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的遗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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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十分显著的位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红山文化作为文化遗产,在遗产价值方面,完整地体现了历史的、艺术的和科技价值.

关 键 词：红山文化；文化遗产；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

中图分类号：K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01-03

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的、艺术的和科技的三个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相关文件,世界遗产的评定,即主要以这三大价值为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我国文物的定级,也主要以这三大价值为标准[1].本文拟结合文化遗产的价值的三个方面,对红山文化的遗产价值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红山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遗产是远古先民在历史活动中的遗留物,因而其基本特征就是历史性,其首要的价值就是证实历史、传承历史的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是迄今为止所见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最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代表了该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准,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十分显著的位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红山文化内涵丰富,手工业分化加剧,出现了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其中玉器的雕琢和使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的最大特点在于使玉的本质得到最大发挥,这在红山文化的制玉工艺上有集中反映.红山人用玉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是将玉作为生产工具对待的,也不只是用以划分等级和掌握通神独占的神物,而是赋予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成为其载体.同时,红山文化晚期,在墓葬制度与随葬品的高规格方面,形成了一套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高低的用玉制度,出现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年代最早的礼制形态,对中国博大精深的礼乐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结构分化,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大权和社会政治大权的特权阶层,等级制度确立.积石冢中埋葬的死者其生前应该就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也就是专职祭祀人员.伴随这些专职祭祀人员作为特权阶层的出现,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祭司阶层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劳动侵占与被侵占的关系,而祭司阶层内部的再度分化是当时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的标志.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东北地区早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红山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

红山文化时期的艺术成就引人注目,艺术成就是展示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出土的陶器群、玉器群,生动地表达了红山文化时期远古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独特精神内涵,充分展现了红山先民的创造性,是红山先民的伟大艺术杰作,是古代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人类文明史、技术史和世界艺术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红山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陶系主要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灰质陶,也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红山时期的制陶匠人们已经能够根据器皿的不同用途而选配不同质地的陶土.出土陶器所施的纹饰,主要有压印纹、压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镂孔、彩陶六种.其中在夹砂筒形罐的器表常见一种压印之字纹,这是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陶器的典型纹样.这种压印之字纹最早出现在兴隆洼文化的中期,到晚期已成为兴隆洼文化的主要纹样.可见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样应当是继承了兴隆洼文化的结果,但是又有自己的特色.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样多为横压竖排施于器表,弧线型较多,还有一定量的篦点之字纹样.其繁密、疏朗、工整、匀称等不同形式的表现手法,形象地说明了红山制陶匠人娴熟的制陶技巧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彩陶数量较多,主要施于泥质陶器之上,纹样多系抽象的几何形,富于变化.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典型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陶器群.从陶器制作方面,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出土陶器所反映的制陶技术,是在继承了本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大胆地接受了来自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技术,使其制陶的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中国史前东北地区独有的风格魅力.

同时,在红山文化西水泉遗址[2]的灰坑内,出土一件三个女性裸体蹲坐、手臂交叉相拥的陶塑群雕像,质地为红褐夹砂陶,火候较高.这类雕像在国内首次发现于红山文化遗址中.这尊精美的群雕像,塑造出来的三女神,祥和、亲密、平等,寄托着远古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这件群雕像也不失为一件精美的雕塑品,体现了红山先民们的审美取向.在敖汉旗西台地遗址也出土了陶塑的女神像.这些裸体女神像形体虽然小,但塑造精细,十分完整,并突出等女性特征.过去所发现的女神像多在祭坛之上,在西水泉遗址和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有女神像,这些女神像与祭坛出土的女神像在祭祀功能上是有区别的,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到专门的祭祀场所――祭坛和神庙举行祭祀活动,也在居住地设立有祭祀场所,举行祭祀等宗教活动.

在玉器制作与功用方面,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造型特征、雕琢工艺及用玉制度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的时代风格,是史前东北地区玉器雕琢和使用进入鼎盛阶段的主要标志.红山文化玉器质料多为软玉,大多通体磨光,装饰纹很少.玉碧、玉环类磨制得及薄,锋利似刀,横断面多菱形.红山文化玉器的种类造型和工艺反映出红山时代的制玉匠人不但在选择质料上有针对性,而且熟练地掌握了切割玉材的技术,并具有较高的玉器琢磨技能.红山文化玉器质朴而凝重,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某些造型还有深刻的寓意.治玉匠人在选料、雕琢到最后形成的过程中,展示了高超的技艺,逐渐融汇成清新、简练、旷达、传神的时代风格.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玉龙中,尤以赛沁塔拉出土的玉龙刻画得最为栩栩如生.这件玉龙为墨绿色,高26厘米,身体呈“C”字形,吻部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形,眼尾细长上翘,额上及颚底均刻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背钻有一个圆孔,经试验,以绳系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件大型玉龙,细部运用平雕、浅浮雕手法表现,通体琢磨光滑圆润,龙体曲伸刚劲有力,长鬃高扬飘举,显得极有生气.在龙的起源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红山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龙形象发现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一个时期,也是龙形象成熟定型的一个时期.红山文化龙的确认,推动了中华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中华传统和五帝踪迹的探索.红山文化玉器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和重要载体,代表了玉器发展的高峰期,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已经出行形成玉礼制系统.三、红山文化的科技价值

红山文化的科技价值主要体现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建筑技术与景观设计之发展.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所处的红山文化时期是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出色地承继了本地区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的优势因素,另一方面大量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和东北地区诸多原始文化因素的影响,整体文化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聚落布局、房屋结构、建筑技术以及聚落形态变化,代表了世界史前建筑史的一个高峰.

在聚落选址方面,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多选择在靠近水源地附近的二级台地上,并且多面向阳坡,形成依山傍水、靠近水源的趋势.这是因为靠近水源易于获取资源,同时聚落的营造是为了贴近自然,“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建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聚居空间体系.

在聚落布局方面,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形态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直接吸收了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聚落特征,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东北平原诸多原始文化及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特征的影响.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分为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所有的房址均沿西北――东南方向成排分布,除聚落中心部位的特大型房址外,每排中各有一座中心性大房址.居住区的外侧环绕一道近圆形的环壕,并留有出入口.房址居住面在原浅黄色生土地面上直接踩踏而成.灶址均为圆形土坑式,系在居住面直接挖成,底面及灶壁多经过抹泥处理,经过长期火烧,已变成砖红色或红褐色.兴隆洼与兴隆沟聚落遗址的特征在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中得到了继承.从聚落布局看,红山文化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并存.红山遗址第一地点位于红山第二峰东南侧的坡地上,东侧为西水地村,西南部地势较高,东北部渐低.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址总面积9.3万平方米,有呈不规则长方形的环壕,环壕内为主要生活区,主要遗迹单位有房址、窖穴、灰坑等.房址数量较多,且成排规律分布,基本呈西北――东南向排列.所发现的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平面形状呈圆角长方形、梯形或平行四边形等.房址门道大多向南,较好的房址踩踏面为碾碎的料疆石与草拌泥混合而成,大部分为生土铺面,部分经过火烤.发现的房址朝向大致可分为西南和东南两大类,少数房址朝向西,绝大多数房址的门道与火道朝向一致.魏家窝铺遗址发现面积最大的房址F18.F18朝向西南,面朝着一个小型的空场,其东、西和北边各发现有数座西南向房址,以F18为中轴线东西向成排分布.以F18为中心的几座房址围绕成“院落”,可能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信息,说明以魏家窝铺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也可能存在多个由不同大小的房址组成的单元或中心.魏家窝铺聚落保持着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房址成排分布的个性,同时,吸收了其他地区的聚落建筑技术.这说明,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保留着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还接受了来自燕山以南的中原地区后冈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

在环壕功能方面,经过有序的规划布置,各个遗迹单位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红山文化后期,环壕聚落形制开始由圆形向方形转变.如敖汉旗境内调查到的红山遗址,有环壕者约占十分之一,多为方形或长方形,门均开在向阳一侧.已经发掘的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为长方形环壕聚落,西台遗址则是由两条围沟圈绕成两个紧相连结的长方形布局形成的凸字形环壕聚落,总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在聚落的东南,留有出入的通道.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是一种新兴的、进步的聚落形态,是我国的聚落形制由史前的圆形或椭圆形向青铜时代的方形或长方形城堡演变的过渡形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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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分布特征表明,红山文化中、晚期,西辽河地区的聚落遗址骤然增多,出现了具有成批规模的聚落群体.这时的红山文化遗址是以河流为纽带成群分布,河与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带很少见到有遗址分布.这些群体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可以认为,红山文化中、晚期时期,随着聚落群体的涌现,中心聚落的存在,早已不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在早期定居村落出现之际,人们都是聚族而居,一个血缘系统便构成一个基本单位,与社会组织形态相适应的人文景观便是一个个分散的平等的村落.中心聚落的出现,则意味着若干村落中居住着的不同血统的人群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是当时的社会组织开始发生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和蜕变的具体反映.“红山文化时代的聚落呈有规律地成群分布,意味着部落联盟意义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客观存在,而中心聚落的普遍产生,则标志着最初意义上的城乡分化的出现,那些分别簇拥着各自中心聚落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体,构成了西辽河地区早期出现的凌驾于部落组织之上的古国形态.”[3]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科技价值推动了社会发展,艺术价值完整地展示了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及其周围的红山文化祭祀遗迹的发现,昭显当时建筑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伟、组合之完整,不仅在中国是超群的,就是与世界上古史中著名的遗迹相比,也毫不逊色.

正是由于红山文化是独特的文明,完整体现了历史的、艺术的、科技的价值,所以,“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等也是中华五千年古国的象征”[4],在中华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道文明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