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职业教育比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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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中国职业教育相比,德国职业教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如何学习德国优秀的职业教育经验,对于今天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试图通过两国职业教育理念、教育设计以及教育受众等方面的横向比较研究,找到两国职业教育的异同,从而更加有针对性地吸取德国职业教育的优点,应用于我们的实际教学中.

关 键 词 ：职业教育 教育受众 教育设计 教育观念

当今世界中,德国是一个工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目前,德国经济实力位居欧洲首位,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二大商品出口国和第三大商品进口国,有人说德国工业与经济的繁荣,得益于德国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与发展.其中,享誉国际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德国已有125年的历史.双元制教育模式主要在德语区的德国、瑞士等国家广泛推广.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教育都是民族和国家命运发展的关键.一种教育制度的出现与其社会进步总是一脉相承的,社会结构决定着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设计与制定.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设计,必须是一个横向与纵向社会结构协调搭配的设计结果.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与传统习俗、价值观念,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教育设计、方针和政策.因而,国家与国家间的教育布局没有先进与落后之说,只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别.我国从20世纪90年始大规模引进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并以国家政策作为保障进行广泛推广,据统计,到目前为止,中国职业教育领域已累计派出赴德职业培训团体上百次,培训总人数上千人.作为受训人员之一,在德期间,笔者不仅完成了具体的课程（情景教学设计）设计,而且在德学习期间的亲身见闻,使笔者对于中国职业教育,从教育现状、教育保障制度与良性循环以及教育传统的连续性方面,进行了分析与反思.

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过：“一个差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笔者常常提醒自己,作为一名教师,在学习德国职业教育成功之“果”的同时,更应该学习其成功的“因”.因为一种合理的教育制度或教育方式,永远是和其社会制度与文化相结合的,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因材施教”一样,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教育方法,不同的社会状况与文化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因此,在学习德国职业教育的课程设计时,应该思考德国社会状况与德国职业教育的因果关系.

职业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出现是社会手工业发展的产物.我国在明朝洪武年间（1395年）,随着民营手工业规模化的发展,在江南出现了手工技术人才的专门化培训,这是我国规模化职业教育最早的雏形,也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规模化职业教育萌芽.但我们的职业教育随着历史的变革,与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一样被淹没在历代王朝更替的大潮中.

1.德国的职业教育

德国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得益于西方近代工业革命.1800年,德国出现如我国明朝类似的职业培训,随着产业生产的需要,掌握一定技术的工人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凸显,以师父带徒弟的传统职业教育方式,被以行业为主的机构大量招收学员的职业培训机构所替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与现代教育理念的出现,行业培训又无法完成大批量的人才培养,培训机构开始寻求与学校合作,进行联合培养,加之政府统一的教育经费以及统一的教育制度,形成了今天德国独特的职业教育模式：企业、学校、政府三者合作办学的职业人才培养机制.其中,企业是甲方,学校是委托方,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制度保障、经费支持与监督.这就形成了德国现在职业教育中赫赫有名的双元制度.其实,除了双元制度,德国的职业教育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与途径,双元制度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

一个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越高,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就会越高.因此,职业教育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发展对于职业教育的需求也会越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职业化教育的社会需求显得非常急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职业教育者而言,机会与挑战并存.由于中国自身的文化特征与社会特点,中国的职业教育并不能够完全照搬德国的职业教育模式,而是有其自身的特点,从经济、文化、习俗与价值观念的角度,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2.中德教育的差异

中国与德国职业教育的区别并不是手段、方法上的区别,学习德国职业教育也并不仅是手段、方法上的学习.学习德国职业教育的精髓,有4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分析与思考：（1）教育对象的教育需求（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教育制度本身的设计方向）；（2）社会背景与文化传承；（3）教育保障制度的完善与教育体系的独立价值；（4）教育理念的延续性与价值导向的独立性.

在我国古代,社会化教育有2种重要的形式与途径：（1）由国家行政机构设计,面向全社会的科举教育（精英教育）,它有着现代意义上的学历教育精神,每一个学习阶段都由权威部门颁发合法的文凭,如状元、举人、秀才的等级证明,这种教育（精英教育）是整个社会价值导向的唯一标杆,孔子定义的“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第二》）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导致了知识分子阶层崇尚“重道轻器”的传统习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金字塔教育结构深入每一个人的骨髓里；（2）最为广泛、社会地位低下、不被人们重视的技术（职业）教育,也是国家权利范畴之外的民间途径—“师徒”制度,它的存在没有依赖国家法定的“学历”证明,而是一种庞大的、没有成文的行业规则来维持,凡是入行的人都需要自觉遵循该行业规则,包括技术的学习与为人的准则,这是一种最广泛的、普通意义上的技术（职业）教育形式,被统称为“百工”.“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等”（《考工记·总序》）,这些“百工”就是意指从事各种手工业的工奴,有的兼指管理工奴的工官.可以想象,在中国古代,技术在人们观念中的社会地位何其低下.其实,古典意义上的（职业）技术教育非常广泛,潜藏于广泛的底层社会中,师与徒、父与子、兄与弟之间,随时存在着职业教育的传承,其社会地位低下、收益微薄,因此不被社会所崇尚,但它实际上承载了中国最为广泛的职业传承. 这些特殊的传统价值观念、文化习俗、严格的社会分工制度导致了受训人的社会地位、收入与人生境遇.唐代的朝散大夫、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戒子绝艺”就是最好的例子.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结构的变革与社会分工形式的改变,传统职业模式已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分工带来的职业需求.如是,职业学校的出现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这是国家行政机构在教育设计上的出发点,但教育的受众对于职业教育认识却还停留在过去的观念上.

3.中国教育的问题

今天,中国大部分受教育者还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求学是改变现实命运的重要途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与个人发展命运、人格尊严等同.高考就像一扇“门”,过不去就成为“坎”,金字塔形的教育结构决定了教育受众高度统一的受教价值观,与爬山一样,越往上竞争越激烈,受教的价值与成果也就越高.所以从受教育者角度来看,选择大学是受训者社会地位、利益与价值尊严的综合选择,而非个人的爱好、志趣与职业规划,这种现实状况滋生了教育执行部门热衷于大学的等级排名也就并不奇怪了.对于中国大部分教育资源较贫乏的地区来说,宁愿选择最差的大学也不愿意选择最好的职业学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国传统观念使得大学（常指非职业教育）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包含着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之外的许多特定价值,导致了中国特殊的受教土壤与教育形态.所以就有了如“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山沟里飞出金凤凰”等说法.对于受训者来说,由于教育成本非常高,以及人们普遍爱“面子”,常常把自身职业与其社会地位甚至人格尊严的价值观等同起来,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上最差的大学都比上职业学校好.这种选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观念（观念的潜在制度化影响自身的实际利益诉求）的影响.而相对来说德国却没有这种观念的制约.

在德国,教育执行部门对于教育的理解、教育结构的设计,因没有中国高考这样的“同化器”,让教育受众对于教育途径的认识就如渡河一样,不同的教育机会与条件就像选择不同的渡口.所以德国教育就像一扇窗,在教育受众的观念中,从事技术职业与其他理工科职业就像从不同窗户里展望不同的风景一样,只有专业选择与职业属性的不同,而没有社会地位甚至牵扯到人格尊严的上下与优劣之别,这与其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程度、社会文化习俗与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笔者在与德国职业学校学生的交流中发现,有的学生（职业学校在校生）在中学期间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没有选择大学而是先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原因仅仅只是自己的爱好与人生理想,他们认为职业学校与大学之间各有优劣,只是专业类别、学习内容与社会分工不同而已.这在中国就不同了,今天,中国的职业学校实质上已成为各类大学的“差生收容所”.首先,中国人普遍崇尚“办公室类”职业,忽视“劳工类”的工作.这种观念导致中国职业教育行大学之职的教育现象在所难免.其次,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教育“社会效益”的考虑以及职能鉴定体系的缺失与利益制度化,使得教育执行单位必须考虑职业设置与招生的关系,教育受众考虑的是受教育成本与受教育成果的关系,这些因素都深刻地影响着今天中国职业教育的生态与发展.

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民族传统的自信与价值观、传统的思维习惯、教育制度遭到了彻底的否定,教育发展的主要参照与依据,并不是纵向的社会、文化、行业传统,而是横向的现实处境.到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与起因是对传统的批判与对现实的思考.因此,在教育上的所有改革、探索行为的内在性质是各种思潮的反映.1949年以后的60多年间,改革开放前出于政治原因、改革开放后出于利益原因,教育的改革其实是各种社会运动的表现.

中国与德国职业教育在制度层面上来说,最大的区别不在于观念、环境等方面,而是教育精神的独立性、延续性与断层性之间的区别.德国的职业教育,在教育精神、方向与设计上200年不变,不管社会发生何种变化,其教育的原始方向始终独立于社会变革与政治运动之外而延续和发展.而中国的职业教育却是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在“创新”的幌子下,教育改革变成为一种运动思维,其实质还是20世纪以来的民族自卑心理与制度文化的影响与反映.德国虽然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主要参战国和战败国,但其文化传统、社会价值导向并没发生根本改变,其教育始终独立于政治制度之外独立发展.所以,无论社会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其职业教育的基本框架并没有发生变化.职业教育根本的价值观没有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轻易被否定,只是在结构制度上进行改良与完善.从这方面来分析,德国的双元制度与德国社会的文化、经济、人文等发展是相协调的.

4.德国的职业教育理念

相比中国,德国不仅是一个职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而且在职业化的普及程度、职业教育的制度保障、社会文化与习俗方面保证并繁荣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德国社会对职业培训的投入、职业结构的设计、职业资格的认定与准入,都有非常成熟的机制与完善的制度建设相配合.以建设一栋民房为例,需要的职业分工主要有：Statiker（相当于中国的安全验收人）设计师、木工、漆工、水泥工、制砖工、电工、瓦工、地板工、清洁工等.在这些职业分工中,都需要有职业准入才能够从业,否则就是“黑工”.“黑工”不仅待遇非常低,而且是违法的.而在中国,其中除了电工需要职业准入之外,其他的都还是以民间师父带徒弟的方式在延续,这样的好处是节约了受训者的教育成本,同时也节约了国家的教育投入.但最致命的缺陷是：由于职业准入门槛低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了职业能力的低劣与效率的低下.在我国,一个初中毕业的孩子跟着大人做一年半载的瓦工,就可以独立从事瓦工工作了,没有人说他是否合格,他们也并不需要自己出钱去学校培训.所以,在中国的职业学校里,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专业设置是“办公室”类的,很少有“劳工类”的专业设置,这是教育执行部门和受训者之间都非常清楚的社会现实,也是教育执行部门与教育受众均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教育现象.中国这种客观的社会因素,导致了中国职业教育之路的特殊性,无法与德国职业教育环境完全等同对待.

5.结束语

中国特殊的社会现状,导致了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普及时间短；中国社会特殊的传统文化与观念情境,导致了教育观念的特殊性.如近几十年广泛见于中国农村地区的“要想丢掉锄头柄,就要上大学”等公共标语,可以想见,大学赋予人的职业期盼有多高.在中国,特别是落后地区的职业受训者,习惯统称职业院校为“大学”,反映了受训者还无法重视与正视职业教育的真实心理.那么,与德国的职业教育相比较,我们该学什么?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应该是开阔眼界反观自我,从根植于中国的现实社会情境之中,从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现行的教育制度来分析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