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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体育系,后在江苏省立社会教育学院教书.这个学院主要培养对象是社会基层干部,在校期间免除一切费用还管吃管住.我们家就住在这个学院里（苏州市拙政园）,有机会看见这里的学生和左派学生的斗争,耳濡目染下,我真的受了他们不少影响.那时我已是高中学生,在家与父母、亲戚一起吃饭时,我说：“就是比国民党好.”吓得父母说：“别瞎说.”解放前夕,那些与我熟悉的进步学生把从解放区搞来的进步书刊交给我,怕国民党特务抓他们,父亲看到后,就用油纸包住藏到房顶上.1948年苏州解放,一股新的气象迎面而来,大家高唱“东方红”“你是灯塔”“我们坚决一边倒”等歌曲,年轻人以穿灰色制服为时髦（穿灰制服的人为的地方工作干部）.看到那些穿着朴素的同学,我们就会说,“他很像.”我们几个好同学在一起议论,我们什么时候能成为?我们太崇拜那些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员了.1957年大学毕业前夕,我被打成“”,从此入党的念头被彻底打碎.
在农村工作20多年以后,我被摘帽,以后又提升当了农科所副所长、县科委副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于1980年我被任命为副县长.一天,县委书记冯国祥同志对我说,可以发展我为党员,但过了几天,他又对我说：“地委统战部不同意你入党,另有安排.”果然1983年我当了省人大代表,在会上被选举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了副省级干部了,这下我总可以入党了吧?当我向省人大主任刘秉彦同志提出入党要求时,刘主任对我说：“组织上要求你在党外工作.”后来一位副主任对我说：“经人大常委会党组研究,请你列席党组会.”一个非党人士列席一个省级单位的党组会是多么不容易,我高兴了很长时间.
我一直遗憾自己不是一个党员.有时候我的确很尴尬,不论是开人代会还是政协会,一些会议主持人常说：“散会后,党员同志留下,其他同志可以走了.”虽然我是省人大副主任,以后又当了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我也只能站起来走人.
但我还是尝到了当“党员“的幸福感觉.那是1993年初,中组部来了一个通知,省委通知我,要我去党校省部级班学习三个月.很多朋友,当知道我去党校学习时,他们还以为我入了党呢.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光荣,我能进入中国高级学府学习,党没有把我看作“外人”.在党校的三个月中,我享受到一个党员的全部待遇.在班里大家聚在一起学习,他们从没有把我当作非党员来看,我们的学习生活,自然、从容、和谐,我生活在友爱自由的气氛中,大家从不互称官衔,全是同学称呼.那年5月底,我们班要结业了,乔石委员长专门来为我们颁发结业证书.当我从乔石委员长手中接过那红彤彤的结业证时,我顿时觉得我就是一个员!一点儿不错,贾春旺班长向乔石委员长汇报班上成员时说：“我们班有40位同学,有38个党员,还有两位在组织上没有入党的同志.”当时我浑身发热,泪水盈满我的眼眶,那就是说,我和另一位海南省的政协副主席（非党同志）仅仅因为工作需要,没有在组织部办理手续而已,党已承认了我们亦是“党员”,而且贾春旺同志特意从我们俩非党员同学中,选出海南省的那位非党员省政协副主席代表全班同志向乔石委员长作学习汇报.我一生不能忘记这三个月的学习经历,也不会忘记那个毕业典礼.
从政50多年,得过很多奖励的证书,我却没有留着,但那红彤彤的党校结业证书,我把它很好地珍藏着,因为这是我组织上没有入党的“党员“证明.我爱人、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是员,我的四任秘书和司机都是员,我被员包围着,至今仍是没有在组织上入党的“党员”.从1949年到1993年赴党校学习,44年过去,我的“党员梦”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