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形象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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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医生角色不时地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进入文学的视野.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和文学语境的变迁,文学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与内涵亦不断演变.以“医者”形象变迁这一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相关文本,研究西方文学不同时期作品中“医者”形象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从《圣经》神话中医治一切的上帝到现代派作品中接受过医学教育并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医生,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经历了去神性化的过程.同时指出,不同时期的“医者”形象又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医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作家对医生角色的认识与思考.

关 键 词 ：西方文学；医生形象；演变；社会和医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8006

在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不时进入文学视野.然而,“医者”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学作品中,蕴涵着不同的主题和内涵.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指出,文学艺术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并反映这种社会历史现实.这是一种总体把握,具体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则应从属于这个特定时期.即便有某种超越,也是在这个时期基础上的有限超越.本文拟采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关照西方医学发展历史,对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进行深度解读,以期梳理“医者”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整体演变趋势和历史成因,并指出这一解读有助于深入把握文学文本所蕴涵的深层意义.

一、文艺复兴前西方经典中的“医者”形象：神话学和神学襁褓中的婴孩

宗教是特定生产力水平下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是人类思维能力巨大进步的表征；就文学而言,神话是人们在数千年生存斗争和发展中用来表现美好愿望,反映善恶观念的一种形式,是人类知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和神话互摄共生,水融,传承人类精神深层结构中的乌托邦理想.圣经文化和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本文拟分析圣经文本来探寻文艺复兴前西方经典中的“医者”形象.文艺复兴前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诞生于独特的文化语境,氤氲于浓厚的神学氛围之中,烙印了深刻的神话色彩：医者要么负载着神的角色,预言和拯救；要么作为人类与宇宙/神交流的中介,体现了当时幼稚但浪漫的整体宇宙观和心物一元论.

自中世纪以来, 《圣经》就有“唯一的书”和“书中之书”的称号；既是伟大的宗教学原典,也是文学典籍中的扛鼎之作.因此,我们对西方文学中“医者”形象的认识从《圣经》开始.从某种意义讲,基督教从发源起就是医治人类疾病的宗教[1]55. 《圣经》作为基督教启示录,启示造物主上帝不仅赐予人生命,同时医治人类的灵魂和身体.《圣经》塑造了耶和华上帝的医者形象.当以色列民在摩西带领下逃脱埃及法老的奴役走向上帝的应许之地时,上帝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2]111.在这段宣言之中,上帝将自己代表医治者的名字告诉以色列民,但同时又威胁说：如果他们不顺从的话,就会将疾病加在他们身上.也就是说,疾病是对上帝不顺从的产物,是上帝对人类疏远的惩罚.“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2]331耶和华神既是造物主,也是医治者,灵活的救赎与身体的医治是上帝对人类的双重拯救.“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2]956.整部《旧约》,上帝乃是唯一的“医者”,作为当时的医者代表耶和华,他对人类的救治关切身心的统一,精神和肉体的和谐；人类信仰的日渐缺失和精神的颓败在《旧约》上升到寓言和预言的高度,精神和信仰的堕落瓦解成了病的根源,信仰的复苏,对宇宙的敬畏成为耶和华的救治良方,在此意义上,《圣经》成为医治人类精神和肉体疾病的宗教典籍.

《新约》中耶稣进入了与疾病和痛苦以及它们背后之邪恶势力的直接对抗.在《新约》中,上帝的救治更具体,他担负着医者和受难者的双重角色,受难即甘受苍生一切病苦磨折；牺牲和爱是他的良药.?彼得前书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3]404“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3]13“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病人.”[3]222耶稣的服务反映出一种广义的医治,既搭救人的肉体,同时也拯救他们脱离罪.首要任务不单是施行肉体的医治,而是宣告上帝的释放、饶恕、和好、援救和救恩.他的医治通常都伴随着对罪的赦免.身体的医治在一种更广博的服务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只有这更广博的服务才能实现对人类存在的各个范畴的医治,恢复到上帝造物之初的和谐.

医者形象的惊人相似也出现在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如同《圣经》中的上帝,他是希腊神话中既能医治也能降瘟疫杀人的神.比如他用音乐治病：同时拨奏竖琴的兩根弦,就可使箭伤的创痛得以减轻.阿波罗之子阿斯克勒庇俄斯继承了阿波罗的医治神能,被视为古希腊医生与医术的保护神. 这种看似偶然的相似和统一背后隐藏着内在的深层原因.文艺复兴前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就像是神话和神学襁褓中的婴孩.《圣经》中的上帝和希腊神话的阿波罗神,他们的医治之恩具有宗教的普适性,灵魂的救赎与身体的医治完美的合二为一,体现了神话的浪漫和理想性.《圣经》和希腊神话中的“医者”形象真实的反映了先民对健康、和谐、秩序等的原始诉求.这种医治体系充分展现了当时幼稚但浪漫的整体宇宙观和心物一元论.然而,在后来的基督教发展史上,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慢慢形成,新的“医者”形象和医治体系开始出现在新的文学经典之中.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医者”形象： 神性与人性的撕扯,理想与现实的挣扎 文艺复兴是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宗教神化氛围渐渐淡却,人文主义精神开始萌生.天真浪漫的整体宇宙观和心物一元论让位于蒸腾个性解放的物质主义.14世纪起,由于科技进步,实验方法的兴起,实证医学得到了重视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对古代权威发起挑战.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医生代表、近代解剖学的奠基人维萨里于1543年发表的《人体构造》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围,“医学革命”由此拉开序幕.建立在对事实观察基础之上的解剖学研究开始盛行,人们一度信奉的古老学说渐渐丧失权威[1]98.这一时期经典文学中的“医者”形象再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内涵.与之前的“医者”不同,他们撕扯在神性与人性之间,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中.文艺复兴巅峰时期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医者”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一剧中客观地反映了人类的精神堕落——妄自尊大、唯利是图、放纵、冒险主义、拜物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麦克白这一形象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冒险家、野心家的高度艺术概括.在个人野心和权势的驱使下,从一个功勋卓著的英雄沉沦为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剧中有两位医生,一位是英格兰医生,另一位是麦克白身边的苏格兰医生.两位医生在戏剧发展的关键时刻出场,各有不同使命.第四幕中,苏格兰马尔康王子和贵族麦克得夫在英格兰王宫前遇到英格兰医生时问道：“王上出来了吗?”英格兰医生答道：“出来了,殿下；有一大群不幸的人们在等候他医治,他们的疾病使最高明的医生束手无策,可是上天给他这样神奇的力量,只要他的手一触,他们就立刻痊愈了.” [4]64话音落地,医生退场.马尔康接着向麦克得夫解释：“害着怪病的人,浑身肿烂,惨不忍睹,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的,他只要嘴里念着祈祷,用一枚金章亲手挂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便会霍然痊愈；据说他这种治病的天能,是世世相传永袭罔替的.”[4]65这就将医治与王权联系起来,对疾病 “束手无策”的英格兰医生对国王的妙手神通惊叹不已,医生角色不过是个戏剧策略.英格兰王被视为上帝的化身,能够借助神力消除疾病和灾难,使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国王依赖“世世相传永袭罔替“的权威“天能”治愈了 “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的”的疾病.这种“神奇的力量”正是王权神圣性的体现.君权神授,国王披上了神的外衣,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圣经意义上神的精神被异化了,爱和信仰堕落为的现世利益,宗教精神沦为物的附属物或工具.

作为英格兰医生的衬托,苏格兰医生在麦克白夫人夜游一景中出场.此前的麦克白夫人坚强、诡异狠毒,激将麦克白弑君夺权,表明上淡定自若,但内心隐藏着深邃的痛苦与冲突并在梦游一幕全面崩溃.医生观察麦克白夫人秉烛夜游时徒然感慨“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 “这种病我没有法子医治”[4]71.作为行医治病的医生坦诚无力治好他的病人,似乎是对医学的揶揄,但实际上蕴含深刻.深重的罪恶感和灾难感使麦克白夫人“因为思虑太过,继续不断的幻想扰乱了她的神经,使她不能安息”.第三幕中,麦克白问道：“你不能诊治一个患病的心灵,从记忆中拔出根深蒂固的忧愁,拭去脑筋上写着的苦痛,用些甜美忘忧的解药洗净那郁结在她胸间的危险东西吗?”.医生答道,“那还是要仗病人自己设法的”[4]74.精神的疾病需要从精神入手,灵魂的救赎需要发自内心的忏悔以求宽恕.对于内忧外困、罪恶深重的麦克白,莎士比亚借医生之口为他指明了洗清灵魂罪恶的赎罪之路,但麦克白拒绝了,他直接斥责医生 “把医药丢给狗子吧；我不要仰仗它”[4]74.信仰虚无的麦克白拒绝医治,彻底摒弃信仰和精神的救治,这是宗教信仰和精神救治在张扬的人类前的颓败.

需要指出的是,莎士比亚的创作历程是个渐趋成熟的过程.早期莎剧中的医生很多不过是叙事策略,是借着医生的身份和形象另有所言所指.及至后期,一方面,自然科学逐步兴起,医学从基督教神学体系中剥离,并依据解剖学以及物理化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为一门科学学科.神圣的拯救历史不再是历史的核心；相反,人类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成了核心[5].另一方面,莎翁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向度和基督教向度逐渐融合.他的作品由早期的阳光明媚经由中期的乌云压城、风雨骤至,转变成后期的回归妥协而万物融融.《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的萨利蒙医生出身高贵,珍视美德与医术. “美德与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显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可是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神明.你们知道我素来喜欢研究医药这一门奥妙的学术,一方面勤搜典籍,请益方家,一方面自己实地施珍,结果我已经对于各种草木金石的药性十分熟悉,不但能够明了一切病原,而且对症下药,百无一失.”[6]医生萨利蒙被塑造成兼具仁爱和神能的“上帝”.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矛盾的象征性处理,医生萨利蒙是莎士比亚塑造的精神和信仰救治的成功典范.尽管在当时的和物质的双重处境下,医生萨利蒙仅仅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莎士比亚还是利用这个文学形象成功的也是象征性的解决了信仰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莎士比亚特有的戏剧表现力给观众和读者保留了乌托邦理想的空间以及对人文主义精神非物质层面的诉求.

三、启蒙运动和工业社会时期的“医者”形象：医者和病人双重角色的困顿和纠结

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主义和工业社会进一步高扬物质化和现世精神,特别是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学理性侵蚀和瓦解了宗教信仰使其沦落为形式外壳.医学领域日益倚重试验和实证方法,临床医学和解剖学使医生成为观察者和实验者.病人被客体化.医者和病人的关系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而是冰冷的实验和被实验,病人成了实验对象,医者也被异化为实验工具.此外,文艺复兴之后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深化,医生经常处于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文艺复兴之前的宗教和神学意义上的“医者”形象不复存在.医生时刻经历各种矛盾的摧残,挤压,沦为或明显或隐匿的“病人”,担负着“医者”和“病人”的双重角色,不断忍受理想挫败后的孤独和煎熬.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医者”既是医生又是饱受纠缠、深受物化和异化之苦的病人.这一矛盾的双重角色使他们总处于物质和精神错位的困顿和纠结之中,不是堕落于物欲苦海就是受挫于现实生活.很多“医者”在矛盾和挣扎之下由正常到疯狂,再现了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工业时期严重的物化现实所施与医者的影响. 乔治·艾略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中主人公利得盖特医生就是在纠缠与物质压迫之下心生幻灭抑郁而死.年轻时利德盖特坚信：“医学事业有着广阔的前途,它是全世界最好的职业”.为了这个信念,他去伦敦、爱丁堡以及当时欧洲医学发展前沿中心巴黎接受专门教育,立志沿着维萨里、比夏等大师的足迹从事科学研究,希冀在病理学方面有所突破.更为可贵的是,他能“把科学和艺术看做互相沟通的事物,把知识上的收获和社会的福利直接联系在一起”,是个德才兼备的医生.他放弃首都伦敦来到外省米德尔马契立志要干一番事业,尽管他很清楚这事业“也并不能直接给他带来财富,甚至不能保证他得到优裕的收入”.但他年轻且抱负不凡,不愿沽名钓誉,不效法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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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物质繁荣,可是同时却让人们付出了惨痛的精神代价,其中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的‘联结’,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由放任、竞争供求关系的哲学来说明等在这种哲学中理想、真理与崇高的事物都已经死亡,剩下的只是的利己主义和无厌的贪欲等”[8]整个社会成了一张用联结的网.在这张网上,人与人之间因着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错综复杂的关系.医生之间明争暗斗,政客之间尔虞我诈,谣言无处不在.资产阶级选举不过是代表不同利益集体或政治团体之间的角力,不谙政治之道的利德盖特自医院牧师事件选举后就被动地卷入到小城的政治漩涡中.他与资产阶级富家小姐米德尔马契市长的女儿罗莎蒙德的不幸婚姻更是让他陷入家庭囹圄.这位千金小姐的拜金、奢华和虚浮的直接后果就是一连串的开销.而这诸多开销象钳子一样把利得盖特钳住,使他背上沉重的债务,从此断送了他事业上的追求.而他所工作的医院最后由于投资人的丑闻牵连而被迫关闭.在债务的沉重压力之下一败涂地,利得盖特只好听任妻子摆布,放弃理想,迁居伦敦专给富贵闲人看富贵病.壮志未酬抑郁而死.

异化的物质世界里,上帝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作为上帝创作的医生的权威自然被消解颠覆.沦陷于现世之网中的医生利得盖特在社会矛盾的重重挤压摧残下,负担了医生和隐匿压抑的病人的双重角色.如果说利得盖特医生的悲剧是社会挫败的结果,那么杰基尔医生则是理性凌驾于人性、科技异化和物化人类的代表.当鲜活的生命被异化为科学实验的对象,医生和病人之间不再有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关系而是冰冷的实验和被实验的关系,病人被看成了实验对象,而医者也被异化为实验工具.《化身博士》中的杰基尔医生最后的死亡就是这种这种异化的必然结果.杰基尔医生是一位受众人尊重博学多才的医学博士.在与野心的驱使下,他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用自己研制的分身药剂将自己的身心分离,善恶分别寄寓与两个不同的躯体,各自随心所欲,不受彼此的束缚与监督.但科学的理性最终坍塌,杰基尔医生身上的恶最终占了上风并且不受善的掌控.在一连串令人发指的罪行之后,杰基尔医生无法忍受罪恶的折磨结束了生命.科学理性与科学实验颠覆了生命、人性的本真意义,医生自己成了与实验的客体.工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的物化成为常态.文学作品中的“医者”也就兼具上帝与魔鬼的双重身份,在上帝与魔鬼之间挣扎,以致疯狂而死亡.

四、20世纪医者形象——异化的集体与边缘化的个体

20世纪是物质主义的全球化.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是这种全球化的开端,那么下半叶就是全球化的集中体现.随着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的突飞猛进,从宗教神学统治下获得新生和自由的人们,又逐渐沦为先进科技的奴隶,西方社会发出“20世纪,人死了”的哀叹.在只见科技不见人的当下,社会文化严重异化,医学文化也深受影响,原本最富人类博爱温情的医学变成了的金钱和冷冰冰的机器,解剖学和临床医学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是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成功的典范.医学从源头到重心,从横经到纵纬,从战略构想到具体措施,从运行策略到发展愿景,所关注的除了技术还是技术[9].在这种背景下,20中的“医者”总体上表现为更严重的“疾病”状态——现实的异化和信仰的坍塌使他们成为一个被异化的群体——功利主义的大多数,而那些极少数仍在坚守和搏斗的医者拥抱着破碎的信仰残片论为边缘化的孤独个体.

诺贝尔得主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阿罗史密斯》就深入刻画了医学界的这种现状.一个沉溺于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时代,医生为聚敛钱财、捞取功名而弃道德与不顾,欺骗、共谋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医生吉克博士就是这个异化群体的代表人物.罗斯科·吉克博士是医学院耳鼻喉科教授,十足的实用医学观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他扬言“扁桃腺在人体内存在,是为了给专科医生提供专用汽车的”[10]102.也就是说,医生为了多赚手术费,可以切除健康病人的某种可有可无的器官.在一次演讲中吉克博士说道： “知识是医学界最宝贵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不能把他卖出去,它就一点用处也没有.而要把知识卖出去,你就必须首先使那些有钱人对你的重要性留下深刻印象.不管病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始终都必须对他使用点 ‘商业手腕’.你要问他,同时也要向他的担惊受怕的家属,解释你对他的病所花费的辛劳和心血,从而使他感觉到你已经或打算对他做好事,你做的这种好事比打算要所取得手术费用更重要.这样,他拿到你的账单时,就不会误解和抱怨了”[10]102.

吉克博士把他的这套实用医学哲学观毫无保留地灌输给了他的学生.其精髓就是把医学当作一种文化资本经营,把自身当作一种产品推销使用.吉克博士的实用务实使他在赚取钱财的同时,在仕途上亦顺风顺水,最终爬到有势力的泽西市新理想医疗器械和设备公司副总经理的职位.在告别演说中,他忠告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人就不只是一个乐观处事的人,而且是一个受过哲学训练,特别是受过实用哲学训练的人.这样,他就不至于一味空想,成天大谈‘伦理道德’和‘慈善事业’.尽管 ‘伦理道德’可谓冠冕堂皇,‘慈善事业’堪称高尚美德,他也绝不会忘记,不幸的是世人是依据一个人能够积蓄多少响当当的来评价他的.” [10]103-104作为医学教授,他没有向学生强调医学知识、认真诊治和对症下药的重要性,而是反复强调推销术,把自己成功推销给病人,赚取病人诊疗费.这种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医学观是对医学研究、医生角色和医学人文精神的背离和异化.对于吉克博士等流,活着就是为了满足经济和物质的欲求,精神和理想是一片荒原,他们变成了纯粹的机器,内在的乌托邦理想也压抑为零, 在这个荒原世界里,年轻的主人公——马丁·阿罗史密斯崇尚真理、献身科学、正直诚实.在重技术轻研究的医学院中,其他人不过是把医学视为成名致富的晋升阶梯,只有细菌学家戈特利布博士是他崇敬的对象,而从现实层面上来讲,戈特利布博士本身就是一个边缘化的不被理解的对象.“他甘愿清贫,埋头于纯科学的研究,探究各种细菌的物质组成和化学过程,探索它们的生存和灭亡的规律,以及那些经过其他生物学家的繁忙努力之后,大部分仍然还不为人们了解的基本规律”[11]22.从科学的宏观意义上来看,“他属于人类的大恩人之列,因为在以后的任何时代,无论那种结束大流行病或小传染病的艰苦尝试,都必须受到他的研究的影响.”[11]23可学生们视他为“实验室里的一个老而无用的家伙；他没有什么想象力；他株守在这里,而不出去见世面享受战斗的乐趣”[10]42.在这个功利社会里,阿罗史密斯处处碰壁,无所适从.在偏远小镇开业行医时,他建议预防天花,却遭到落后愚昧而又抱有偏见的村民们的讥讽,最后不得不离去.在担任市卫生局副局长时,他严格执行卫生法令,关闭不卫生的牛奶厂和焚毁肺结核菌蔓延的住宅,触犯了当地权贵富商,引起了开业医生们的憎恨,最后在权贵、富豪的夹击之下黯然.在位于纽约的全美一流的研究中心麦格克生物研究所从事抗菌素研究工作时,又遭到心狠手毒、追名逐利的所长——伪君子霍拉德博博士的排挤,马丁走投无路,最后逃到佛蒙特州荒无人烟的大森林中,用两间小木屋建成简陋实验室,从事纯科学研究.当盈利主义、尔虞我诈和追名逐利在医学界大行其道时,违背医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奉行实用主义医学观,背离传统医学人道便是医生群体的整体面貌.这种利己主义、金钱至上主义是对医生的身份意识和具有崇高神圣色彩的医生形象的彻底异化；而落寞孤单、边缘化的人物阿罗史密斯仍抱着梦想的碎片,执着的追求科学理想,这是绝望中的希望,是作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得已的文学虚构.从文学接受角度来说,医生阿罗史密斯的角色反映了人类对理想医者的诉求,刘易斯通过阿罗史密斯表达了人类对医者的信仰和精神回归的渴望.

然而,理性主义与机械主义使人类更大步迈向物化,的争夺、野心的满足最后招致灾难的再次降临.人类精神荒原化,上帝的光辉与灵性不复存在,人类退落成一座华丽的坟墓.随着绝对主体主义及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泛滥,人本主义逐步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最终导致自我解体.沉溺于物欲横流之中,人只不过是精神世界彻底沦丧的行尸走肉,医生的生存也失去了意义.《第22条军规》中的丹尼卡医生就是这种物化代表.丹尼卡是驻扎地中海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的军医,他意识到战争就得有牺牲,但他不想作任何牺牲,只想发财.作为医生,他一再宣称“治病不是我的事”,对物欲的追求却无所不用其极.他讨厌飞行,又想领取飞行津贴,于是处心积虑地哄骗连长把他的名字记入飞行日志以套取飞行津贴.由于他的名字出现在一架失事飞机的飞行人员名单中,他被“死亡”了.丹尼卡的“死亡”预示着纯粹物质主义的必然结局,是对现代人以及现代医疗的某种警示,亦是对现代医生生存方式、价值体系的颠覆.

五、结论

文学作品中“医者”形象的演变折射出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医生”形象从文艺复兴前神话学和神学襁褓中的婴孩,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神性与人性的挣扎以及工业革命时期“医病”双重角色的困顿与纠结最后到二十世纪的集体的异化,经历了去神性化的过程和日益物化的演变.医生在现代社会的困境也给我们指出了医学领域的新视角：单纯的生理治疗或心理治疗都不能更好的使人类从病痛中解放心灵,实现身心康健.人与自然的和谐,信仰的建立,精神与肉体的统一才是医学精神的实质,也是人类寻求自我医治的唯一有效路径.通过对经典文本中“医者”形象的辩证历史解读可以汲取医学领域以及社会生活领域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