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专业中文学课的地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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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实用主义影响下,当下大学外语专业教材中经典文学作品所占比率日渐减少.本文以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至今的德语专业教材为例指出这一走向,倡导摒弃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高扬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外语教育模式,呼吁文学作品回归外语专业的课程.

关 键 词 :外语教育;文学经典;实用主义;理想主义;人文精神

当下大学教育热门话题之一,是倡导通识教育.其背景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商业原则影响不断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工具化倾向日趋严重,引出学生人文素质急剧下降的现实.有学者甚至发出“大学教育的人文危机”[1]的惊呼.隶属高等教育的外语专业,未能幸免.

如所周知,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途径是阅读文学经典.因为,起码就艺术领域而言,文学是唯一能够运用理性,批评任何事物的艺术[2].而从历史上看,早在民国时期,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品的阅读,在外语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外语教学的重要环节,是教授西洋经典文学,而且鼓励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若无此背景,很难想象以后会有诸如钱钟书,季羡林等一批学贯中西的学界英豪脱颖而出.外语原本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但不知从何时起,外语在我们这里成了一种语言工具,与其所包含的文学或文化内涵几近分离.外语教育渐成语言培训.本文拟从整体考察和具体案例两方面着手,分析以上现象,一并提出看法.

先说整体.恰逢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撰写“中国德语本科专业调研报告”,带出副产品“德语专业本科培养方案汇编”(2011年1月),显示了中国德语本科教学中文学课程的设置情况.“汇编”收全国53所大学的德语本科培养方案.其中13所大学的方案未将德语文学列入必修课程,占总数的24.5%.剩下38所大学[3],其德语专业必修课(包含基础和专业必修),总计约为3225.5学分,其中德语文学课程约占180.5学分.由此可得以下数字:每个学校专业必修课平均约为84.8学分,其中德语文学课程平均约为4.75学分.文学课程在必修课平均总学分中所占比率仅为5.6%.考虑到24.5%的学校未将文学列入必修,可见文学课程在整个德语教学中不受推重.

“德语”专业,其完整的学科名称应是“德语语言文学”.但以上统计显示,我们的教学重点是语言训练,文学(还可加上德国历史和概况)仅是点缀.

不容否认,包括德语在内的中国外语教学,其最重要的课程是所谓的“综合课”或者“精读课”.这门课的教材,更是我们教学重点的风向标.倘若培养方案中欠缺的文学内容,能在主干教材、即综合教程中得到加强,或许有一定的弥补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请见以下具体案例.[4]

从历史上看,研读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学经典,曾是我国外语专业学习的重要特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的初年中,情况也是如此.尽管那时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许多领域内,极“左”思潮依然盛行.笔者用过并存有上海外国语大德语专业1978级所用整套德语综合教程(油印).进入21世纪后,又亲历上外德语专业德语综合教程的重编与出版.下面以这两种教材的高年级综合教程为例,考察我们外语教育中文学经典的淡出、功利化倾向加剧的过程.[5]

原上海外国语学院1980年1月和2月印行的《德语》(第五册)分上下册,供三年级上学期用.共451页,8课,计30篇正式课文(上册14篇,下册16篇),其中文学作品14篇(其中上册5篇,下册9篇).另有阅读课文约20篇(上下册各约10篇),其中文学作品约10篇(上册3篇,下册7篇,包括4首诗歌).涉及著名作家有以下12人:Heinrich Bll, Max Frisch, Max von der Grün, Stefan Andres, Erich Kstner, Wilhelm Genazino, Wolfgang von Goethe, Robert Musil, Heinrich Spoerl, Bernhard Kellermann, Martin Walser, Jakov Lind.


原上海外国语学院1980年9月和10月印行的《德语》(第六册)也分上下册,供三年级下学期用.上册235页,下册119页.共分7课(上册4课,下册3课),课文21篇(每课3篇),其中文学作品16篇.另有阅读课文16篇,其中文学作品约12篇.涉及著名作家17人:Christoph Meckel, Kurt Kusenberg, Siegfried Lenz, Ernst Kreuder, Bertolt Brecht, Friedrich Schiller, Erich Kstner,Heinrich Bll, Kurt Tucholsky,Heinrich Mann, Peter Bichsel, Thomas Mann, Christian Geissler, Wolfgang Hildesheimer, Herbert Malecha, Martin Walser, Alfred Dblin.

1978级四年级的教材当时未及成册,在学习期间零星分发.装订后共计12课,348页.课文30篇.清一色是文学作品.涉及的基本是德语经典作家,大体有以下30人:Brüder Grimm, Joseph von Eichendorff, E.T.A.Hoffmann, Heinrich Heine, Friedrich Gerstcker, Adalbert Stifter, Ge Büchner, Peter Rosegger, Johann Wolfgang Goethe, Detlev von Liliencron, Robert Walser, Conrad Ferdinand Meyer, Gottfried Keller, Thomas Mann, Heinrich Mann, Michael Ge Conrad, Gerhart Hauptmann, Hermann Hesse, Franz Kafka, Alfred Dblin, Bertolt Brecht, Stefan Zweig, Hans Bender, Hans Carossa, Kurt Tucholsky, Joseph Roth, Artur Dinter, Arthur Schnitzler, Hermann Broch. 较之于实用文章,文学真的无用吗?从本质上讲,这里牵涉到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

1789年5月26日,德国作家席勒在耶拿大学发表他当历史学教授的就职演说,以后正式出版的题目是:《什么是和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在简短的引子后,他直奔主题,道出其教育理念.他区分“谋生的学者”(Brotgelehrter,一译“利禄之徒”)和“哲学的头脑”(philosophischer Kopf,一译“哲学之士”).前者注重眼下功利和实际效果,依靠科学生活.后者追求精神价值和终极真理,为了科学生活,亦即韦伯后来称作“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人.演讲以一段充满的话结束:“一种高尚的渴望必定会在我们心中燃烧,追求真理、伦常和自由的丰富馈赠.我们从前辈那里获得这种馈赠,必须让它丰富地增加,再将它重新传给后世,并从我们的资金中为此贡献一部分,把我们那不断流逝的此在,固定在这条永不消失、穿越所有人类蜿蜒而行的锁链上.”[6]历史学教授席勒并未着力描述本学科的具体任务.“真理、伦常、自由”,这是他所理解的教育事业之总目标.其实,对于教育的这种理解,在中国同样具有传统.中国现代被称为最“博雅会通”的教育家、大学教授吴宓在20世纪20年表文章《我之人生观》这样区分现代教育之目的:“职业者,在社会中为他人或机关而作事,藉得薪俸或佣资,以为谋生糊口之计,仰事俯蓄之需,其事不必为吾之所愿为,亦非即用吾之所长.然为之者,则缘境域之推移,机会之偶然.志业者,为自己而作事,毫无报酬,其事必为吾之所极乐为,能尽吾之所长,他人为之未必及我.而所以为此者,则由一己坚决之志愿,百折不挠之热忱毅力,纵牺牲极巨,阻难至多,仍必为之无懈.”[7]吴宓对“职业”和“志业”的区分,与上述席勒之“谋生的学者”和“哲学的头脑”如出一辙.联系到他与德国学术的关系[8],其表述方式也许就是出自席勒.

不管怎样,他们都呼吁教育远离实用主义、技术主义,高扬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最终培养出具有社会担当、身心健康的完人.这符合现代大学的宗旨.因为所谓大学,以英语为例是University.这个词本身含有普适性、宇宙性的意思.大学,无论其主要科目为何,都必须大力关注广博教育问题.尤其在本科教育阶段.刚迈出中学校门的青年学子,其渴望知识、追求真理的热忱,需要在大学得到引导和满足,而不能被扼杀在狭隘逼仄的实用目的论和技术主义氛围中.职业培训可以延续人的一生,而精神的种子该在大学初年植下.就此而言,文学经典在大学教育中意义非常.因为无论哪一国家或民族的文学经典,它是经过长期的积累,经过时间的淘汰、过滤而留存下来的,往往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得以传承的基础.那些当下的优秀作品,同样是所在语言国社会存在和作家思考的结晶.而文学的“有用”之处,恰恰因为它“无用”于急功近利的工具化社会,从而能使人与流俗拉开距离,保持自己的独立.这样的文学作品对莘莘学子来说,能充实精神世界,造就批判眼光,获得生命升华.熟悉文学经典,代表一种精神高度,是当下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要素.对将要从事中外沟通、文化交流的外语专业的学子,意义尤甚.

但是,目前我们教育工作的大势,包括有关教育政策和各种考试制度和监控手段,主要关心的是所授专业知识是否被学生吸收,不怎么在意,如何通过包括外语在内的大学教育,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外语专业教育的具体实践,大多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这本身其实不成问题.但用爱因斯坦的话讲“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9]在本语境内,这意味着单纯的语言教学不符合真正意义上大学的天职.具体到我国高校德语语言文学专业,有了解情况的德国来华专业人员,径直称其为语言培训,从而否认我们的德语专业具有大学专业理应包含的学术因素.而对照我们的教学大纲和课程内容,可知此等评价并非空穴来风.原本属于专业自身的文学,今天在一些学校以不同的程度事实已成语言之附庸.思之令人汗颜,还有惶惑.类似情况在其他外语专业同样存在.

有学者指出,我们今日大学改革,所缺并非国际视野,而是发扬传统.[10]笔者对此非常赞同.国际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并不缺乏.比如目前各校大都引入了欧美的学分制.但在强调通识教育的今天,回归传统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让文学经典重新领唱外语培养方案或主干课程,能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使学生一方面接触精湛优美的外语.另一方面经受人文精神的滋养,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认识经典文学所固有的批判精神,培养自己的独立人格.在这样的环境中毕业的外语专业学生,拥有的将不仅仅是出色的外语能力,还有丰富的内心,博雅的情怀,反思的品格,创造的精神.

当然,回归文学经典,并不是解决当下外语教育面临问题之灵丹妙药.这只是一名外语教师在专业学习和素质教育框架中的呼吁.以教学质量或人文素质下降作为症候的、当下教育危机的整体化解,是个系统工程.它牵涉到现行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经济浪潮中大学教师生存条件的改善,教育行政部门职能的定位,以及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最需要的也许是既有远见卓识又有改革魄力的政治家的坚定出击,引导教育主管部门改弦易辙,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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