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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党的十八大后,总书记在会见中外记者时,对中国梦做出的上述深刻阐释,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为中华民族如何赢得一个更加值得期许的未来,确定了航向.
2013年将成为中国梦圆梦征程上一个鼓满风帆的新开局.这一年的春天,“中国梦”是全国表委员们频繁提及的一大热词.在他们看来,中国梦也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方面让民众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的民生梦.
中国梦的提出,必然折射出教育改革今后的走势.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今天教育改革的目标、路径、方式都更加接近“深入区”.为了让中国梦照进教育的现实,教育改革将着力于何处,怎样凝聚广大参与者的共识,无疑是一篇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来书写的大文章.
期待更好地体现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和起点.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义务教育不均衡是多年来民众意见的聚焦点,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制约教育健康发展的瓶颈.“教育公平表现在权利、机会、规则三个方面,”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说,“在权利公平（即保证适龄者入学）基本实现以后,解决的重点问题就是要针对优质资源集中在所谓好的中学、小学这样的机会不公平,还有招生政策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差异明显这样的规则不公平.”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副主席朱永新指出：“一个又一个动辄上万学生的超级学校被打造出来,却并没有改变许多地方义务教育薄弱的现状.我国大多数县区的校际差距比发达国家还要大,相当一部分乡镇的农村学生成绩达标率不到40%.”名校独大迫使周边学校难以为继,由此造成的两极分化现象绝不是受教育者的福音.独大的名校被讽为“高明的小偷”,偷走了政府和社会为营造良好教育生态所付出的努力.从长远看,除了需要改变现有的制度设计,更应反思根植于全社会的“只有分数至上,才能收入和地位至上”的成功标准.
任何改革都是对既得利益者的挑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此知之甚深：“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教育改革也不例外,不少有钱人和有权人的孩子都在名校就读,这个格局一时很难改变.由于一些地方热衷于评示范性学校,下面的应对之策就是拼命往优质学校投钱,让那些学校去争“星级”的招牌.因此,朱永新建议改革现行的教育考评机制,“如果评价教育政绩不是看当地最好的学校有多好,而是看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相关领导就会去抓义务教育均衡了.”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认为,应取消向优质学校过多倾斜的政策或经费,通过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扶持力度,逐步缩小校际差距；实施教师流动制度时,要切实对流动的教师在收入、考核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以促进优质资源向薄弱学校的流动,逐步弥补城乡鸿沟.
我国义务教育目前只是在数量上基本普及,而质量上与“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葛剑平认为,只有在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逐步取消学校等级,才能促进教育公平、持续、均衡发展.
“我们要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来自怎样的家庭背景,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应有的回报.”李克强首次以总理身份亮相时的这句表白拨动了老百姓的心弦,让不少渴望“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民众特别想和他聊聊“每个人都能享有良好教育”的话题.
期待扎实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3年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说：“我们教育的孩子应成为能够适应21世纪世界发展潮流需要的有用人才.”他在向与会者表达自己心中的中国教育梦时用了三个词：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人人成才.
教育部长做的教育梦是这样一幅“背景墙”：（1）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应试格局依旧没有被撼动,学校对学生优与差的评价标准依旧以成绩为唯一,被纳入一个成才模式培养的学生学习依旧不堪重负,“以学生为主体”的办学理念依旧止于口号；（2）教育行政者把学校举办权、办学权、管理权和评价权依旧集为一体,导致所有学校大同小异；（3）在教育体系自身,教育层面和学校层面依旧存在着等级,即使教育资源再丰富,也会引导大家只在乎最高等级的教育,从而人为地堵死了学生们的多元选择.
显然,要实现教育梦,就必须实行个性化教育,给学生成长提供多元选择的空间.为此,首先,需要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实现教学、招生、考试分离.只有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把基础教育从应试格局中解放出来,才有实行个性化教育的可能.其次,要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办出个性和特色.最后,要取消教育体系和人才评价中一系列带有学历歧视等的不平等制度.
以上几项制度性改革的推进,必将遭遇到部门是否“放权”的难题.说是难题,是因为多年“行政主导”下形成的思想惰性,多年积习形成的办法惯性,以及多年“官本位”滋生的权力依赖,历经数次改革却始终没有从整体、从内在得到根本解决.一旦出了事担责的总是临时工,难怪网民惊呼：“体制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临时工?”
2012年9月,国务院专门下发的《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被舆论广泛认为是对长达十多年的撤点并校后遗症的“迟到的修补”,因为一半小学被撤并掉,许多农村学生的命运已经被改变.由于地方教育决策多由行政单方面主导、拍板,即使有民众反对,也要强势推进,结果,当初反对的意见中诸如会增加学生的上学成本、会增加交通安全隐患、会加重家庭的负担、会导致学生辍学、会使城镇学校大班化更严重等,不幸一一变为现实.这个事例足以提示教育决策中公众参与程序的极端必要. 听证会、人大讨论和媒体都是这个程序的几种方式,只有经过多方利益博弈所做出的决策才会比较稳妥可行.如此从“审批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可以重建民众对教育的信心,从而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动力.
期待更大力度地依法落实《纲要》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是我国社会对解决当今重大教育问题所达成的来之不易的共识,其中所提出的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都直指教育问题中的“老大难”,堪称亮点.分析近年来表委员们的议案和提案中涉及的教育问题,事实上有相当部分早已写入《纲要》.因此,解决教育难题的最优路径,就是落实《纲要》,而无需再把现实问题拿来分析,独辟蹊径.
回顾过去的10年,教育公平有所扩大,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财政加大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财政性教育投入2012年历史性地达到GDP的4%,都是与表委员的积极推动分不开的.因此,面对教育发展的诸多难题,仍然需要代表委员拿出当年追问教育投入的劲头,督促政府部门依法治教.
应该看到,《纲要》只是行政性的法规,并没有通过立法程序变为法律.由于现行教育法律都没有根据《纲要》所提及的改革精神进行修订,因此,它推进教育改革的正能量很容易被滞后的法律消解.落实《纲要》的最大困境在于：如果动真格儿落实,难免遭遇“违法”的风险；如果止步于“墙上挂挂”,教育部长的教育梦终将沦为空想.
当前社会发展和转型中的矛盾,大多带有体制机制性因素.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要靠改革,解决不好改革的思想阻力和利益阻力,就不会有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关键是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
要办出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无论是促进传统的教育发展理念和思维的转变,还是督促立法机构按照《纲要》的精神修订相关教育法律,以及质询、监督政府部门执法,都是“”代表委员们的职责所在.民众期待这些民意代表们为推动、深化教育改革能有更大的作为.
2013年“”会风的变化,是换届之年一系列新政的落实和持续.这些改变,真正体现了政治的本质.多元化的社会产生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诉求.多一些交锋,让不同的利益观点面对面碰撞；多一些交流,让相对固化的群体间隔膜在理解中化解.只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都得以充分表达和有效沟通,才可能探寻出种种难题的解决之道.
期待织梦想,风起再扬帆.眼下距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七年,恰好与《纲要》提出的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的年限相吻合.其间,如果依法治教可持续地成为政府行政的基本方略,教育梦想中的公平正义就一定会美梦成真.
（责 编 子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