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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专题探讨我国的大学教育危机,封面的标题,问得干脆：“大学怎么办”
中国的大学教育,历史短浅,上下不过百年.最早是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还是戊戌维新的产物：主张学习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科技,中国的大学课堂,从第一步开始,走的就是物质的专业培训之格,与西方的大学教育不是同一个层次.
大学是什么英国思想家罗素定性得好：大学不是年轻人的职业培训所,大学更不止是知识荟萃之地,为什么要念大学为了培训理性的独立思考,念大学的目标,是在“格物”和“致知”的过程中,培养智慧.
对于今日我国望子成龙的芸芸家长,送孩子进重点大学,学智慧,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温饱权既是最大的人权,一纸文凭是最终的目标,大学文凭保障的是高工资的职业,让孩子从农村涌到城市,从城市涌到北京和上海,从京沪而进一步“哈鲁”――哈佛和耶鲁,当代中国人大学教育观,在结构上,不脱古代中举考状元,自下而上的乡试、省试、殿试,鲤跃龙门跳；在主题上,也不离读书而做官,海归则CEO的功利主义二元论.进了官场,最大的“智慧”,是懂得鉴貌辨色、见风使舵,大学教育的宗旨,本来是从独立思考中培养智慧的人格,中国社会的冷酷现实,从一开始就决定中国不可能长期拥有一家国际级的著名大学.
回顾百年,我国从来没有一套长期稳定的大学教育.京师大学堂开办不久,六君子浴血,晚清覆亡.北洋时代,中国积弱,北京大学反而因为蔡元培科学与的启蒙,形成了与国际短暂接轨的大学黄金世代.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华办学,北有燕京,南有复旦,还有辅仁、同济、交通,传教士开办的大学,不但为民国的乱世提供了在战火中建设的中坚力量,还为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留下了薪火残存的知识分子.
败走台湾之后,“国府”领导下的大学教育在戒严法之下,扼杀了蔡元培、傅斯年、胡适等先辈从西方传来的思想学术自由,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先生,因探究,一介书生,向“蒋总统”建言宽容异见,考虑自由选举,即遭开除学籍,贫病交煎,虽幸没有投入冤狱,却几以“叛乱”罪论处.
英国政府在殖民地香港开办香港大学,只为培养技术官僚,全无为香港华人教化“独立思考”的“智慧”的义务.民国大儒钱穆与胡适,钱以孔子儒学的传人自居,托庇殖民地,寂寞地开办了一家新亚书院,远没有一家现代化大学的规模；胡随去了台湾,明知在戒严法之下,不可能在一座孤岛上继承蔡元培的遗志,也只有黯然当他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中国内地则经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白卷英雄”的异变,更说不上什么正常的大学教育.
百年中国,不夸张地说,真正与国际接轨的大学殿堂,从来没有出现过.
中国的大学,固然20年来在“量”的方面出现了重大的飞跃,但许多都是“军事大学”、“工业大学”、“商贸财经大学”,还是侧重功利和实用主义.诚然,以我国的国情,温饱与工资是一个大学生毕业的首要考虑.然而,大学漫长的4年,在技术和职业的培训过程中,毕竟不是科举考试的训诂和背诵,逻辑思维和科学方法还是人生智慧的副产品.
西方的大学教育,从中世纪的神学训练开始,基本上实现了罗素的理想.罗素出身的剑桥成立于16世纪,就是几个牛津的学者从牛津分裂出来,另起炉灶的.剑桥大学不同牛津之传统保守,更敢于反抗神权的垄断.科学家牛顿和达尔文,都出身剑桥,浪漫诗人拜伦也是,还有雪莱,提出无神论被开除学籍.剑桥的科学是强项,因为科学在英国,一向是抗衡教会的异见武器.今天的家长,如果渴望孩子上牛津剑桥,没有几个分得清楚两家大学的办学风格：牛津培养政治家,剑桥以出产科学家和艺术家见长,两家名校,不像我国的北大清华之文理分道,而是传统与叛逆的分流.
优秀的大学,必有独立的学格,学格的品牌,又由这家大学产生的诗酒风流的人格而形成.达尔文、罗素、雪莱,叛逆之名累累于民间,这几个早已与剑桥浑然一体；撒切尔夫人和布莱尔治国之誉,又悬于庙堂,都是智慧的两面.真正的大学在哪里蓦然回首,必然流芳于历史楼台的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