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的大学素质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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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理工学院商学院,湖北武汉430223）

摘 要 ：笔者认为,刘道玉教授提出的“创造性素质教育观”为诸多大学素质教育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对“钱学森之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中的一些理论见解还需要作深入思考.

关 键 词 ：素质教育；创造教育；创造素质教育观

中图分类号：G40-012文献标识码：A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题内应有之意.“全面”不仅是指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教育,当然也包括高等教育的大学教育在内.而其中大学教育的素质教育实施问题,更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学生的素质不适应时代、社会和市场的需要,从而引起人们对现行大学教育的危机感、紧迫感更感现实.同时,作为大学本身也感到很大的压力,压力不仅来自社会舆论的责难,而更重要的还来自教育市场生源的竞争.这些对推动高校加快教育改革,实施素质教育既产生了动力,也创造了机遇.

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有对策.就大学素质教育而言,现在许多大学尤其是不少重点公办高校和一些知名民办高校正在组织探索和试验之中,同时还有不少知名学者提出了在大学实施素质教育的理论和模式或者在高校实行教育改革的政策建议和方案.在这些探索和探讨的多种著述中,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就是刘道玉教授系统和持久提出的“创造教育”论了.刘教授的著述之所以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我认为除了社会有这方面的客观需求外,而其作品本身有两个特点足以产生相当影响；第一,作品内容极为丰富,观点鲜明而系统,论证严密而有力,加上例证生动现实,从而对只要对大学教育关心的各个层次的人士都会产生吸引力.刘教授的作品,归集后成为系列丛书即《创造教育书系》,它包括5册,即《创造教育概论》、《创造教育新论》、《创造：一流大学之魂》、《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大学生自我设计与创业》等,文字总数在百万字以上.我们从书名上就可知这些著作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上述著作的观点,我归纳为两句话：创新地提出了以培养创造性人才为大学目标的教育理念和运用创造性的教育方法（即“S、S、R”模式）作为实现目标手段的主张.因为这些见解在理论上就回答了我国大学应当“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关于素质教育的两个核心问题,自然就构成了系统的素质教育观.虽然“创造教育”这个概念引自国外,但刘教授却是创新而有效地用它来解决我国由传统教育弊端所形成的“应试教育”的困扰,他是最早的提出者和系统地实验的一位先驱者中的官员和学者.第二是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社会阅历,决定了他才有可能提出这些真知灼见.我阅读过《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得知刘教授和我是同一年代的知识份子,我们都是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最好的时段在大学求学（1953—1957年间）.不过1957年给我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他得到了一个更能向上发展的空间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他从政为官位至副部级官员,又在著名的武汉大学主政达八年之久,他既是传统教育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但也因对待传统教育的弊端及其产生的体制原因有更多更深的体察,从而促使他成为强烈主张教育改革的推动者.他既在计划经济的发源地苏联留过学,又多次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知名学府作过访问、考察和交流,从而了解各国大学教育之优势和不足.他不仅在顶级的国办大学从事教学科研与管理,而且还在他“下野”之后亲自参与了民办基础教育的创办与实践,在此期间他不仅经历了成功的喜悦,而且还饱尝了失败的煎熬.所以刘教授既有成功的经历,也有失败的教训,既有为官当权的历练,也有作为平民所受的为难,他既接受了传统和当代的优秀的关于教育和社会理论的启示,他也深受过左的伪科学的熏陶,从而敢于面向过去的成就和失误进行反思.作者这样丰富的社会经历和人生态度与刚直的性格,加上他已到达了“从心所欲”和“无欲则刚”的年龄段,只要他具有敢于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所以他就能为社会提供的关于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以及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的思考和见解.怎么能不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和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呢?

刘教授的巨著内容丰富,但我来不及通读,主要还是学习了他的“新论”中和素质教育概念直接相关的一些文章,已感到受益匪浅,得到很多启发.我认为推行和实施素质教育,在我国将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历史性任务,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现状所决定的.既要推行素质教育,就必然会产生系统的素质教育理念（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或实现这一理念的教育模式（解决怎样培养人的问题）的出现.其系统的见解,就是素质教育观.刘教授虽然未对他的素质教育观给予定义,我在学习其著作后,不揣冒昧给予定义,我认为,对刘教授所主张的“创造教育”之说应当称之为创造素质教育观,其内涵似可表述为“以创造性的理念为指导,运用创造性的方法,以实现培育具有创造性素质的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活动的系统的理念和模式”.这一表述是否妥帖,有待刘教授和理论界同仁的指正.

最后,我学习了刘教授的创造教育论后,表示一下自己的看法：第一,刘教授的素质教育观已成为现在已得到高教界形成共识的在大学素质教育的探索中颇有成效的六所著名的国办大学（清华、北大、华中科大、西安交大、武大、浙大等六校）的诸多素质教育模式中的武大“三创模式”（即创造、创新、创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武大模式”有三大特点：一是调整了人才培养目标；二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三是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能动作用.这三项特点的许多具体做法不是早在刘教授在武大主政时期即已试行,有的就是属于其理论模式中的“SSR”模式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能动作用最为显著,而且这个“SSR”模式也受到其他高校的普遍欢迎.由此可见刘教授的素质教育观已得到了其母校和其长期服务单位的接受,继承并得到了新的发展,也为广大有志于推行素质教育的高校所学习和引用.第二,就其理论价值来说,我认为其积极意义更大,因为它在理论和事实上回答了“钱学森之问”,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对此本人将另作专文论证.第三,本文作者拟对刘教授提出的理论见解提出三个问题并作深入思考,以表对道玉学长的赞赏和支持.第一,由于刘教授提到了创造与创新即创造教育与创新教育在理论内涵上的区别,姑且认为这种说法能够成立,然而无论在实践中的积极意义还是理论内核中的科学价值,哪个更大,还值得推敲,比如刘教授提出的创造教育的理念与模式这是一种“创新”而不是“创造”,就足以说明深入思考这一问题的必要性.第二,培养大学生成为创造性的人才作为高校教育目标固然很好,但大学生都能普遍成为创造性人才吗?都能成为比尔盖茨式那样人才是不现实的.如果是这样,大学教育只有走“精英教育”的老路,而不能大众化和普及化了.所以与其把培养创造性“人才”作为大学素质教育的目标,还不如提出培养具有创造性的素质更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第三,创造是一种能力,创造“性”是能力的体现.问题在于某种创造的有效与否和效价大小,以及不同方式的创造或者创造与创新之间的有效性和可比性又以什么标准来评价和判断呢?这些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方能推动“创造教育”作为创造“性”的大学“素质教育观”的永葆青春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