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在还原经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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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杨义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对中华文明的总体把握,以还原其应有的深度、广度与厚度,注重对具体文学、文化现象的深入探研.先后提出“大文学观”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学术主张,开创了“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他阐幽发微、探求新路,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立场和学术风格.

关 键 词 :杨义 还原 创新

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我们是时候重新认识自身的文化,重新树立文化创造的信心.杨义先生“还原经典”这一全新观点,就是在创造这么一种契机让我们去感受一个血肉丰满的文化中国.从中华文化的深处,探究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真实血脉,让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美相互借鉴、融合创新.杨义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对中华文明的总体把握,以还原其应有的深度、广度与厚度,注重对具体文学、文化现象的深入探研.倡导并实践一种宏观、融通、开放的研究范式.杨义先生曾言:“学问之道不是要求你去纯粹地去充当前人的吹鼓手,那是没有太大出息的,而是要求你在充分理解前人长处的同时,发现前人没有达到的空白和缺陷,这才谈得上学术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又说:“千古流传,于今犹有深厚的生命力的经典名著,始终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广为凝聚和就位承传的枢纽.对它们原创性的深刻剖析,就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和精神内核的剖析.”[1]

一、还原经典的意义

杨义先生认为,还原经典的意义主要是精神上的而非商业上的.首先,如果没有经典,人的尊严与智慧无从谈起.每个人要了解本民族的经典,因为它们就是你内在的血脉,就是你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说,阅读诸子,就是阅读“我们的心”.其次,文明要成为文明,也离不开经典.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因为有这些经典的存在,所以文明才有了它的旗帜和崇高感.最后,经典使精神成为精神.有了这些经典,精神才得以升华,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心灵的维系,经典就是一个民族的底气.[2]在他看来,要建立中国的学术体系,是不能把立足点建立在一些外国流行的空泛观念之上的,也不能从古希腊罗马去寻找自己的血脉,切实的办法是返回中国历史文化的原点去.因此,杨义先生数十年来所有的文学研究和诗学探索,都是在试图“返回中国历史文化的原点”.[3]

杨义先生指出,先秦诸子没有读过两方哲学史,他们也不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所以我们还原诸子,先不要急于比附,先要了解其本质.由于没有多少前人的资源可以借鉴,他们必须把人类原始的生存智慧、信仰和风俗转化为思想,因而这种充满智慧的思想具有原型性,是古今相通的.现在,我们就是要还原这些经典,而不是要把中华文化的根脉连根拔起.他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美,我们可以相互借鉴、融合创新,但是不能相互取代或抹杀.他把诸子作为还原研究的对象,就是要通过先秦诸子学发生的过程,来感受一个血肉丰满的文化中国.从中华文化的深处,探究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真实血脉,所以他提出要动员文献学和考古学,运用文史哲、案头作业和田野作业、四库之学和四野之学等等多种学问知识来共同研究诸子.[4]

二、中国诗学研究的创新

在如何研究中国诗学问题上,杨义先生主张返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着眼于经典重读和个案分析.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中国学者才能从经典重读中汲取灵感和资源,从而创造出世界上第一流的诗学理论.

杨义先生的“诗学”研究是《楚辞诗学》、《李杜诗学》.1998年出版的《楚辞诗学》从文化诗学和生命诗学的角度对《楚辞》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被古典文学界的一些专家定位为:“《楚辞诗学》一书在对《楚辞》进行经学的读法、训诂学的读法、考据学的读法和鉴赏学的读法之外,开创了诗学的读法的一大宗派,为新世纪的楚辞学拓展出一片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成为楚辞学研究历史的一块崭新的里程碑,因此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2001年出版的《李杜诗学》被誉为新世纪的诗学力作.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院校的十位博士认为它是一本“具有整体性的创新体系的著作,把李白、杜甫这两位中国诗史上超一流诗人的诗作研究推进了一步”.许多学者纷纷著文评述,认为“《李杜诗学》的突出价值在于开辟了古典文学研究具有大气、大智慧的新境界.它无论对文学史还是对于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李杜诗学》是一部充满人文的杰作,是近年来中国诗学研究的重大创获之一.作者以深厚的西方美学背景为基础,广泛涉猎中国典籍,让西方美学理论与华夏传统诗学作了一次成功的对话等其价值已超出李杜诗学研究本身,而具有更加深广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文学遗产》,2001,6)杨义先生认为,研究楚辞和李杜诗,要直接面对经典,用现代文化智慧加以重新阐释.“只有按照新的审美形式来讲我们中国的诗人中国的作家,才有可能带着自己的文化专利带着自己的原创性,在人类的诗歌史和人类的文化史上占有应该属于他的恰当地位.”[5]而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唐代“双重高峰”的诗歌研究,杨义先生则提倡对“古代文学名篇的哲学体验”和“深度的经典重读”.

三、“大文学观”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学术主张

杨义先生说,大文学观的要点蕴含着一种新的思想高度上的综合思维形态.一方面,它以“文学”二字标志着汲取20世纪引进的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实践结果,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学科的科学性,并且在这种价值认知和科学思辨中严密而深入地展开对于文学个性、流派和分类学上的逻辑体系.另一方面,它以一个“大”字标志着对20世纪纯文学观念的实质性超越,吸取无限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在这一点上,它又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在新的思想高度上兼融了古代杂文学观的博大,从而在现代理性的综合思维中创造性地还原出文学――文化生命的整体性.

杨义先生以“大文学观”眼光,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过程中,一个更重要的命题构想在他的脑中形成,这就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重绘就是要在深广的文化时空中融会贯通,这就涉及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既包括杨义先生对过去文学史的理解,也包括文学史观念的丰富和更新.[6] 杨义先生说,“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种新的研究模式的创设,首先是“大文学观”思维方式的变革和创设.有了“大文学观”视野,才能在此后的文学研究中超越某些隔靴搔痒的概念或成见,直指文学作为文学的本质,而进行文化意义、历史脉络、文学规律的还原,于原来被遮蔽的地方见人所未见的深义和新义,还原中国文学与其身份、特质、经验、智慧相称的体系.[7]

杨义先生指出,从学术研究层面讲,提出“重绘中国文学或文化地图”这个命题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一种创新性的学术思路与方法,开辟了诸多全新的研究领域,对于研究学者们把文学研究做得更博大、更深刻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提出也是为了如实且充分地反映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实际过程,发掘其中的智慧和生命,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软实力,把传统的智慧转化为现代智慧,用中国人的智慧丰富世界人类智慧,在应对全球化的潮流中,为中国文化的全面振兴提供助力.

四、“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

杨义先生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构想,还有一个图志的问题.想到以“图志”的方式来撰写文学史,杨义先生是学界第一人.杨义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就主笔和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图志》,就是用“图志”方式,是探索写文学史的一种新形式.图志提出了一个新的互文系统.图文互相对照,结构成文学史一个新的空间――存在空间和解释空间.让我们在感性与理性的错综、线性与平面的并列中,重新整理思路,返回到历史原来的那种状态去思考问题.

杨义先生指出,一旦我们把图志学与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并列,成为绘制文学地图的四大系统,就能够在广阔的知识背景上沟通了文学史、艺术史和文明史.“惟有这样,才能在新世纪的大文学观的观照下,返回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总体精神、总体形态、总体过程的完整性,充实中国文化的元气,吸纳人类的智慧,超越某些枝枝节节的外来观念对之施以卤莽灭裂的肢解和扭曲,而在世界文化的平等对话中,构建我们现代大国的精 神共同体意识”[8].

杨义先生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研究阐释,曾引起国内外学界的热情响应,在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中,注重阐释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当代意义.阐幽发微、探求新路,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立场和学术风格.这种贯通古今的研究进路不仅需要超乎常人的勤奋与毅力,而且需要开拓的思维和自觉的创新意识.杨义先生还指出,以往的历史观多是一维的,从汉到清.绵延2000年,都在崇圣,都仰着头看圣人,到了民国,又以疑古为尚.单维态度容易造声势,但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多维、动态、开放、创新的文化态度,还原中讲究创新,同情中知所超越,将文化遗产梳理出脉络和生趣.他说他的历史观是不要古今互相埋怨,而是要古今互通智慧,还古人以他应有的伟大,同时给现代人以充分的创造性空间.[9] 所以,面对现在变化着的形势,我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实践,需要创造空间和创造,来面对千古文明、大千世界.

注释:

[1]杨义:《文学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2][4]杨阳:《还原诸子,解码文化DNA――专访杨义研究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

[3]欧阳文风:《原创诗学缘何起步――杨义<感悟通论>之感悟》,载《光明日报》,2009年.

[5]杨义、赵稀方:《杨义访谈录》,《东南学术》2003年版第1期.

[6][7]安文军: 《中国文学研究的创新与开拓――就“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访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8]杨义:《文学的文化学和图志学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

[9]杨阳:《还原诸子,解码文化DNA――专访杨义研究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