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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直到大学文艺理论课上接触到《艺概》这部煌煌巨著时,我才知道刘熙载这个名字.当时只道他是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穷年猛钻“故纸堆”的穷酸学究,后来才知道这位大学者既不“穷酸”更无“学究气”,其正式身份乃是一驰骋政坛多年的“官人”――只不过他在学术上的辉煌几乎完全遮掩了他的政声.近日看到一些零散的资料,发现刘熙载还是位很有点“后现代意识”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即便在今天看来仍不乏“建设性”意义,故而我倒觉得很有介绍一番的必要.
生活在清末的刘熙载半生为官,但在政界似乎远不及在学界、教育界叫得响.他一生多司职于教育部门,1853年奉命值上书房,继而先后出任国子监司业、广东学政,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更是投身到了“教育第一线”.命运的沉浮、世风的变幻,都不能改变他“不乐为吏”的秉性和对经史、词赋、声韵等诸多学问的痴迷.他总能在浮躁纷乱里觅得一份安闲宁静,进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学术奇迹.为求得一方适宜读书研究的空间,他甚至“请假客山东,授徒自给”.咸丰皇帝亲笔赐给他的“性静情逸”的四字匾额,实在是对他癖性情趣的真实写照.刘熙载一生治学广博,经史、词赋、词曲、书法、声韵等领域均有建树,而以文艺理论为重心.其所撰《艺概》,成为震撼古今的一部文艺理论奇书,在悠悠中外文化长河里流光溢彩,诗文总萃《昨非集》,亦称得上淡雅清幽,读之令人口角噙香.
一百多年前,现代教育还未在中国生根发芽.那时中国的读书人,都亦步亦趋地承袭着旧的传统,科举之路几乎成了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华山一条道”.千百年来制度的力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惯性,使得读书做官、靠读书改变自己乃至家族的命运成为整个时代的主流.读书的目的被浓缩到了一点――博取功名.读书求学便是直奔着“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这“三点式”而去.至于说研究学问、追求真理、提高自身素养反倒成了教育的“副产品”.而刘熙载虽进士出身,却“不乐为吏”,甚至为求得一份安宁而远走他乡,虽宦海沉浮,却以治学为乐,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并卓有建树,虽历任、地方教育高官,晚年却归依讲坛,以授徒为业等读书求学,在他的身上已找不到丝毫的功利色彩,或者说,在他的身上才真正体现出了读书求学的真谛.让这样的人任职于教育界,应该说没有选错人.至少这种“榜样的力量”对矫正日见浇漓的世风、日渐功利的读书目的应该不无裨益吧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由刘先生主持的龙门书院.虽然处于封建教育的大气候下,但这所学堂并未随波逐流.刘熙载曾谆谆告诫他的学生:“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求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无益也.”在刘熙载的这种“既教书又育人”的办学理念指导下,龙门书院的学子们“经学、理学、史学、天文、历算、古文、诗词,各擅其长,而仅仅工于时文,专揣摩举子业者,皆瞠乎其后”.也就是说,在科举制度下,龙门书院却扎扎实实地搞起了“素质教育”.其教学方法,亦堪称“现代”,往往是师生、同学之间互相切磋研究,每每“审问明辩,恒龈龈彻夜,不尽其蕴不止”.大有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研究性学习”的风貌.龙门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千余年的科举史上实在是一个异数.龙门书院的学子都抱着富国强民的愿望,孜孜追求各种学问,并注重躬行践实,努力提升自身的本领和素质.从龙门书院出去的人后来不少都成了国家栋梁.
教育是一项传承人类文明、铸造民族精神的经天纬地的事业,它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少一点功利之心,多一点理想主义,多一点宗教情怀.一个多世纪前的封建社会中可以出现刘熙载这样具有先进的育人理念的有识之士,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再一味地急功近利就实在说不过去了.事实上,功利色彩太重,教育便不成其为教育.倘若我们的基础教育成天考虑的是如何对付升学考试,高等教育整日琢磨的是怎么帮学生弄一只饭碗,那倒不如干脆将今天的学校改为考试训练班、职业培训所更合适.
【韩玉乐荐自《西安晚报》2010年9月13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