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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探讨了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关系.文章认为,中国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是西方文艺思潮、现代中国历史语境和古典诗学传统诸因素互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才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诗学中同类观念的话语特征.
关 键 词：唯美主义现代文艺人与自然
中国现代文坛对唯美主义的引进是与新文学的产生同时进行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为众多中国现代诗学观念创始者所持有,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命题在他们的文论中随处可见,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这没功利心便是艺术的精神”（郭沫若）；“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郁达夫）；“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梁实秋）；“美术是帮助我们超脱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朱光潜）等.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是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广泛影响的产物,同时也不能低估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先在结构”的作用和历史语境的制约.
从20世纪初西方唯美主义被引人中国,经历了思想观念的接受、文学创作批评上的提倡和应用、理论形态的建构,到朱光潜已基本形成中国化和体系化的文学审美理论.总体上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学审美理论虽也深受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但在强调文学自律,处理文学的有用与无用、审美与道德、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并不那么极端.我们认为,这既是对西方唯美主义文艺观念的“误读”,又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和新文学的发展需要出发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悟读”.这种“误读”和“悟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个性主义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或社会政治主张,在受唯美主义者影响的中国现代文艺家这里具体演化为对于美的执着崇拜.而这种美又总是与爱联结在一起,因为在唯美主义者看来爱与美构成了人类生命的所有秘密.但是“爱”作为一种道德化的情感,在中西唯美主义者这里却是有不同的指向,这种不同也就显示了两者个性精神和美的表现形态的差异.沈泽民在评价王尔德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王尔德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人格中贯彻着个人主义的液汁,但是他的行为却上了迷路了等他的为人毕竟不是能使我们同情的,因为他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一件事可以动他的爱心,他的热情是为一己的.他的艺术是为一己的,那怕他的恋爱也是为他的一己的,他抱了游戏的态度,换尽了他的一生,但是于我们又有什么贡献啊.沈泽民对王尔德个人主义的批评表现了中国现代文艺家从个性主义精神延伸出的爱之意与西方唯美主义者并不相同.因为他们的爱要比王尔德广泛得多,他们要爱整个民族与整个社会.因此他们接受唯美主义的思想时大部分都在有意的误读中发生了变异,把美与救世救国联系在一起,极力强调美的社会功用,而不似王尔德那样主要地把美作为一己的享乐.
其次,由于中西唯美主义者在对美的追求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不同,美的内含也就发生了变化.在西方唯美主义者王尔德那里灵肉一致作为生命之美的极致,往往是要发生冲突的,但这种灵肉冲突主要的是在生命内部产生的.然而对于中国现代文艺家来说,生命内部灵与肉的冲突却转化为外在的现实与理想,社会丑恶与人生之美的冲突,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艺家对于美的追求本来就包含有极少的肉体内容,主要是社会化的精神之美,这种冲突在五四时期并不完美的现实生活中也就必然地表现为现实与理想,现实之丑与理想之美的冲突.
在现代中国语境中对于美的追求受到政治文化空间的制约：一是个性解放,一是社会解放.伴随着中国社会进程的发展,当社会解放的政治性任务成为人们的主要奋斗目标时,大部分作家便在个性解放的艰难路途中开始了转向,这种转向使他们逐渐离开了西方的唯美主义,因为唯美主义究其本质而言是与个性的生命力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1926年之后,西方唯美主义思潮逐渐地缩小了其影响的范围,但是在部分文艺家身上仍然以其顽强的力量体现出来,这就是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闻一多和创造社的后期诗人王独清、穆木天等人以及30年代的现代派诗群.
另外,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上,二者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唯美主义者看来,艺术不应该模仿自然.王尔德认为,假如自然对于艺术是有效用的,其效用也只是限于做艺术的原料.中国唯美主义者在重视生命美的同时,也并不偏废自然美,表现出了一种对自然美的热切关注与推崇.郁达夫在《山水及自然景物》中说：“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的陶冶工具.”梁实秋也认为,无论艺术与自然,一概都应以人为本.在中国艺术家看来,回到自然与回到人性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只有物与我的界线消失了,人们才能进入一种纯粹精神美的境界,“这种重视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既有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子,更有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意味.”
西方文学中有重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唯美主义更将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观推至一个极端.与之相反,中国的文学传统却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两相融合.这种观念不仅追求艺术形式的和谐,而且在情感上也崇尚自然与恬淡.不用说像重精神享受的新月社、京派文人能够在与自然的接触中领悟到一种美的闪现；就是像创造社郁达夫等被人看作颓废色彩很浓的作家,一旦意识到悲愤之情奔涌到难以自控的境地时,也往往会借助于自然来调控.这样,中国的唯美主义者就没有陷人西方唯美主义者那样对人生的彻底绝望和精神上的虚无之境,“他们至多不过是一群艺术上的感伤主义者,而不是颓废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