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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04年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来应对当前复杂的经济问题.可以说结构性减税政策已经成为了当前中国税制改革的主旋律.特别是在接下来的五年中,结构性减税政策将在调结构促发展上发挥很大的作用.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研究则可以探索如何在社会的进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手段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国内外学者对结构性减税政策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关 键 词：结构性减税；最优税制；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125-02
结构性减税政策这一概念最初是在2008年12月初由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这一概念包含着稳定经济增长、调节产业结构、控制物价水平等多重政策目的.对于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研究学术界一直有着研究,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最优税制如何制定的研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梳理,对于最优税收结构的研究可以说是自最优税制思想的提出以后经历了理想化假定下最优税制的设置和走出理想化假定的税制研究这两个阶段.
一、理想化假定下的最优税制
1897年Edgeworth[1]在假定每个人得效用函数完全相同、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且整个社会可能收入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构建了埃奇沃思模型.得出要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则要实行使每个人的税后收入完全一样的高度累进税率制度,从社会收入的最高一端开始削减收入已达到每个人的税后收入完全一致,因此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应当为100%.这样的税制结构显然与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相对公平相背离,但这个结论也为税制结构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1927年Ramsey[2]在假定了一个封闭的没有进行对外贸易的经济体,经济体中所有家庭的效应函数相同且政府只对商品征税的情况下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商品税的税率应当等比例设置才能使得征税的额外负担最小,才能使得政府对商品的征税不会改变商品的消费结构；二是需求弹性与税率应呈反比,需求弹性越大的商品税率越低,而需求弹性越小的商品则税率越高.这样的结论所指向的税制结构虽然很大程度上便于征管,但是由于没有考虑税制结构的公平性,使得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971年J.A.Mirrlees[3]在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人,他们的效用函数完全一致,政府的税收会影响劳动供给并且劳动的供给具有连续性的情况下得出最优所得税率结构实际上呈倒U型分布的,并且边际税率在0～1之间分布,因此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也就是个人税率的高低取决于个人的工作效率,而事实上个人的工作效率是不可知的,如果政府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征税,理性人势必会通过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产出量来规避高税收,因此,米尔利斯模型虽然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工资率内生化,使得模型更具有合理性,但仍旧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走出理想化假定的最优税制
1953年美国学者Corlett和Hague[4]在商品税的研究上提出来不同角度的看法,他们在拉姆塞法则的基础上,放宽了封闭经济体单一消费者的假定,认为在设置商品税的时候应当对与闲暇具有互补性的奢侈品实行高税率,也就是科利特—黑格法则,这一法则的制定为对奢侈品征税高额的消费税提供了理论依据.1956年solow和swan[5]从资本与劳动着手对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著名的Solow—Swan经济增长模型,这个模型也被称为新古典（外生）经济增长模型,他们认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个外生因素的影响,劳动和资本将越来越有效率,能逐渐达到更好的均衡,因此资本的积累只能影响短期内的经济,这也就说明了影响资本积累的税收政策的制定对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不存在影响,只能对短期内的经济产生影响.1994年Mullen和Williams[6]通过对1969—1986年的州边际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边际税率明显与经济增长率反向变动的结论.2000年Myles[7]在结合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01年widmalm[8]分析了23个国家1965—1990年的数据来研究税收结构与经济的关系,研究表明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反向的.同样的2009年Nikos[9]通过对14个欧盟国家1990—2006年的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
三、后危机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研究
中国结构性减税的主要研究方向应当在于助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服务经济增长,实现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国内目前对税收结构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运用计量经济研究方法对历史经济数据进行分析.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2009）[10]认为,当前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应当是以保增长、扩内需和调结构为主要目的的减税政策,此外,还应该在加强税制和加强征管两方面着手.刘成龙（2009）[11]通过对1994—2008年的小口径中口径宏观税负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在同时减轻税收负担与非税收负担,仅仅减轻税收负担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显著改善纳税人整体负担.且从结构性减税政策的长远角度来考虑,还需要增加一定的增税政策.吕冰洋（2012）[12]认为在中国现行的以间接税为主要税收来源的税制条件下,中国结构性减税的发展思路应当以增值税的扩面为重心.张念明（2012）[13]认为中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发展思路应当从原先的实现宏观调控的职能逐步调整为结构调整服务的税制优化,并且应当在减税政策设计的同时安排适当的增税政策和相关配套措施.盖地、罗斌元（2012）[14]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模型对税制设计和纳税人激励进行了研究发现,激励比惩罚能更有效的调控税收.应当通过使用税收优惠等税收激励措施鼓励依法纳税的方法来替代传统的使用惩罚性措施对待逃税行为.张延辉（2012）[15]则提出了当前中国实际形势下结构性减税政策推行的阻力主要在政府选择“理性人”的行为；固有的利益享有者的阻力；减税对财政收入造成的影响以及分税制下地方财政的困境等.总之,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结构性减税政策已经比较广泛了,但结构性减税在税制应该如何设计,已经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如何,是否能实现调结构促发展的政策目的等方面,仍旧存在疑问.因此,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新推行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的研究需要逐步深入.不仅可以考量当前推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效应,还可以为后来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推行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