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社会主义历史难题的当代***与逻辑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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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发达国家发生,或者至少要在发达国家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然而现实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到底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应该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已成为自列宁以来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在努力尝试解决的历史难题.进入新时期,中国领导的改革开放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历史难题,化解了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逻辑矛盾,完成了社会主义在当代实践中的理论重构.

[关 键 词 ]社会主义；历史难题；当代；逻辑重构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5-0019-0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行了不断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以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七大在整合三大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它解决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逻辑难题,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重大飞跃,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当展与逻辑建构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形态.

一、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经典社会主义到现实社会主义的逻辑悖论

1848年,《宣言》的问世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科学社会主义原本没有经典与非经典之分,一些学者为了研究之便,把列宁、斯大林等创立的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加以区分,而提出了经典社会主义的概念.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生活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真实体验,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基础上的科学预见.马克思、恩格斯对经典社会主义的逻辑论证是分两个阶段完成的.

第一阶段,在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通过考察人类社会的一般生产方式,发现并系统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二阶段,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又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揭露了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论证了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过,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对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条件进行了论证,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由实现了大机器生产的先进工业国来建设.即使落后国家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也要在先进国家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然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却在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而发达的先进国家在随后的革命中都失败了.同时,严酷的国内战争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使新生苏维埃政权也几乎陷入绝境,列宁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来度过危机.这种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列宁最早觉察到.他一边竭力说服自己的同志们把苏维埃政权坚持到西方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另一边又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来缩小这一差别.列宁认识到,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因此,不能实行直接过渡,只能间接过渡.可见,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年里,一直在对落后国家率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探索,以实现经典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在逻辑上的连接.但列宁的早逝使他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在全党形成共识.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在当时也引起了各个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实信徒们之间的激烈争论.考茨基把俄国十月革命称作是“早产儿”；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也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提出了不同见解.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从逻辑上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迟迟没有得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呼应的情况下,俄国能够单独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秉承了苏联模式的大部分特征.中国虽然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自己的探索,但还是走了不少弯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在20世纪后半期出现种种失败和挫折,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没有从理论上找到解决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这个逻辑难题的办法.它们经常会固守经典社会主义的原则来解决本国的发展问题,但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存在：现实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建立起来的,而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则是以发达国家为基础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典社会主义到现实社会主义的逻辑重构

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也是时代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把为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继而从逻辑上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到现实形态的过渡,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历史和逻辑上的统一.

（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建国后,从借鉴苏联模式到走自己的路,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直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党一直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理论冲破了经典社会主义某些原则的束缚,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和错误认识,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而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变了人们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从而形成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石.

为什么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常常会出现“急于过渡、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根本原因在于对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命题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它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所说的过渡时期,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依据这一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看作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现象,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一方面,正因为其特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实行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所阐述的某些原则,从而维护了“摸着石头过河”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因存在着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还要依靠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来解释.

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这一论述不仅明确概括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的基本思想,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发展过程和最终目标的统一.

正是有了前面的“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两个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有了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加以体现.这种突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相兼融的传统观念,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完整的逻辑基础.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充分展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作为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的自身建设、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20世纪十年代,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尤其是苏共的败亡和苏联的解体,令世界震惊.其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苏共内部出了问题,在于苏共违背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背离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丧失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可见,自身建设搞不好、执政能力低下,社会主义事业就搞不好,执政的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中国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的执政使一些党员干部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一些党员正逐渐丧失执政意识,执政水平还停留在“革命党”的认识水平上,执政能力与现实社会管理的要求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这些变化向人提出了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二是如何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一时代课题的政治表述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经过认真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要问题.它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的根本要求,是加强和改进执政的中国的自身建设,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关于执政党建设极为重要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

（三）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创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成绩斐然.然而,在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失衡、失序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由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引起的件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频繁发生,使人们对中国改革的方向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提出了疑问：中国到底该不该选择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恩格斯否定未来的理想社会可以采取商品经济方式发展,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面对发展中凸显的种种问题,人们陷入了两难境地：承认市场经济只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那么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逻辑缺陷就可以弥补；否认市场经济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刚刚构筑的理论大厦就会面临崩塌,经典社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逻辑基础就会受到质疑.

面对我国发展中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就成为我们党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并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概括使科学发展的思想内涵更鲜明、更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视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深化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实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飞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总之,以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创新理论,坚守了经典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核,创新了现实社会主义的模式探索,在当代中国的时空背景下架起了两者之间沟通与契合的桥梁.这种实践上分阶段实施、理论上台阶式创新的特别模式,为长期以来困扰于这一历史难题的各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经验和思考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