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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生命力是与其“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分不开的.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凸显其实践性；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与交融凸显其民族性；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对话与借鉴凸显其时代性.把握马克思主义“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
从广义上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后者是对前者的坚持与继承；从狭义上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同阶段的理论成果,后者是对前者的发展与创新.这两方面的关系勾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和而不同”的关系图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这种“和而不同”的关系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性且互为依托的两个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对此,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就有过论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条件为转移”[1].“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历史经验表明,是否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错误就是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危害.离开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既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持,更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展.、都十分强调以坚持和发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改革开放以后,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企图割裂中国改革开放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关系的错误思潮,就曾谆谆告诫道：“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变革与融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就文化本源而言,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若没有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对话与结合,它只能是“舶来品”,是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的西方文化,难以得到认同.不断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资源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并使之具备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自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实践证明,这种融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其现实可能性的.其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涵上存在着许多相通的契合点,这是二者实现融合的重要条件.对此,马克思就曾有过论断：“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5]比如,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未来描绘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大同”理想就具有价值追求上的一致性.陈独秀说：“儒家要求平分财富,限制土地所有权,是社会主义的先声.”[6]正因为二者之间存在这样的相通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借用“大同”思想来指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做法既便于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还让马克思主义带上了民族文化的特点,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从而很好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性、民族性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者属于现代文明的范畴,后者则是前现代文明的典型.这种差异性注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和产物.就拿前述“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而言,二者虽有相似与契合,但却不可忽视其本质区别.“大同”理想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其本质是一种道德理想.因为它将道德境界提升而非生产力发展视为理想社会的实现路径,带有浓重的“空想”色彩.而马克思主义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揭示社会基本矛盾才是社会的发展动力,从而找到了实现理想社会价值目标的科学道路,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对话与借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
从世界文化的整体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还存在与西方文化之间“和而不同”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本身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之内.但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显然是“不同”的,它是以西方文化批判者的姿态存在,以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昭示社会主义前途为理论取向.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与现代西方文化同样有着截然不同的一面,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而现代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意识折射,其实质是反映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文化霸权、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西方文化除了批判与对立的一面,还会有对话与借鉴的一面.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能赢得世界历史性意义的重要原因,就是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包括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更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凭空创造出来,西方文化包含了科学精神、理性传统、追求、法治社会等积极因子,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大胆吸收和借鉴的人类文明成果.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是近代中国顺应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寻求现代化新路径的产物.虽然现代化的模式是多样性的,各国都应立足自身特点探索现代化之路,但是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认真分析借鉴西方文明在步入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经验,总结提炼带有普遍性的一般规律,同样十分必要.
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就曾经借用了茶和酒的比喻来形象解读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强调东西方文明的对话与借鉴对于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提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精神追求标识的表述中,就有对西方文化中“”“自由”等概念的借鉴.只是,这种借鉴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可以画等号.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讲的自由、、平等、公正,既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涵的规定性,又有社会主义法律的规定性,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所讲的话语具有本质区别.这种“形同神异”的特征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和而不同”的具体体现.在当今全球化的格局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发展的需求,还是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生态最高境界的必然要求.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3JDSZK0015）阶段性成果,并受到2013年度上海学校德育理论研究课题（2013-B-002）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