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权威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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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社会要转变为以前象征文化为主流的后现代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正视并研究前象征文化中的教师权威,正是前象征文化面向未来的表现.今天的教育不仅要审视过去、适应现在,还要面向未来.教师权成需要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合理转向.这种转向要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对传统权威加以利用,同时要对以前象征文化为主的后现代语境中的教师权威在斟酌之后加以借鉴.教师权威的转向是为了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对创新型教育的需求,以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超越能力的人.教师权威转向需要外在制度的保障、教师内在品质的提升,并体现在教育实践中师生的交往活动中.教师权威的转向是教育实践的合理期盼.

[关 键 词]教师权威　前象征文化　后现代社会　教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G4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6－0027－04

一、引言

权威,源于拉丁语auctoritas,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使人信服的力量与威望；在某种范围里享有威望的人或事物.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权威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即权威者与权威对象之间影响与被影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相应的,作为学校教育权威的集中体现——教师权威,代表的是师生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的控制与管理,及学生对教师的依赖与服从.

目前,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于教师权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教师权威类型的研究.如有研究者从师生关系、权威的内在资质与性质的视角进行分析,将教师权威划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还有研究者从学科的角度对教师权威进行划分,在社会学意义上教师权威是法定的社会权威；在文化学意义上教师权威是专业权威；在心理学意义上教师权威是角色权威；在教育学意义上教师权威是领导权威.二是有关学生自由与教师权威的研究.如有研究者认为教师权威类型对学生自由的获得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学生对制度的畏惧,制度化权威有利于教学过程的顺畅进行；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消解着教师的知识权威,但部分的让渡不意味着教师权威的丧失；教师在教学中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学生才能最大可能地在自由空间中发展.有研究者认为合理的教师权威与适当的学生自由是解决教师与学生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一种途径；适当的自由给了学生勇敢探索知识的空间.教师权威与学生自由的统一有利于良好的师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师生双方的发展.三是关于教师权威的消解与构建的研究.如有研究者认为,随着新课程的实施,传统的知识传授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师生关系发生了改变,从而弱化和消解着教师权威.为了重构教师权威就应该重视教师权威群体效应、实现教师角色的成功转型及构建平等互动的师生关系.

由上述内容可知,目前我国学界对教师权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成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教师权威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都显得比较狭窄.从笔者查阅到的近年来的百余篇相关论文来看,大多数都是以R·克利弗顿和L·罗伯特在韦伯的教师权威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师权威结构论作为研究的起点,人们似乎都认定教师权威由法定权威、传统权威、知识权威和人格权威组成.在这四项中,人们又强调教师的人格魅力与专业素养.这种教师权威的研究有等同于教师素质研究或“理想教师”研究之嫌.二是当前教师权威问题的研究少有研究者选取宏观层面的研究视角,即将教师权威放置在社会大背景之下,探究教师权威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三是有关众多教师权威的“消解”与“重构”的研究则表明对于教师权威问题的认识缺乏系统性.“消解”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消解论者所指的教师权威消解实质上是指其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负面消解影响及表现,“重构”说法的提出则表明对教师权威现状问题的解决有简单化思维之嫌.

事实上,教师权威不会消解,合理的教师权威是教育教学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教师权威当前的实际运行基础无本质性的变化,如吴康宁在《教育社会学》中提到,教师权威的变化不是基于权威的主体——教师,而是基于权威的背景——外部社会以及权威的客体——学生,是指由社会变化和学生差异而导致的教师权威的.相对变化”西.以前象征文化社会背景为视角,探讨当前教育的价值取向,强调由“复制”、“适应”向“创新”转变,教师权威新理念将在教育实践中得以确立.

二、解析：前象征文化中教师权威的不适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ead,M.）根据文化自身传播和变迁的特点,划分文化为三种类型,“为了区分这三种文化类型,我使用三个词：当论及‘未来重复过去’型时,我用‘后象征’（post－figurative）这个词；论及‘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型时,我用‘互象征’（co－figurative）这个词；在论及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这种文化类型时,我就用‘前象征’（per－figurative）这个词.”由此,我们把它们称作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文化的传播和变迁不仅影响着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影响着教育实践中的师生关系.在此,先将教师权威放置在前象征文化的背景下予以解读.

(一)前象征文化的特点

前象征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是一种全新的以开拓未来为使命的文化传递模式.代表未来的是晚辈,而非其父辈或祖辈.米德认为,它是现代交通、通讯和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前象征文化中的社会发展迅速、变幻莫测.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中,以往“复制式”的知识传递模式将逐渐失去其生存的基础.因而,长者的知识经验在变动的社会中消减了以往的权威和意义；年轻人将会在创新精神的引导下自由行动,甚至为长者在未知的境遇中“答疑解惑”.从社会化的视角看,这是长辈的“再次社会化”,而由晚辈担任文化传递的主体亦足以说明“逆社会化”现象的存在.

1　前象征文化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后现代社会”.在后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彰显出巨大的力量,它引导着信息社会的形成并使其不断向前发展；它促使文化不断创新,使整个社会文化呈现出多元、年轻化的态势.后现代社会带来的网络天地给人以充分自由的空间,知识和信息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更新.这是一个无法预知未来的新纪元,更是一个强调自由、创新的时代.2　前象征文化的思想背景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多元的话语体系以及多视角的研究方法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特点.它以新的视角去认识世界,亦强调社会发展中的多元性、开放性与差异性.在后现代社会中,理性的绝对权威开始动摇,人们在理性的困惑与迷茫中开始寻求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寻找自身的解放并追寻人的主体性的回归.总之,在前象征文化中,逐渐不受传统与制度束缚的年轻人在不断地寻找自身主体性的同时,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也将演变为人际关系的主流.

3　前象征文化的知识背景是“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在后现代知识观的视野中,知识不是价值中立的、固定的、封闭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解释,知识是存在于人们内在的认识之中的,而并非外在.前象征文化背景中的知识,摒弃以往外在的、绝对的话语霸权,打破了知识是固定不变的终极真理的观念,呈现出建构性、多样性、不确定性等特征.

(二)前象征文化中教师权威的“不适”

在前象征文化的影响下,教育的价值取向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创新”型教育.这一取向首先是对过去制度化教育的批判.阿尔温·托夫勒曾这样评说制度化教育：“现行教育制度最惹人非议的一点——过于集中缺乏个人活动,一整套安排座次、编班、记分的僵硬制度,教师的绝对权威——这正是使大众教育体系在地点和时间上成为如何有效的适应工具的最大特色.”在前象征文化社会中,信息技术的进步与网络的发展为“创新”型教育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平台,而制度化教育的根基则开始动摇,即传统的教师权威出现了“不适”症状.在此,笔者从社会背景的变化及学生客体的变化两个方面分析传统教师权威在前象征文化中的“不适”.

1　教师权威“不适”之时代语境的变化.教师权威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理应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在后象征文化影响下的“复制”型教育,教师“获得长久而牢固的权威是通过强权,这种强权或者是内在的,即对灵魂施加压力,或者是外在的生理上的强迫”.强权对“身”与“心”的双重规训是文化原样复制的有力保障；在互象征文化影响下的“适应”型教育,教师权威是在学校主流文化与学生“同辈群体”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平衡的.在以上述两种文化类型为主流的社会背景下,教师权威的树立主要是为了确保教育活动中知识传递的高效与可控.社会制度给予教师外在权威的本义就在于,使教师权威既是进行知识灌输的必要条件,又是通过教育将外在的社会控制转变为学生自身行为的重要保障.在以前象征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学校教育所培养的学生不仅要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的学习者,而且要学习如何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更要培养其自身的超越能力,如创造性与洞察力的培养,让学生能够去思考、决策和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前象征文化的时代语境中,需要的是能适应“创新”型教育发展需求的教师权威,从而保障社会对“创新”型学习者的需要.

2　教师权威“不适”之学生客体的变化.以前象征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是一个呼唤“人之为人”精神的时代.教育的主流是确认生命的整体性和强调人发展的能动性.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使得学生间的人际互动以网络活动为主,即“非群体化”活动.新型的主体间性逐步形成,并促使师生之间角色转换愈趋频繁、角色界限逐渐消失,师生之间则亦师亦生.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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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诠释：前象征文化中教师权威的意义澄清

涂尔干认为,教育活动在本质上必须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教师权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特质中理应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而,教师权威不会也不能消解.在以前象征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主动地去适应社会的需求.并以更加完善、合理的形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教育实践活动对教师权威转向的殷切期盼.

(一)教师权威存在的必要性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教师所拥有的教育手段中,对孩子的权威是最要紧、最普通、包罗一切,同时又锐利和不安全的手段.这是一把手术刀,使用它可以进行最细致的、难以察觉的手术,但也可能把伤口刺痛.这是一把不安全的,但同时又不可以缺少的刀子.”因此,教育活动顺利、有序地进行,教育目的有效地实现离不开教师权威.“学校是以高度组织化和集团化为特色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化、集团化的组织要求一定的权威发挥控制、管理和协调等作用.适当的教师权威不仅是开展学校教育活动的必要前提,而且为师生双方的相互发展提供了可能.”即教师权威是实现社会主流价值观传递、实现学生社会化的保证.学生的“未完成性”特征表明其成长需要教师权威来加以引导.目前,很多人认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应是两个平等、独立的个体.从哲学概念的角度看,教师和学生都是人,而人是应该拥有平等人格、尊严的；师生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但在教育情境中,哲学意义上的概念需要向教育学意义上转化.教师和学生是不同角色的扮演者,教师权威是社会对教师角色期待的需要,而作为社会代言人的教师“闻道在先”、“术业专攻”,承担着培养下一代的任务.学生因其“未完成性”的客观存在而有接受教育的必要.如若教师权威不复存在,学生的发展就如“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教师权威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获得自由.教师权威是学生获取自由的保障.在正常、有序的教育活动中,权威和自由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如涂尔干所说：自由是恰当地加以理解的权威之女儿.自由不是不受限制和约束地为所欲为,而是自制,即要认识到限制的必要性、合理性,并且自觉遵守,在合理限制的范围内,突破种种不合理的约束,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由.而教师权威,恰使学生拥有这种自制.在教育实践中,如果没有教师权威,则必然导致学生陷入无序状态,学生会因此而无自由可言.（二）前象征文化中教师权威的意义澄清

承认教师权威存在的必要性不等于赞同“教师权力主义”的合理性.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追根到底,强制（coercion）是‘最终,的权力形式,而我们也不是一直处于这种最终的环境之中.在强制之外,我们尚须考虑权威（自愿服从者的信仰所合理化的权力）.相比而言,权威比暴力（强制）和缓,但比暴力更全面和深入.”在正常的教育活动中,权威是拥有权力但不同于权力的.权威的运行也需要一系列合理、必要的限制.而教师一旦越过这些限制而滥施权威,也就走向了权力主义的极端,其消极、负面的做法对学生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前象征文化背景中,教师权威转向需要避免教师权力过度膨胀而导致的“权力主义”的出现.

前象征文化中应有的教师权威就直观地体现在教育实践中的“悖论式”师生关系上：教师要给课堂教学以方向,但却是非指令性的；教师要有权威性,但又不能是控制式的；教师要有很强的影响,但又是开放式的.其特点如下：

1　内在的生成.后现代课程论者多尔说过：“在教师与学生的反思性关系中,教师不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相反,教师要求学生延缓对那一权威的不信任,与教师共同参与研究,探究那些学生所正在体验的一切.教师同意帮助学生理解所给建议的意义,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并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所获得的心照不宣的理解.”即是说前象征文化中应有的教师权威是在师生平等、自由的交互作用中生成并发挥权威的内在力量.这种权威是师生内在心灵之间的约定,当它作用于教育实践时必然是畅通、愉快的,它亦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教育实践活动需要通过这样的权威来完成.

2　过程性的存在.后现代论者认为“实在”自身总是处于过程之中,即形成和毁灭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自组织、不确定贯穿并通过不确定性而获得的稳定性.从混沌中自发产生的秩序以及意义创造为特征.旧因此,前象征文化中应有的教师权威不断处在带有混沌色彩的“危机”中,时刻面临形成和毁灭的矛盾.前象征文化中应有的教师权威并非“一劳永逸”地永恒存在,它是否被学生认可、接纳,要视其在具体教育情境中的运行情况.

3　积极的对话.前象征文化中应有的教师权威强调教师是引导者,而非专制者,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与学生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既关切而又批评的情景中交流,在相互理解中逐渐融合.权威不再是外在的、超越性的,而是共有的、对话性的.在敞开、理解、融合的前象征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教师权威,以更具自由内涵的积极对话、交流、倾听等方式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发挥其作用.

4　互制的平衡.“权威或者给予自由以坚强的力量,或者以其反抗给予自由以形式和支柱,以及阻止自由的随意性.”前象征文化中应有的教师权威是能够包容自由的权威,并使得自由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存在,它不是强迫学生绝对服从,而是为学生的自由保留空间.在前象征文化中,教学实践活动中权威和自由是相互制约、相互生成的,教师权威使得学生拥有理性边界的自由,学生自由的“分庭抗礼”也使得教师权威不至于滑向极端的“权力主义”.

四、转向：教育实践对教师权威的合理期盼

当今世界,只要是以“现代化”为主导取向的国家,其文化或多或少都含有“前象征”的成分.我国社会要转变为以前象征文化为主流的后现代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正视并研究前象征文化中的教师权威,正是前象征文化面向未来的表现.今天的教育不仅要复制过去、适应现在,还要面向未来.教师权威需要在实践中合理转向,这种转向是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对传统权威加以利用,同时对以前象征文化为主的后现代语境中的教师权威在斟酌之后加以借鉴；这种转向以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对创新型教育的需求,以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超越能力的人为、目的.教师权威的合理转向是教育实践的殷切期盼.

(一)教师权威转向的外在保障

学校是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教师是社会的代表者,并受社会委托对学生施加影响,因而教师的这种身份就意味着教师对学生拥有一种制度赋予的施加影响的权力,并受到制度的保护.由社会授权而形成的教师制度权威,是通过社会的信任、支持而得以存在和保持的.但在目前,社会生活中对教师的总体评价不高,导致教师的合法权威难以确立,由民俗社会所过滤和认可的“教师权威”脆弱地呈现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因此,有必要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教师教育的法律法规,明晰教师的职业属性,保障教师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和侵犯；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师生活条件、正视教师的劳动价值,缓解由此引起的教师心理冲突；发挥社会风尚的感染作用,努力提升教师的社会影响力,即“通过多种途径指导人们正确认识教师角色的特定职能,营造支持教师职业威望的社会心理氛围,同时不过分夸大教师的作用而对教师产生过多的不切实际的角色期望,实事求是地、客观公正地对待教师角色,让教师在不背负沉重的心理包袱的情况下,愉快地从教.”总之,在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得以实现,保障教师权益的各项教育法律法规得以落实的前提下,教师权威的确立有了可能,教师权威在教育实践中的合理转向也有了基础.

(二)教师权威转向中的教师内在品质提升

教师权威的“动态生成”性需要被凸显.教师需要顺应社会的发展,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反思,努力提高自己的内在品质,以获得充盈、合理的教师权威.

1　知识的动力支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教师的知识储备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有积极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教师要有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并付诸于行动,才能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更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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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格的内在底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教师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以真情示人,才能触动学生的心灵、叩击学生的心扉.也就是说教师只有以高尚的人格获得学生的心、赢得学生的尊重,才能从根本上奠定自己的权威.“生命的品味和灵魂的境界取决于人格素质,作为隐蔽课程之核心的教师现代性和世界性人格素质将愈显其重大的潜教育价值.”教师的高尚人格体现在教师以真诚的态度与学生相处；以身作则,以高尚的信仰、人生追求引导学生.事实上,教育是一个“自觉觉人”的实践过程,而以“以人觉人”是最可靠的途径,正如前人所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在这样的教育下,学生必然会“亲其师,信其道”.教师的人格品质是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权威转向的内在底蕴.

(三)教师权威转向中的教师专业实践

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交往活动,教师权威就是在师生的共同交往过程中得以实现的.通过外部制度的保障和教师内在品质的提升所形成的教师潜在权威,在师生平等的对话交流中、经验共享的基础上,才真正得以显现,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此,教师权威应当转向于师生共同成长与进步的教育实践中实现.正如《学会生存》中所说：“教师的职业表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学生是教师的同行者,教师亦为学生成长的陪伴者,教育或许正是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彼此造就.这样,教师权威转向的路径即是教师运用更具平等、自由意涵的积极交往、主动对话等方式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对学生施以正向的教育力量.这也是教育实践活动对合理教师权威的期盼.

（责任编辑：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