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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话题,常在各种报刊上出现,并成为许多论坛的议论中心.各种言说,显示出对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无比焦虑.我不大明白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不大理解反复地、抽象地去议论“如何使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实际意义.当然,如果说发出这一呼吁,是为了使这个时代的文学不要在历史长河中白白地流失,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为了对那种把中国当代文学当作“一堆垃圾”的轻率,作出理直气壮的回答,那么,“经典化”这一话题的提出,也可以说是无可厚非.
空谈“经典”之所以难有实际效果,是因为对于什么样的作品才称得上经典,不同人群以至不同时代都会存在着不同的见解.被写进文学史的作品都算作经典?显然不是,像李準的《你不能走那条路》,作为一个时期创作现象的代表,当代文学史是不能不提及的,但它显然不是经典；从上个世纪流传至今的作品都算作经典?也显然不是,像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它能吸引人阅读的兴趣,至今仍被人阅读并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但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恐怕也难以被众多学者所认可.至于要确认近三四十年的作品哪些可以算作经典,就更加莫衷一是了.所以我认为,抽象谈当代文学经典,甚至要想搞个什么“寻找‘经典’大赛”来排出一个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序列”,那更是一场玩笑,必然会被历史河水冲得七零八落.
我这样说,并非否认被我们称之为“当代”的这六十多年间、尤其是近二三十年间确实会有流传于后世且可与历代中外文学经典作品媲美的作品存在.确实,特别是19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以来,中国文学随着社会的转型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动.它的繁荣,绝不只是数量的激增与艺术品种的多样,更重要的是文学内质的变化,是感受生活的真切,透视历史的锐利,是一种自由生命的彰显和精神深度的加强.具有这种素质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作品,应该不少.其实,所谓文学经典并不神秘,尽管我们说对经典的确认不同人群、不同时代有各式各样的“标杆”,但古今中外被人们认作经典的作品其实都有着一些基本的素质,除了对生活的概括力和艺术的原创性,我以为有三点是最重要的：一是人物形象的经典性,一是艺术细节的经典性,一是人生感悟的经典性.《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固然有许许多多生动的故事,但给我们留下的更主要是林冲、鲁智深、关羽、张飞等一批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由于这些艺术形象早已进入千家万户,即使今天有人以各种理由对这几部作品极力贬损,却很难撼动它们的经典地位.至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静静的顿河》中的葛里高利等等这些具有深刻内涵的艺术形象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人物形象的深入人心,正是这些作品成为经典的关键性因素.其次还要看到,有时一部作品容量不大,但由于一些艺术细节意味隽永,也会令人久久难忘.像契诃夫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小公务员在剧院里坐在将军背后不经意打的那个喷嚏,由此而引起一长串的心理恐惧,这个小小的细节对人们感受那个等级森严社会的可怖和小公务员心灵的脆弱,就发挥了重要的艺术效果；像萧红《呼兰河传》中那个横躺在大道中淹死过不少牲畜、让人只能绕边走却从不去修填的大坑,一想到这个细节,我们就会想到《呼兰河传》这部作品,就会联想到那些长期生存在封闭落后农村社会的呼兰河人那种安于现状、守旧固旧的精神顽疾,甚至联想到更多.这就是艺术细节的经典魅力.还有,一部优秀作品,由于对生活、历史的透识,在其艺术情节的背后,常常会给人留下一些超出具体情节感受的东西,一种很强的精神冲击力.像鲁迅的《伤逝》,从子君为争取个人自由、抗拒封建家庭束缚而离家飞走,可到最后却垂下翅膀无奈地返回家中.在这种情节的展开中,整篇小说中弥漫的是一种浓重的“虚空”情绪,在撞击人们心灵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永恒的思索：人的独立、自由,缺乏了经济支撑力和自我生存能力,最后只能是一片“虚空”.这种启悟性,是超越历史时空的,自然是经典的.
无数的文学事例告诉我们：文学经典,不是靠“命名”出来的,而是靠读者从作品的文本中“读”出来的,靠无数读者联系到自己的情感体验、生活阅历、精神求索中“感悟”出来的.因为文学经典中那些精神汁液、艺术汁液已经渐渐融进了我们生活的长河中,所以会时时唤起代代读者心灵的回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认为对当下文坛来说,不如把“经典化焦虑”转换成阅读与研究的“焦虑”更为确切.
当代人对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有着天然优势.因为与作家同处一个时代,更容易理解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当代意义,更有资格和条件给当代作家作品作出定位性的评价.其实,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是由其同代人作出最有力的阐释,19世纪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对同时代的果戈理、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批优秀作家的评论和研究,成了奠定这些作家文学经典地位的重要依据,而他的文学评论著作也因此成了经典.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家瞿秋白就他对同时代的鲁迅的了解和研究,精辟地指出“鲁迅精神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他是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这种论断,可以说是最早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这些范例,说明当代人对于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完全有可能、同时也有责任去探究并揭示出他们的当代价值.无疑,一个经典作家光芒的显露,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淘洗；,但缺乏当代价值显现的作家,也很难受到历史的青睐.
在今天文坛,许多人都在抱怨文学评论的滞后甚至是缺失,这确实是值得我们焦虑的现象.我想,我们应该把这种“焦虑”作为加强对当代作家扎扎实实研究的动力和耐心.应当承认,学术界对被称作“现代文学30年”的研究力度是相当大的,许多现代作家越被研究越显其分量.相比之下,对当代作家有深度的研究却显不足.其实,许多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文坛的作家,已经有了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文学历练,积累的果实是丰盈的.不管这些果实是酸是甜还是苦涩,我们评论界都有责任对它进行剖析、甄鉴,找出它的精粹所在.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一批新时期文学开拓者涌现,评论界对每一拨文学新潮的引领者,都有着非常到位的评论和研究,出现了一批十分扎实厚重的作家论和作品论,这些成果为后来的当代文学史编写,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参照内容.但这些年,文论界在这方面显然是滞后了.比如,至今我们仍以70后、80后、90后的“代际”称谓来笼统地谈论这一二十年出现的作家,却难以从文学个体来凸现他们当中最有价值的创作,提撷出那些会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标志.这是颇令人焦虑的事.文学史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一个个作家用他们的作品写成的,没有一个个各具特色、各具成就的作家的凸现,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将是一片模糊,甚至一片空白.从另一方面来说,进入文学史,是作家、作品得以长久流传的重要通道,尽管每个时代都会有经过不同取舍的文学史出现.事实上,一个在文学史上站立越久远的作家,越有可能成为经典,中外文学历史莫不如此.所以我想,为了使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不被掩盖,不会在历史长河中白白流失,我们的文学评论界在追踪新作或扫描式地评议创作现象的同时,是否应该有更多、更有深度的作家论、作品论出现?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贬损中国当代文学的声音的有力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