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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子兵法》作为“兵经”、“百代谈兵之祖”,不仅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而且也蕴藏着丰富而深邃的管理思想.作为军事学、管理学经典,决策思想始终贯穿于其中,亦是其核心及精华所在.《孙子兵法》之所以魅力不减,而且能够对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其决策思想中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与独特的辩证思维方式.
关 键 词：孙子兵法；决策思想；辩证思维
中图分类号：EO-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132）01-142-002
一、前言
《孙子兵法》作为影响深远的军事经典,因其蕴涵着丰富的东方哲学智慧,故其经受住了历史长河之水的冲刷荡涤而独领青春永驻.决策思想是《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孙子兵法》所蕴涵的管理思想的核心和关键,深刻包含着敌我、众寡、攻守、奇正、虚实等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思维,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甚为精妙和生动.
现代管理决策理论虽然是西方商业文明的产物,但在《孙子兵法》中所包含的决策类型、程序思想在现代管理决策理论中也可找到相似或相通之处,这就极大的丰富了现代中西方管理学的相关理论.我们进一步的去学习探讨《孙子兵法》中的辩证决策思想,有利于更好的去理解借鉴优秀传统文化来完善今天的现代管理决策理论,从而更好的为当代社会管理、经济决策管理服务.
二、《孙子兵法》对决策的思辨性认识
孙子非常重视和强调管理的决策功能,使得决策思想不仅是《孙子兵法》军事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孙子兵法》的核心及精华所在.在《孙子兵法》中以“计”为首,所谓“计”,“计算策划也,即计划、决策之意.”《计篇》中的决策思想,首先,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察”,总括“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然后,提出用之必胜的计策,予以保留,用之必败的计策,予以淘汰的准则,并用“因利而制权,因敌而制胜”的原则论述了示形、因敌等策略（诡道）；最后,用“以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概括了他的决策思想.此外,孙子反对因循守旧的决策思想,主张“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要破除墨守成规,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变化,以决定作战行动.他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其中,孙子很形象地用流水作比喻,能够像水的流动那样,机动灵活地用兵,做到“因敌制胜”,从而达到“至人而不至于人”和“形人而我无形”的目的.孙子的这种灵活变通的决策思想在当时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孙子兵法》中的决策思想,充满着思辨性论述.比如,关于战略目标,有战与和、胜与败、速胜与久胜、全胜与不全胜、战而胜之与不战而胜等；对于战争中两军的力量与活动的认识上,有知与不知、算与不算、先知与后知、得道与失道、乱与治、怯与勇、弱与强、利与弊、动与静等等；在致胜策略上,有可为与不可为、先胜与后胜、任势与逆势、奇与正、形与无形、致人与致于人、虚与实、有限性与无穷性等.这都体现了孙子对矛盾规律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这些矛盾双方不仅互相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向对立面转换,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特点为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三、《孙子兵法》在决策中强调的辩证思想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管理就是决策,管理的关键在于决策.”决策是在对外部环境和自身内部条件的基础上制定的决策目标,“为保证目标正确落实和实现进行谋划,并依靠组织内部的能力将这种谋划和决策付诸实施,以及在实施过程中进行的一个动态性的管理过程.”《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开始到结束,孙子提出了从“经之以五事”到“校之以计”到“索其情”到“知天知地、知彼知己”,最后到“知胜负”的决策制定程序,其中贯彻了能动辩证的思维方式,即以对立统一的观念与方法分析问题、解决矛盾的视野与途径,体现一种哲学的大智慧.
1.“杂于利害”的对立统一
孙子决策过程中考虑了涉及军事领域中的诸多矛盾,如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迂直、勇怯、治乱和胜败等一系列矛盾.分析事物过程中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孙子兵法》考虑和处理问题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这句话,可以说是孙子认识和解决战争中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孙子兵法》特别强调趋利避害,这正是它实用理性的显著体现.在孙子看来,如何对待战争,是否从事战争,怎样驾驭战争,做出最合理决策的出发点是考察事物本身的利益大小、得失多少.因此他一再强调“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非利勿动,非得勿用,非危不战”（《火攻篇》）.其根本宗旨,就是要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然而,孙子的利害观不仅仅止步于“趋利避害”,其高明之处是能够辩证地看待利弊得失问题,能够认识到利与害是辩证统一的.孙子认为利与害处于同一事物之中,两者如影相随,“夫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所以,高明的决策者或战略家,应该将“利与害”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考虑对待,见利思害,见害思利,统筹兼顾.
决策过程中,决策者要清醒地认识到利与害错综交杂在同一事物的内部,其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应该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条件,才能够便于任务的完成；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够解除可能发生的祸患.这要求决策者在驾驭“利与害”关系的时候,能够把握大局,区分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抓住主要矛盾和处理次要矛盾,分清轻重缓急,不能单纯的只求“利”而不避“害”.
2.将之“德”与“危”的质量互变
孙子重视事物发展中的量变和质变间的关系,注重对事物运动变化中“度”的把握.事物发展都有一定的限度,“度”是事物发展的关节点,超过了一定的“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也即如何在战争中寻找平衡点的问题,如何让各种力量在战争中的博弈趋于均衡,这也是我们中国哲学“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所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孙子兵法》中一方面强调为将者要具备五种品德,而另一方面又要求为将者要避免五种弱点.孙子在一开始的《计篇》中就强调：“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然而,在《九变篇》中却又对应的提出：“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初次接触到这段话,我们有可能会产生困惑：“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这些不是将领应当具备的品质吗?怎么会成了五种危害呢?但是,如果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深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孙子的这些思想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的见解,反映了将领或决策者驾驭战争全局时必须要遵循的客观规律.
本为“将之五德”,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或数量,长期积累就会产生性质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可能是完全相反或对立的,甚至是为将者的五种品德优势就可能成为为将者的五种致命弱点.所谓“必死”,是英勇无畏,但过分坚持死拼硬打就可能被敌人所诱杀.不怕牺牲某种程度上讲是决策者所应该具备的素质,但这种不怕牺牲必须建立在对战争情势的充分了解基础上,否则盲目的拼杀就会造成无谓的牺牲.所谓“必生”,是指将帅以最大限度保存军队的有生力量和自己的生命为最高准则,这样就会消极应战,贻误战机,被俘虏.所谓“忿速”,是指将帅没有面对战争时应该具备的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过于急躁冒进,这样就容易失去较为理性的判断,从而失去战争的主动权.所谓“廉洁”,是指将帅过于爱惜自己的名声,不允许因为失败对自己的声誉造成影响,这样在战争中就容易因为急于取胜而被非理智的因素所牵引.所谓“爱民”指的是战争中过于仁慈,没有区分好利害关系,没有区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一味的仁慈用兵,就可能因失去战争的目的性而导致失败.将帅的“仁德”,应该是一种从大局出发的“大仁”,以取得战争全局的胜利为最高目标.否则,就会被敌人的暴行所烦扰,为敌所诱,忙于应付,以致最终危及全局.将帅英勇无畏、保存实力、果断速度、廉洁自尊、仁慈爱民本是美德,但要视情况而适度,这样才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应变无穷.
从“五德”到“五危”的辩证转化,《孙子兵法》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到质变,提出了决策者对原则性与灵活性如何更好把握的问题.他启示我们在具体的决策管理过程中,决策者要具有全局观念,要对各方面因素进行辩证的认识和全面分析,从战略决策的做出到政策的具体执行,都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要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也要有根据具体问题调控各方面力量的能力,积极推进优势“量”的积累来促使“质”的飞跃,也要避免劣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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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的堆积产生“质”的恶化,从而做到游刃有余又高瞻远瞩.3.矛盾的运动及其螺旋式发展
事物是运动的,事物中的矛盾现象是发展变化的.孙子在《虚实篇》中形容说：“夫兵形象水”,“水无常形,兵无常势”.战争像流动的水,时刻处于动势之中,水没有固定的形态,战争也没有固定的格局,都在永恒地变化着.他在《势篇》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这就是说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恃治而怠则生乱,恃勇而骄则生怯,恃强而懈则生弱.进而言之,事物可以向正的方向发展,也可向反的方面转化,说明众寡、勇怯、攻守、奇正、虚实等矛盾不仅处于运动中,而且这种矛盾运动还往往是相互转化的.
孙子还指出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战争是由敌我矛盾双方构成,离开敌我双方就谈不上战争,敌我双方的矛盾斗争是推动战争发展的根本原因.他在《势篇》中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双方相互“动敌”推动战争的发展,战争的过程就是敌对双方矛盾斗争的辩证发展过程.竟然如此,决策者就要适应这种发展变化,认识这种环境下矛盾的运动和转化,善于临事应变,根据敌之变而定我之变.
矛盾的运动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是螺旋性前进,而非直线性上升,所以要重视把握和利用好矛盾双方的变化和转化,理解理想计划与现实实践的差距.如孙子在论证“全与偏”的辩证关系时,指出兵的最上乘的境界是“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用“全胜”之策角逐于群雄,争胜于天下——“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谋攻篇》）.能有这样的境界,无疑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但孙子同时又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又强调决策者更不应该为追求万全,争取圆满而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导致出现“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局面.这势必给决策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一定认识到矛盾存在的普遍性和矛盾之间的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关键,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以四两而拨千斤,“以正合,以奇胜”.
四、结束语
《孙子兵法》的军事战略决策思想,在战争的分析决策中显露出浓厚的辩证思想光芒.正因为这种深刻的辩证思想,才使它有着一种永恒的生命力和无限灵活的力量,也才使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淡化或消失,以至对当今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管理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