节前父亲带来不少葡萄糖瓶子,里面装满了搅碎的西红柿.原来是他自己制作的西红柿酱,那个时候还没有反季的菜可吃,用这种真空方法保存的西红柿在过年时可做鸡蛋汤,味道纯正.我十几岁时暑假到煤矿,父亲开始教我包饺子,和面、擀面皮、调馅、包饺子,一系列流程都在他亲手示范下学会.至于煎炒烹炸各种菜肴的制作,父亲更是样样精通,堪称家里的大厨.

父亲在儿子的心中,就是如此高大,完美,无所不能,导致今天我一时间产生了错觉——那位无力地侧卧在病床上的老人是否就是他?

走出医院的大门,已是傍晚7点了,天空飘起了雪花.这是2009年的春天,2月17日,早上是雪,晚上是雪.我今生都不会忘记这年春天的雪,它冷冻了我的心.

医生决定为父亲做引流术,以穿刺方式把管子插到肝内胆管,排除黄疸.手术结束后,父亲脸色蜡黄,不敢喘息,伸进腹部的那根管子让他很难受.我问他是不是疼,他说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父亲一向乐观,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表情.他的快乐感染着周围的人.然而,这根管子却让他失去了笑容.他侧卧在病床上,一只手紧紧抓住管子,另一只手抓住病床上的护栏,脚部有些痉挛.父亲显然正在承受很大的肉体苦痛.

3月,我和主治医生作了详细的交流,医生告知：父亲的肝功能很差,也较难恢复到理想状态,因为有20多年的饮酒史,肝细胞损伤很严重.如果做较大面积的肝切除,身体的耐受程度不够.一旦手术,肝功能将无法承受,施行肝移植术是最终方向.

历经周折,3月18日,父亲与山东老家一合法肝供体血型配对成功,可进行移植手术了.上午11点,我顺利取得后从山东急速返回,原本是四个小时的路途,我回程却只跑了两个多小时,连手术的组织者都颇为诧异.第二天凌晨0时43分,浑身插满管子的父亲被大夫推出来,在我们的护送下进入ICU病房.

术后,父亲的眼睛因消瘦而显得大了,眼窝深陷下去,眼神空洞虚无,好像周围的世界和他无关,这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偶尔,他努力耸动双肩,使不上力气,叹一声幽幽地说：“有气无力啊.”我知道他苦,但只能远远地看着他.

一切该来的一定会来.父亲术后月余并发症出现了：胆红素升高,黄疸出现,肝部B超有明显阴影,专家会诊认为供肝有问题,而唯一延长病人生命的途径,就是再次移植.

我坐在救护车的副驾驶坐位,后面担架上是沉默的父亲.只有1公里的路途,不到10分钟的转运,谁也没有言语.我觉得和父亲犹如站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两岸,此岸鲜花,彼岸红尘.

不能把父亲抛弃给死神,不能放弃一线生机!这,是我所有的信念.我们最终等到了父亲的二次肝脏移植手术,尽管仍然有很大的风险,但是至少有了希望.

没想到的是,病情变化莫测.我们还正为他的好转而庆幸时,突然接到医生：ICU监测及时发现父亲腹腔出血,立即推进手术室,要我赶紧到医院来签字.

路途之中,思绪纷乱.我以前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为了详细记录父亲的病情变化,我坚持为父亲撰写治疗日记,期待出版时定名为《2009春天,父亲》,因为考虑到春天结束时父亲大抵可以出院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都进入夏天了,我们却回到了原点,而且病情比当初还要糟糕,乃至未卜生死.父亲成了医院最危重的病号!

三个月内,虚弱的父亲三次承受巨大的身体创伤,我也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在医院的近百天,父亲孤身一人直面病痛,多数日子躺在ICU,没有亲人陪伴,身无长物,甚至连衣服都不是自己的.他在清醒时应该是痛苦的,我们家属更痛苦.父亲自身的抗争,院外我们的奔走,一切的努力,只是要父亲回归生命的原初意义：活着!而在生死面前,个体的生命、悲欢都是那么渺小.

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内,父亲的腹腔已被打开四次,他虚弱的肉体已被手术刀切割得支离破碎,我忍受巨大的精神伤痛,流着泪签字同意,只是为了挽留他,但一次次的手术也让我们越来越绝望,我已清楚地感知父亲离他的亲人越来越远.那些痛苦是实在的还是虚妄的,此刻我已很麻木.

真正的痛苦,没有人能与你分担——你只能把它从一个肩,换到你的另一个肩.

6月4日,早上醒来找干净的衣服换上,穿戴完毕,突然发觉居然一身青色,淡青色的徒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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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腹腔再度出血,估计是严重的感染将血管腐蚀.是否该与父亲作最后的告别?我已没有进入ICU的勇气了,倚靠在过道的墙边并无声响,似是在经历一个梦境.

10时15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从ICU电告我记下这个时刻.

子欲养而亲不在何其痛

2009年6月5日,父亲和母亲合葬于老家.安葬完后,我把病中日记编辑成印刷品《2009年春,父亲》,用来记录这刻骨铭心的109天.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地失去自己最爱的人,而且是永远的失去等这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过程.”仍记得父亲临终的训诫,他都很难发出声音了,还在嘱咐我好好工作.为了尽量不去想他,我疯狂工作,疯狂徒步,但工作繁重,过度悲痛,外加重达200多斤重的肥胖身体,我身心俱疲,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的折磨,让我已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2011年,我尚还不满40周岁,却已走到了身心崩溃的边缘.

在静岩博士指导下,我开始调食、养生,不断体悟内心.起初的断食,令我的身体极度虚弱,甚至连基本的晨练也无力坚持.一段时间的排浊、休养之后,身体机能才开始恢复,正能量逐渐上升.

“莫到晚年再思亲,重在当下善尽孝”.最终,我发现,还是对不到60岁就仙逝的父母没尽到孝道的如山歉疚,支配我突破死亡冰海.而唯有好好活着,才是对双亲行孝的最大补救!

2012年,是母亲离开尘世的第10个年头,按照老家的风俗,10年忌日亲朋好友要在一起完成一个较为隆重的仪式.春节过后,我重拾之前写给父亲、母亲的文稿.之前我不忍翻阅,此次却潸然泪下.

《阿含经》云：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于上大小便利；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生与死,是我们无法把握的,我们能好好把握的只有生死之间的一段距离.我所能做的,唯有好好活着,这是对逝去的父母最好的交代!

我决定将那些碎片化的文章重新梳理合并为一本书,完成他们的“精神合葬”.此书最初定名《我的爹娘》.然而,世界上最爱我的两个人——我们的爹娘,是每个普通而又伟大的中国父母.我觉得此书的延伸意义更有价值,遂改名为《我们的爹娘》.父母的爱心,柔善如碧月.书中,我除了追忆父母,也希望能将我对父母的愧疚与恩情的体悟传递给读者,让更多的人不要有我那么多追悔、遗憾,更好地尽孝,不要如我一般重蹈覆辙空留遗憾等

编辑：程新友jcfycxy@s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