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此文是一篇工程师论文范文,关于工程师论文范文集,与自己的飞箭相关专升本毕业论文开题报告。适合不知如何写工程师及文学及飞箭方面的经典论文网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工程师类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的作为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喜欢读书的人,都知道《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这些图书和《万象》这本杂志.它们的缔造者俞晓群兄,是我多年的朋友,当他从辽宁来京,主持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海豚出版社,也就把他这个出版理想主义者的气势带到了北京.我们看他出版了董桥、北岛、蔡志忠、几米全部作品,还有沈昌文、孙甘露、陆灏等人主持的规模庞大的《海豚书馆》.晓群向我组稿,这套《祝勇作品》,也就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应时而生了.像当年沈昌文先生一样,我先声明：我不会赚钱,所以我的书,对出版社意义不大,对我意义不小.至少,这让我有了一个检视自己的机会.校对书稿就像考试交卷前的复查,至少在心理上,它是重要的.这些年写得顺风顺水,或许只有出版的时候,才有机会审视一下自己,这个时候,我便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阅读者,写作中潜伏的种种问题,也都在此时原形毕露.出版的过程,是边读边改的过程,甚至是一个比写作更加艰难的过程.
每一个人写作都有自己的弯路,每一个写作者在阅读过去作品的时候,都会心生悔意,但弯路是不可避免的.像笑话里说的,一个人吃到第七张饼,才觉得饱了,于是后悔地说,早知道就不吃前面的六张了.写作这回事,还真的需要慢慢地铺垫,文火慢熬,像赵本山的小品《策划》里说的,不是“炒”,而是“炖”.我很羡慕“80后”甚至“90后”,那些天才的写作者,年轻的时候就为自己打下了文学的江山,我也恨自己没有他们的能耐,“成熟”得慢.但是我想,也许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悔其少作吧.张仃先生曾对我讲,“大器晚成”是艺术的规律,这是因为人生的况味、艺术的功力,都需要慢慢发酵,无法速成.据说曾有人将一个14岁少年写的武侠小说拿给金庸看,金庸拒绝了,原因是他不相信一个14岁的孩子能真正写出夫妻之情、母子之爱,他太小,还不懂.
每个人的写作,都经历过模仿的阶段.我们喜欢一种作品,就不知不觉地照猫画虎,或者在老师们的威逼利诱之下去简单照搬.后来我们发现,那些被称为经典的作品,只是我们祭拜的对象,我们给它们上香,磕头,却不能投靠它们,因为它们伟大,崇高,像大理石的纪念碑,却没有生存的真实感——哪怕是一点卑微也好.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所谓主流散文——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可以用“正确”来评价,但“正确”与否,从来都不是评价文学的尺度,文学只有深刻不深刻,没有正确不正确.我们小学没毕业就被训练着像雷锋叔叔那样,写下精辟的、圣徒式的和“正确”的文字,我们被“灵魂工程师”们辛辛苦苦地打造成规格统一的产品,我们用相同的表情微笑,甚至连愤怒都是一样的.敬文东曾经回忆,小时候写作文,同学们写得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写自己在帮贫农张大爷劳动,只是劳动的具体内容有异：有的人是挑水,有的人是劈柴,有的人是推车,有的人甚至是为他倒夜壶.他说：“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不乏保守和排外气质的村庄,我们村（那时叫生产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姓张的贫农大爷.张大爷在我们幼稚而又苍老可笑的文字中之所以必须要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原始图腾在我们身上的需要,也是为了给原始图腾的内在逻辑找到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以便顺顺当当地引出如下结论：我们这些脸蛋都洗不干净的祖国的小花朵,早已做好了接革命的班的准备.”①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文学的希望,就真的成了奢望了,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诲与文学的精神刚好背道而驰.经典是规训,是格式化,是一种权力的控制,像福柯所说：“权力通过它而焕发活力”②,文学变成了对“忠诚”的考验,变成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原则问题,它忽略了个人的特征,而加强了同质化的倾向.这是我们为“成长”付出的代价.前几天我在一家餐厅吃饭,听到邻座的一个孩子说,她不想长大,妈妈问她为什么,她说,长大了没意思,长大了对一切都不好奇了.她的话让我很感触,只有孩子能说出如此简单而又深刻的话.成长变得不可信任,是因为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规训的过程,它的结局是让所有的人都变得一致,变得“规范化”,而孩子,则是最具个性和好奇心的.好文学与坏文学的区别,就像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一样明显.经典就像塞壬的歌声,以优美的声调拉拢我们,让我们失掉了自我,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毁灭掉.
真正的写作是寻找一条自己的路.余华说,“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他甚至把这句话作为自己一本书的书名,可见他对这句话的看重.他的话只说了一半,我为他接上：没有一个人是重复的.好的作家都是孤本,不可翻版,不可替代.谁能取代鲁迅、钱钟书、张爱玲?谁能取代莫言、王小波、余华?如果这些人都一模一样,像孪生兄弟一样不分彼此,那文学史就不存在了.福柯说,“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③这是因为在他们面前,“条理清晰”的世界重归模糊、神秘,拘束性的规则失效了.我们当然无法回到儿童时代,也不鼓励人们成为疯子和罪犯,但至少在文学这个特殊的世界里,我们不妨做一回儿童、疯子甚至罪犯,去尽情地放肆,去离经叛道,去做不守法的使者.经典的意义,只在于告诉我们不要照着它的样子写,或者说,经典就是用来背叛的.
假若有一支箭,从A点射向B点,需要多少时间?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老老实实地通过距离和速度计算答案.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答案是“正确”的,也是唯一的,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样的答案毫无意义.博尔赫斯是我钟爱的作家之一,他在《时间》这篇散文中提到过古希腊的芝诺.芝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惊世骇俗：飞箭永远不可能从A点到达B点.他的论证如下：飞箭要从A点到达B点,首先要到达这段距离的一半,然而要到达这段距离的一半,必须要到达这一半的一半,依此类推,“一半”会无限地分解下去,以至无穷,飞箭也就永远不可能从A点到达B点.他还用类似龟兔赛跑的典故来说明这个道理,只不过在古希腊的典故中,阿喀琉斯取代了兔子的地位,有人称之为“阿喀琉斯与乌龟”.故事是这样的：阿喀琉斯与乌龟赛跑,只要乌龟先他一步,他就永远也追不上乌龟,原理与“飞箭理论”是一样的.
芝诺是哲学家,他的答案有诡辩色彩,但在我看来,他更是文学家,因为他的答案符合文学的原则.文学是作家用自己的目光观察世界的产物,它是一个主观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科学的、逻辑的世界,它对世界的解释不是论证式的,因而,它是不能被某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律统一起来的.如果一个作家认认真真地通过公式来贯彻自己的写作,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脑残.但很多写作不用脑,只用手.他下的工夫越大,离文学的距离就越远,他就变成了那支飞箭,永远射不中文学的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