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和故事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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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个好故事和讲好一个故事,是话剧艺术魅力所在,却不是所有剧作家和导演能够完成的任务.好故事难得,讲好一个故事亦属不易.因为“每一出好戏都是在三个层次上同时运作：剧本、潜台词以及演员的相互作用. ”[1]一个好故事对于情节构思、人物塑造、内在意义、艺术形式等的要求,往往过于考验编导者的才情与耐心.因此,我们才能容忍诸多烂故事、滥讲法的存在,并对难得一遇的好故事和那些耐心讲好一个故事的人心怀敬意.以“好故事”“好观念”“好讲法”来检视 2014年北京原创话剧,我们看到：这一年,北京原创话剧舞台上出现了几个一气呵成的好故事,也诞生了一些具有宝贵精神价值的作品,还有很多在故事讲法上寻求新意的努力.同时,也存在诸多遗憾.

一、复归古典：耐心讲一个好故事

虽然戏剧是有着无限可能性的综合性艺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都在探索着戏剧的可能性,但“讲故事”“讲一个好故事”“讲好一个故事”始终是话剧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而近年来的北京话剧舞台,好故事一直比较稀缺.什么是好故事?粗略地要求,它应当是合逻辑的,并且是动人的.然而,以此为标准,我们会看到：近些年,逻辑上漏洞百出、情感上虚假矫情的粗制滥造之作甚多.浮光掠影表现城市病的、鸡零狗碎纠缠于婚恋纠纷的、小情小调无病的、呵痒洒狗血搞笑的、情绪高亢但假大空的,虽然讲了不少故事,也为北京话剧市场增了温,但年终岁尾点数佳作时,却大多成了浮云.

事实上, 2014年北京话剧舞台原创剧中,出现了很多好故事和好故事素材：《枕头人》《离去》《公民》《往事只能回味》《理发馆》《罗密欧与朱丽叶》《让我牵着你的手》《海鸥》《山楂树之恋》《语文课》《红色》《长夜》.但是,上述作品有的为我们提供了好故事,有些却浪费了好故事素材.这是因为,要成就一个好故事,除了故事本身的精彩,观念、讲法、讲述者的情感态度等,都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值得庆幸的是, 2014年北京原创话剧舞台到底留下了几个可圈可点的好故事.

在耐心、真诚讲故事的作品中,首先当被提及的是《枕头人》.这部由英国剧作家马丁 麦克多纳创作、中国导演周可执导的作品,于2014年4月在北京鼓楼西剧场首演.一经观众检验,马上获得“思辨者童话”、“高智商话剧”等赞誉.《枕头人》讲述的是作家卡图兰因创作系列儿童被虐的黑暗童话,而被卷入现实中效仿其童话的谋杀案的故事.在对谋杀案的追查中,不但卡图兰作品中那些冷酷的故事获得再现,而且四位剧中人的生活故事也都一一被讲述. 2013年,赖声川的《如梦之梦》曾经为北京观众带来一席讲故事的盛宴.在赖声川的连环套叙事中,可以无限循环的故事构筑了近 8小时的超长故事会,如果赖声川愿意,这个故事会可以 10小时、 20小时地延续下去.因为故事的生动、舞台的奇幻、演员表演的精湛,使观众沉浸在《如梦之梦》提供的再现人生、宿命的故事中,完全不知疲倦.如果说,《如梦之梦》已经在追求讲故事技巧上令人叹为观止的话,《枕头人》则再次突破了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在故事的心理深度、机巧性、多义性与风格的一致性上,《枕头人》创造了新的极致.除了卡图兰童话之中的故事,剧中人物的故事同样黑暗惊悚：包括卡图兰和哥哥迈克尔被父母作为不同试验对象的童年故事,卡图兰杀害父母的故事,迈克尔效仿童话杀害儿童的故事,执警埃里尔童年受虐的故事,警探图波斯基失去过孩子的故事等.从文学构思角度,这样一个与童年记忆、仇怨心理、谋杀行为等要素相关的故事,无疑会非常富于戏剧性,而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讲述方法,又有着天然的巧妙,在作者缜密设计下,形成了巨大的叙事张力.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剧作家对这个讲故事过程的沉醉与享受.讲故事,在《枕头人》是第一要义,因为提供的是有趣味、有意味、有情感冲击和智力含量的故事,这部剧作才回到构思、回到语言、回到演员,回到了这些单纯的戏剧要素,并获得了成功.

《离去》也是一部忠实于讲故事的作品.作为国家话剧院的年度重头戏, 2014年 5月,王晓鹰导演了这部改编自美国剧作家奈戈 杰克逊原作的剧作.从《萨勒姆的女巫》到《哥本哈根》,王晓鹰导演的外国剧作历来以选剧本的眼光和准确解读见长.《离去》是一部有情感温度的戏.长年演绎莎士比亚笔下人物、并获无数殊荣的演员埃略特 布莱恩,临老患上了阿尔斯海默症,常常在生活中的“我”与戏剧角色之间迷失.因为同样有三个女儿,他常常错把自己当成李尔王.而因为父亲的病,三个女儿需要在家庭生活中重新安排自己的角色.她们虽然因此产生了一些矛盾,也暴露了某些私心,但小女儿最终选择守护父亲,却是一个温暖明亮的结局.事实上,这部作品与其叫“离去”,不如叫“归来”.因为它讲述的是情感回归的故事.作为一部传统现实主义话剧,《离去》采用的是顺时推进的叙事方法,舞台上发生的故事完全按照自然时序节奏进行,没有间隔、没有插入、没有中断.这是因为,剧作并未致力于结构创新,而是以人物、情感为重心,力求发挥戏剧的动情力量.通过故事打动人,是《离去》耐心讲故事的起点,也是其目标.

此外, 2014年底,国家话剧院两部跨年戏,也都表现了对讲故事的尊重.其中,王晓鹰导演的美国当代著名编剧约翰 洛根的作品《红色》,虽然不以情节结构为最大看点,但有着与《哥本哈根》相似的“解谜”意图.剧作家试图通过历史假想走进主人公罗斯科的精神世界,解开西格拉姆壁画毁约与罗斯科之谜.李宝群编剧、查明哲导演的《长夜》则更为全心全意地讲故事.本着开端、发展、、结局的故事结构方法,围绕嫂子召集亲朋聚会、虎子出狱、八年前事故问责、 “月儿楼”的卖与留,嫂子的情感选择等,《长夜》严格遵循“三一律”原则,圆满完成了对以嫂子为主人公的进城务工人群生活经历、人生理想、价值观念的再现.

我们知道,“三一律”能够保证矛盾冲突的集中、尖锐,便于完整故事的展开与完成,但同时它对一天、一地、一事的限制,有时会妨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因此而成为一种艺术桎梏,在现代主义戏剧反古典主义进程中,一度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在 2014年北京原创话剧中,《枕头人》、《离去》、《红色》、《长夜》等致力于讲述完整故事的作品,却在创作方法上不约而同向“三一律”复归.虽然《枕头人》的故事环境依次为室和囚室,但地点都在局内,虽然《红色》的故事并非一天之内完成,从人物对话中我们获知它有两年的时间跨度,但人物、地点的一致与矛盾的惟一,让观众几乎忽略了故事时间,从而产生“两年如一日”的心理认同.无论出于相似的初衷还是仅仅缘于巧合, 2014年北京原创话剧中,这些精心讲述完整故事的作品,都表现出向古典主义美学回归的倾向.事实上,只要艺术家在真诚地经营一个故事,就会自然而然地追求情节的完整、矛盾的集中、主题的明确、节奏的紧凑. 在一个娱乐至上、动人的好故事相对匮乏的戏剧时代,这些复归故事、复归古典主义美学方法的剧作格外令人惊喜.它们是浮动中的稳定、喧闹中的安静,以一种踏实和坚定守护着话剧的魅力.

二、聚焦潜台词：传达一个好观念

除了经营完整故事, 2014年的北京原创话剧中,还有很多讲述散点故事的作品.北京人艺的《理发馆》《公民》,总政话剧团的《兵者,国之大事》、台湾剧团的《往事只能回味》、黄盈编导的《语文课》等.这些作品或以时代精神为重点,或以特殊人物为中心,或以集体记忆为着眼点,试图通过故事传达一个观念.虽然从整体上看,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以表达观念为目的,所有的故事也都会服务于某种观念的表达,但秉持不同艺术理想和审美术风格的艺术家,在对于观念与故事、观念与人物的关系的处理上,难免存在差异. 2014年,北京原创话剧中,经营完整故事的剧作,故事多大于观念或与观念并行,而讲述散点故事的作品,则多表现出观念大于故事、大于人物的倾向.

通常,每部剧作都由表层和深层故事构成.那些隐含在表层故事之下的深层故事,就是它的“观念”.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情怀或意义.而“戏剧永远是一种对意义的寻找,又是一种能使意义变得对别人有意义的手段”.[2]

一般来说,一个有意义的观念首先源于问题意识.

就“问题意识”而言,出现在 2014年 10月北京话剧舞台上的,由王宏、李宝群、肖力编剧、宫晓东导演的《兵者,国之大事》,在当代军旅话剧发展历程上可谓是一次突破.因为题材的特殊性、鼓舞战斗精神的特殊作用,军旅话剧历来以“歌颂”见长,将铁血精神、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即便批评军营中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也多和风细雨或打擦边球,非常注意分寸的把握.《兵者,国之大事》一反军旅话剧常见的歌颂姿态,转向对军营现实问题的勇敢“暴露”.一场不设预案的多军兵种远程联合对抗演习,能否在未来战争中经受实战考验?和平时代“演习如演戏”的积弊,何时能够肃清?在我们高喊强国梦、强军梦的当下,是否该将实战能力作为出发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让《兵者,国之大事》不但以题材的当代性、现实性、新锐性见长,而

且以极强的问题意识,展现了当代军营中观念对立、情感矛盾、利益分歧的现实,提出了“忘战必危”、“真打实备”的警示.较之于同样聚焦“问题”的《“厄尔尼诺”报告》《这是最后的斗争》等,《兵者,国之大事》更为勇于直面现实.总政话剧团能够排演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又能够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当代主流戏剧的戏剧观念更为开放的证明.因为好的观念,《兵者,国之大事》必将成为军旅话剧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作为精神产品,一部话剧的永恒价值往往体现在高于问题的情怀上.在此意义上,《红色》是 2014年最具情怀的作品.一如《哥本哈根》在讨论科学问题时超越了科学问题,《红色》在对艺术问题的思考中也远远不止于艺术本身.这部只有两个人物、充满智性辩驳的剧作,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丝毫不让人感到乏味,哪怕它争论的那些关于艺术创作法则、艺术家的悲剧精神、艺术品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等问题,离非艺术家观众的现实生活那么遥远.然而,这些讨论不但处处闪耀人类智慧的光辉、挑战想象力的极限,而且有关于困境中的挣扎、何留何舍、活着的意义的追问,它们严肃、深刻,超越一己之悲欢,站在了面向永恒的精神高度上.因此,在精神广度与思考深度上,《红色》成为 2014年北京原创话剧最重的色彩.

来自台湾的《往事只能回味》是 2014年一部值得铭记的戏.这部由谢念祖导演,王伟忠、田浩江主演的怀旧之作,是北京大院与台湾眷村两地孩子各自的成长记忆.通过讲故事、唱老歌等充满温情的回顾,剧作复现了特定时代的民间生活.虽然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下,北京大院的孩子与眷村的孩子成长路向不同,但是,无论政治斗争多么严苛、政治教育多么有影响,在那些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成长经历中,总有共通话题与相似记忆.那些收听“敌台”的趣事,对各自“哥哥”的追随与仰望,“解放台湾”与“解放大陆”的理想,“当兵”的意义,对流行歌曲的理解无论在北京大院还是台湾眷村,都是孩子们每一个成长阶段中,相互对应的成长记忆.他们的每一个故事都既是一个时代的注脚,也是个体独有的生命体验.虽然作品没有着力于完成一个完整故事,但两位主人公轻松自然对谈的方式,回忆中复现的童年生活、少年时代、青春瞬间,无不充满生活情趣.它们散发着陈年老酒的醇香,温润厚重的气息令人沉醉.《往事只能回味》可贵之处在于：讲述这些富于趣味的故事,不完全出于猎奇的需要,也不仅仅沉湎于怀旧情绪,它们显现了人生和人本身面对的日常真理.一曲邓丽君的老歌“往事只能回味”,传递的是一笑一叹间只可意会的人生况味,而在规避政治话语后,童年、青春、责任、理想,这些关 键 词 则殊途同归,在人类共通记忆的终点上撞出火花.《往事只能回味》的温情回眸,让我们看到了朴素、真切、深情以及超越,而这些,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情感和精神品质.

因为集中的矛盾冲突、提取的人生片段、浓缩的情绪情感,舞台上演绎的喜怒哀乐便在对日常生活的复现中同时实现了某种超越.观众走进剧场――这个与日常生活分离的场域,自然会有体验某些超常性经验、认知某种超越性价值的需求.而一部戏剧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给观众相应启示,也是检验其艺术质量的重要指标.虽然有时我们很难断言在一部话剧作品中故事与观念孰轻孰重,因为它们都是成就佳作的必要条件,但大多时候,好故事易于包含好观念,《枕头人》、《红色》、《往事只能回味》等都是范例.不过,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好观念未必总能找到好的故事载体,《理发馆》就存在这种遗憾.

2014年8月,北京人艺推出的由宋凤仪、李卫编剧,任鸣、王鹏导演的《理发馆》,就未能在故事和观念上获得统一.《理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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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理发馆》抱着《茶馆》式期待的观众失望了.因为《理发馆》将人物变成了观念符号,在观念笼罩下,牺牲了人物的性格光芒.剧中主要人物,既缺乏历史又缺乏现在,虽然他们似乎都有“历史”,也都活在“现在”.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没有对“现在”形成实实在在的影响,他们的“现在”也不能成为“历史”的回应.他们的灵魂没有与历史和当下构成血肉关系.无论感叹“回家好”的朱比德,还是摆家谱的理发馆老板迷糊,抑或要通过选秀节目自我证明的盲人青年光明,都成了观念的代言人.他们的性格、心理缺乏现实基础,也缺乏艺术层次.我们说,一部好戏要有人有事、人是事中人、事是人的事.而《理发馆》由于人和事分离了,整个作品便松散零乱,只靠“北京精神”这一观念串连,有大帽子下跑小人儿的滑稽.

略晚于《理发馆》的《公民》,可谓北京人艺 2014年的重头戏.孟冰编剧、林兆华导演、冯远征主演,只看这强强联手的格局,便当有一场好戏,何况剧作聚焦于溥仪从末代皇帝到新中国“公民”的身份转换.好创意,好观念,好团队.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好故事了.据编创者介绍,他们想通过《公民》去面对溥仪的内心,呈现一个与以往影视作品中不一样的溥仪形象.但是,除了通过青年溥仪与老年溥仪的对话,显示老年溥仪对自己以往特殊身份的留恋外,《公民》更像一部个人秘史,让溥仪生命中的五个女人一一亮相,并多处说明溥仪性无能.即便有限的溥仪内心的自我辩驳,也流于轻浅.依托于类似个人秘史的故事,因为意欲更多呈现溥仪人生经历,对溥仪的生活只能给以走马观花的观照.因此,“公民”的好创意、好视角并没有为剧作带来应有的心理深度.剧作仅仅在青年溥仪对老年溥仪的嘲讽、周围群众对溥仪的好奇与旁观中,完成了溥仪从“皇帝”到“公民”的身份转换.而在很多值得玩味的情节上仅蜻蜓点水,譬如溥仪以公民身份参加选举、以游人身份参观故宫等,都是非常有戏、非常可以做戏的地方,但编创者在这里没有继续深入.于是,溥仪的精神蜕变就变得太轻易,少了时代转变时这个有特殊身份的个人所经受的灵魂撕扯.因此,《公民》虽有好创意,但故事过于散点,又不自觉钟情于生活“秘史”而非溥仪的 “心灵史”,只好缩略了大情怀.

仅就传达一个好观念而言, 2014年北京的原创话剧可谓有得有失.在故事与观念之间,很多作品未能做到水融,常常存在观念大于故事或者剧作意义未获得召唤的现象.

三、克服无聊：寻找一个好讲法

好故事、好观念自然是好的戏剧作品产生的前提,不过,作为需要从案头走向舞台的综合艺术形式,除了讲一个好故事,对于戏剧创作者来说,如何将故事讲好也是题中之义.比起好故事、好观念,好讲法与好呈现同样重要. 2014年的北京原创话剧,出现很多使用了好讲法或好呈现方法的作品,无论在青年导演的创新尝试中还是重释经典领域里.

黄盈的《语文课》是 2014年小剧场话剧中一部有趣味的作品.剧作没有提供完整故事,而是用拼图手法,将发生在语文课上的各种故事集合在一起,勾勒了中国语文教育的面貌.背诵古文、划分段落、总结中心思想、写范文、戏弄老师如何将这些冲突性较弱甚至没有冲突的零散故事变得有趣?《语文课》的故事“讲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剧作不但回顾了我们教育经历中若干有趣的故事,而且以有趣的方式完成了回顾.舞台极其简单,除了后方巨大的黑板和地面上 7个凳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布景,道具也有限,除了鼓乐队有限几样乐器,就是观众手里的铅笔、白纸,脚下的语文书.这个作品最重要的完成方式是：以游戏的形式,带领全体观众集体怀旧.观众参与是重要的戏剧环节,能否调动观众情绪是关键.事实上,儿童观众易于调动,但对成年观众来说,如果方法不当会适得其反.《语文课》开场之初,演员让观众背手而坐、朗读课文等,确有强迫意味,成年观众多出于理解与修养配合.但是,随着剧情展开,编导手段逐步高明,通过对学写偏旁部首的回忆、台上台下词语接龙等,观众的思维被调动起来,参与热情渐高,从被动到主动,产生了情绪情感认同.以致作品接近尾声时,在场观众都能配合演员要求写下“作文”,最后带着创作的快乐或失落离开剧场.从完成度上看,《语文课》是成功的,它保持了戏剧的活力,让讲故事、听故事成为一个愉快、活跃的过程.与那些姿态高冷、沉闷无趣的话剧相比,《语文课》的价值不证自明.

彼得 布鲁克说：“一本书可以有一些沉闷的部分,但是在剧场里,只要有一秒钟的节奏不对,观众就会感到没劲. ”[5]的确,对于实时的、动态的剧场艺术而言,克服无聊即成功一半.这既是新作品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同样面临的问题,甚至经典作品为此经受了更大的挑战.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等大家大作以及大歌剧等等往往是很危险的.这些作品的文化质量可以带来最好的效果,但也可以导致最坏的结果.当呈现和诠释没有达到与剧作同样的高度,往往是作品越伟大,演出反而越没劲. ”[6]因此,选择经典、重释经典,既是创作者的梦想,也容易成为其梦魇.如何让经典焕发出当下活力,是所有重释经典的创作者在面对经典的大问题. 2014年,经典再现或重释依然是北京话剧舞台不可或缺的版块.在这个易于产生异议的版块,莎士比亚、契诃的作品的当代解读值得关注和记录. 2014年是莎士比亚诞辰 450周年,为纪念大师,国内外戏剧界都以排演莎翁作品表达敬意.仅《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即有国家话剧院田沁鑫的“中国版”、三拓旗剧团的形体剧、英国 TNT剧团的尊重原著版等同时在 2014年的北京舞台上演.其中,田沁鑫版《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本年度重释经典中最值得关注的作品.

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背景被置换到当下中国,罗密欧与朱丽叶变身为北京胡同、两个大院里有着摇滚味道的时尚青年,爱情悲剧以喜剧化方式呈现.这个设计过分大胆,难免不让人为田沁鑫这个喜欢创新的导演捏一把汗.因此,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受到一些质疑与诟病.但是,走进剧场,经典的当下价值却在闪光.简单的舞台,只有左右对称的代表不同院落的铁架和舞台后方的铁门.开场群架、音乐、热舞等,使舞台瞬间成为一个燃烧的小宇宙,辐射到、灼热着每个在场者.一个悲情的故事,因为加入当行元素而极具喜剧性,笑点无数.摇滚神父对于男女主人公爱情乃“生命科学”的解释、康花花乔装入罗家送信时使出浑身解数、欲脱衣时罗密欧对朱丽叶“怎么这么事儿呀”的责怪、婚礼游戏中未交换戒指便被允许“直接亲吻你的新娘”等片段,都是引起现场阵阵爆笑.几乎可以说,这是一部欢乐的戏剧.我们看到的是两个燃烧爱.喜剧手法的运用淡化了家族宿怨的沉重与这场爱情的悲剧感.即便剧作尾声,两个殉情的年轻人并排躺在白色床榻上,也无法即刻将观众引至悲剧情境中.这恐怕是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大的不同.可见,悲剧感恐怕不是田沁鑫在这部经典作品中着力表现的,她要表现的应当是一种纯真与勇敢、一次承诺与担当.观众走出剧场,收获的不应当是悲情,而应当是钦佩,甚至向往,对一场真挚的、投入的、纯粹的爱情的钦佩与向往.而这种钦佩与向往就是最富当下意义的启示.当下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不敢爱、怕伤害,以致纯情纯爱渐少,计算、衡量渐多,而剧场中,那些极易体察的电光火石、极易被打开的情感记忆、极易产生的心理共鸣,彰显了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价值.

时尚元素的加入,也是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将经典当代化的重要特征.除了殷桃、李光洁等明星演员,舞台上的彩色公路自行车,朱丽叶的黑色蕾丝超短裙、大墨镜,罗密欧的长风衣、牛仔裤,几次唱响的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都将莎翁作品改换了当代中国封面.这些服装道具颇具刺激性,音乐则起到了适度煽情作用.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因此受到诟病.但是,正是因为这些时尚元素的加入,田沁鑫的经典改编才变得生机勃勃.

出于对经典的敬意,人们并不总是乐于接受经典改编,尤其大幅度改编.然而,上世纪 90年代以来,经典改编已然成为当地话剧的一股潮流.这一方面源于原创的

着生命热力的年轻人,在不顾一切地用力不足,另一方面则因为经典自身的多重阐释

空间.虽然无论林兆华改编的《哈姆雷特》《樱桃园》,还是孟京辉拼贴的《放下你的鞭子 沃伊采克》,或者李六乙重构的《雷雨》《俄狄浦斯王》,都曾引起争议,但是,他们面对经典的崭新视角再次生发了经典的多元价值,甚至也会产生卡尔维诺所说的经典重读时那种初读式惊喜.因此, “虽然有些传统剧场和导演仍然坚持演出博物馆藏品般的戏剧,完全依赖原始演出的选择,但到 21世纪初,这样的戏剧演出已经越来越稀少了. ”[7]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导演总要尝试寻找新的角度、新的指向来与当下时代精神进行对话.在这一点上,田沁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成功的.

较之于田沁鑫,赖声川 2014年的经典重释就显得乏力了.《让我牵着你的手》和《海鸥》是赖声川于 2014年初春带给北京的连台戏.《让我牵着你的手》是美国契诃夫剧本翻译专家、剧作家 Carol Rocamora,在整理契诃夫与妻子欧嘉 6年间 800封情书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与其把它看作 Carol Rocamora的作品,不如说是契诃夫的作品更合适.因为这个剧本完全是书信体对白,没有过多的情节,通信中甚至也缺乏戏剧冲突.赖声川以舞台朗诵本形式将《让我牵着你的手》推至前台,男女主角的表演功力因此大受考验.遗憾的是,演员的表演或者说朗诵并不成功,那些或许是为给平淡剧情添彩的夸张的舞台腔、歇斯底里的哭喊、大幅度肢体动作等,非但没有让这出戏生动,反而让人感到情感失真.这极易让我们想起 2013年同样来自台湾的书信体话剧《收信快乐》.也是男女两个演员,也是内心独白为主、舞台交流较少,但演员表演的朴素、自然,闲话家常的亲切、得体,情感流露的真诚、适度,都令人叹为观止.那是一场贴心的交流,是一次投入的倾听.或许出于对大师的敬畏,《让我牵着你的手》看不到导演的想象力和演员的自由度,舞台上呈现的只有呆板或过火.《海鸥》更为失败.为使契诃夫这部作品更易于为中国观众接受,赖声川将《海鸥》的故事移植到了上世纪 30年代上海市郊,将剧中人名字改成汉语发音,并在剧情和表演中加入了喜剧元素.然而,这样一种移植的目的何在?它与上世纪 30年代上海的地域文化、时代风貌的内在关联是否建立或是否存在?爱爆粗口的莎莎、天真以至于无知的妮娜、神经质的文学青年康丁,这些性格被夸饰的人物,虽然产生了喜剧效果,却没有显示与当下生活的关联,也未能抵达契诃夫式的悲喜圆融世界.“一个深思熟虑的导演会避免用简单的方法让一出戏显出价值,但会尽力设法让一出戏在当代观众面前显得生气勃勃. ”[8]赖声川试图通过移植为《海鸥》带来勃勃生气,但是,由于这种移植割断了原著与当下之间的精神血脉,便成了一个既不像契诃夫也缺乏当代性的《海鸥》.

法国当代著名导演文森特 考林指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剧作家所探讨的东西不会过时. ”[9]其实,只要在重释经典时抓住其中不过时的内在价值,任何讲述和呈现方法都有道理可讲.因为克服无聊的办法不止一种,它可以是风趣的游戏,可以是动人的独白,可以是激烈的争论,也可以是引人深思的静默.

即便我们面对的不是经典,只要有好故事、好观念,再加上好讲法,它便至少可以成为佳作.而今天的佳作,谁能确定它不会成为未来的经典呢?当然,对于有真诚艺术追求的创作者而言,是否成为经典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因为他们只想在剧本、潜台词以及演员的相互作用上经营一部好作品.因此,他们才耐心地去讲故事、认真地追寻意义、尝试好的讲法.虽然有时不能三者兼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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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7][8][美]迈克尔 布鲁姆.像导演一样思考[M].李淑贞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28、64、64.[2][5][6][英]彼得 布鲁克.敞开的门[M].于东田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97、15、 17.

[3] [4]老舍.人物、生活和语言――在河北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河北文学 戏剧增刊.1963（1）.

[9]转引自陈熙涵.文森特 考林来沪排演《太太学堂》[N].文汇报.2014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