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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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哲学是对教育深刻的反思,影响着教育的发展方向.在我国,虽然教育与哲学的关系由来已久,但教育哲学仍是新兴学科,而美国教育哲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较为成熟.文章通过对美国教育哲学萌芽、发展、现状的梳理分析,归纳了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脉络,为我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关 键 词 ：美国教育哲学；发展脉络；学科建设

美国教育哲学是世界教育哲学中的重要分支,对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美国教育哲学历经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比较成熟,故梳理归纳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脉络,有利于推动我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使其更加适应教育哲学国际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时代需求.

一、美国教育哲学的萌芽

对于美国教育哲学缘起的时间,中国学界有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教育哲学起源于美国高等教育开设的教育哲学课程,即以183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现为纽约大学）开设“教育哲学讲座”讲授教育学的哲学基础为教育哲学的萌芽.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将《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一书的出版视为美国教育哲学的萌芽.《教育哲学》是德国哲学家洛森克兰兹（J.K.F.Rosenkcranz）所著的《教育学的体系》（P?覿dagogik als System）的英译本,翻译者是美国教育家布莱克特（A.C. Brackett）,译本首次出现了教育哲学这一学科名.布莱克特认为该书是对教育学的哲学反思,架构类似于哲学经典《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rit）,因此完全称得上是“教育哲学”.第三种观点认为,教育哲学与教育学没有本质区别,仅是“教育学的别名”[1],实际上就是教育学或教育原理,“教育哲学”的存在仅仅是翻译造成的误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以王坤庆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教育哲学真正的萌芽应以《教育哲学教程纲要》的出版为标志,因为该书首次探讨了教育哲学的学科性质并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了教育本质.此外,还有人将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的成立作为美国教育哲学逐步从教育学中独立出来并开始萌芽的标志.1941年2月24日,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哲学家劳普（R.B.Raup）的筹备下,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和专业性的教育哲学学会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成立,该学会的成立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和促进了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

1904年,美国教育家霍恩（H.H.Horne）出版了《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一书,提倡用实验科学的观点解释教育.1916年,杜威（J. Dewey）出版了《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运用实用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分析了教育的本质、过程、价值和课程、教学方法等问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育哲学体系.这些先驱性的探索为教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此,美国教育哲学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构建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并且已将教育哲学应用于指导教育实践.

二、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

20世纪中期,美国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繁荣极大促进了教育哲学的发展,并开始逐渐修正学科形成之初时存在的一些不规范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一些地区开始将教育哲学定为基础教育课程,从事教育哲学学习和研究的人数也大大增加,还催生了教育哲学学会的专门学术刊物——《教育理论》（Educational Theory）,进一步提升了教育哲学在学术界的地位.

但是,在进入冷战时期后,“麦卡锡主义”严重打击了学术界的和学术自由,一些教育哲学家因为政治原因遭到清查.为避免发生政治错误,大批美国教育哲学研究者纷纷转向对教育名词和概念的分析,美国教育哲学开始进入分析教育哲学时期.这一时期,大量教育哲学研究都是关于教育哲学必要性和哲学性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阐释教育哲学的概念以及进行语义分析.美国著名教育家谢夫勒（I. Scheffler）就是分析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哲学分析的主要任务是对基本概念和论证方法的澄清”[2],也就是将分析哲学的方法应用于教育理论,通过对概念、命题的分析来认识教育问题的本质并改革教育实践中陈旧的、不合理的现象.从1960年开始,谢夫勒先后出版了《教育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知识的条件——教育认识论导论》（Condition of Knowledge：An Introduction to Epistemology and Education）、《理性与教学》（Reason and Teaching）、《走向分析教育哲学》（Toward an Analytic Philosophy of Education）,讨论并深入分析了教育学中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命题,将形式化的纯分析引入教育哲学,希望通过规范字、词、句的意义和使用,指导并精确分析有关教育政策的辩论.分析教育哲学的兴起解决了传统教育哲学由于概念和语言使用的混乱而造成的思维混乱和理论混乱等问题,纠正了传统教育哲学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将教育哲学的语言从玄虚的、思辨的哲学术语拉回到一般课堂教学和教育实践中所使用的语言,促使教育哲学向科学化和实践化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由于分析教育哲学过分拘泥于语言分析,其逐渐沦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语言大杂烩,纠结于概念、短语的争论而不以教育哲学研究为最终目的,忽略了对教育实践的指导,舍本求末.再加上分析哲学将日常语言作为辩论充分与否的依据,这本身就是一种在方法论上的“非理性”,使得分析教育哲学没能提供一种普遍适用于不同历史、文化、语言背景下的判断程序.将不同话语体系下的日常语言作为衡量正确与否标准,不仅不可能得出统一结论,平息各个流派之间的争端,还会导致分析过程中价值和道德因素的缺失.分析教育哲学的初衷是通过确定概念在日常语言中的共同意义,为教育实践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但是概念分析中往往是忽略价值和道德因素的.价值、道德的缺失和教育的道德属性无疑是一个悖论,分析教育哲学取消了价值,实际就是取消了教育,这为美国分析教育哲学后来的衰落埋下了种子. 三、美国教育哲学的现状

随着美国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2000年前后,世界教育哲学界亦呈现多种流派共同发展的繁荣景象,除了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新传统主义教育哲学以及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教育哲学等教育哲学流派外,新兴的批判理论的教育哲学、解构主义教育哲学、人本化教育、公共教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亦蓬勃发展.在当代美国教育哲学界中,各个教育哲学思潮相互影响、共同繁荣,其中,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和公共教育哲学产生的影响较为广泛.

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代表人物、美国课程理论专家多尔（W.E. Doll）提出了“四R理论”：丰富性（Richness）、回归性（Recursion）、关联性（Relations）和严密性（Rigor）,强调从学生的学习心理和认知过程入手培养其学习能力,主张消除学科之间的界限、进行学科整合,不在课程理论上区分主题或为学科设限,新的教育课程理论应该是包容各种人文学科及人类知识的文化课程.吉诺斯（H.A.Giroux）也认为,现代主义形成的知识界限及其观点在后现代教育中都应该被打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文化工作者、学者、实践家来共同实现教育的目的——造就具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建设一个以生态为本的、的教育哲学,并传授给学生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经验,帮助公民参与社会讨论,建设一个与自然环境和睦相处的社会文化环境.[3]

同一时期,以索尔蒂斯（J.F.Soltis）为代表人物的公共教育哲学则更加关注教育实践.索尔蒂斯在1982年召开的教育哲学年会上号召,将非职业教育哲学家却从事教育哲学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学者纳入教育哲学界,“更广泛和更综合”地理解教育哲学[4].除了扩大教育哲学知识共同体外,索尔蒂斯还鼓励教育哲学家用通俗易懂的公众语言代替晦涩的哲学行话,形成“公共的教育哲学”[5].他认为,公共教育哲学家有三个任务：一是要面向公众,将自己的教育哲学观点通过各种媒介推广到大众中去,努力传播教育哲学理论；二是要为教育政策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实现教育哲学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三是剔除那些过时、错误的教育主张,阐释教育的价值和目的,形成公众意识形态.这些观点使得教育哲学的实践性大大增强,变得更加关注教育实践和教育机构的建设,也为美国教育哲学走上国际教育哲学论坛奠定了基础.

四、美国教育哲学

对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和完善的启示

从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要继续加强教育哲学区域研究,借鉴美国已经相对成熟的教育哲学思想,深入分析和比较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推动我国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建设.需要指出的是,借鉴不是简单的移植,在借鉴的同时,我国教育哲学研究理念必须不断更新,不断扩展研究领域,并且根据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现状,辩证地鉴别、吸收,以实现教育哲学思想的本土化.

其次,我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应“跳出专业化”[6],进一步充实和扩大教育哲学知识共同体,搭建教育哲学和教育实践之间的桥梁.这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专业教育哲学家在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洞察力和长远的预见力等方面的优势,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反思教育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更好调动学者、官员、学生、教师等社会各方教育主体参与和支持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增强教育哲学辐射范围,推动我国教育哲学向深层次整合与分析的方向健康发展.

最后,我国教育哲学界应保持开放的心态,扩大国际交流,与国际接轨.这就需要我国教育哲学家以开阔的胸怀面对多种教育哲学取向或思潮,树立整合的、多元的研究视角,直面教育过程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教育哲学的影响与冲击.同时,我们还要敢于竞争,在竞争中挖掘我国教育哲学的民族性和针对性,推进我国教育哲学学科自身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