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和管理在社会管理中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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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形势下,社区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是基层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表达愿望、沟通思想的重要渠道,处在开展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最前沿,日益成为各类社会矛盾与利益纠纷的交汇点.

【关 键 词 】社区建设和管理社会管理

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加强社会管理,要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基层社区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沿,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服务社会的窗口,更是社会管理的根基所在,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和利益保障,往往需要通过社区的建设和自我管理得以满足,或者通过社区组织向上级政府反映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社区就等于把握了社会.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社会管理机制建立在单位组织的基础之上.“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逐步瓦解,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原有单位承担社会职能的组织基础,同时强调现有单位在改革中剥离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以及某种程度的市场化）.”原先“一统天下”而“无所不包”的单位制管理模式,已经逐步让位于以居民自治为载体的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而完善的社会管理机制是一种能够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整合社会关系、协同社会行动的运作机制.

新形势下,社区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是基层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表达愿望、沟通思想的重要渠道,处在开展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最前沿,日益成为各类社会矛盾与利益纠纷的交汇点.面对这一客观事实,发挥社区管理的引导功能,就能够达到协调各方利益、整合社会关系、协同社会行动的效果.因此,推进社区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就成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我国所称的社区建设,在国外大都称之为“社区发展”.联合国在1955年发表的《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报告中指出：社区发展是一种经由社区全体人民积极参与并充分发挥其创造力,以促进社区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此后,又进一步指出：社区发展是通过社区居民共同努力,且与政府合作,以促进社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进而促进社区协调和社区整合的过程.我国最早并没有提出“社区发展”或“社区建设”的概念,而是提出了社区服务.1987年,民政部正式提出社区服务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在社区内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中办发23号文件将社区建设定义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我国的社区建设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回应和解决单位制度的效率困境和“单位办社会”的沉重负担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社区服务为最初起点,我国的社区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对基层社会管理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新形势下,随着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思想和政策的提出,我国的社区建设逐渐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1社区对利益诉求和民意的表达起着重要作用

在现代社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仅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还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令人不安的是,当前中国民众既不喜欢参与组织的活动,也不参与民间组织的活动,这样的非组织化的公民参与状况,既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也无法使公民的意愿得到实现.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社会利益都是多元化的,在中国,尽管全社会在根本利益上保持一致,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多元化的利益应有多元化的利益表达和实现机制,如果这种表达实现机制不通畅,就容易出现社会管理危机,并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而与之不相适应的社会利益的非组织化使得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难以有效上达,再加上当前中国公民参与的渠道却不是那么通畅或有效,由此导致了公民参与的兴趣和意愿偏低.面对社会纠纷,人们大多“各扫门前雪”,而不是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进而也使得公民难以通过公共参与对政府的行政权力形成有效制约.社区作为国家合理合法的基层自治组织,是基层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表达愿望、沟通思想的重要渠道,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并提出建议是社区的重要职能.同时,建立有效的表达机制、沟通机制,使得公众的利益诉求得到一定的表达更是社区居委会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是社会的贫困人群、弱势群体的愿望往往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而被忽视,通过社区这一渠道把最基层民众的意见、要求及时地反映到政府部门,使社区民众的基本要求得到满足.为此,国家除了要大力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不断拓宽公民参与的渠道外,还要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和管理,使其真正成为党和政府与人们群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2社区对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单位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以行政性、封闭性、单一性为特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基层地区（街道、居委会）管理为辅的社会管理方式.国家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管理职工,通过街道、居委会管理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从而实现了对城市全体社会成员的控制和整合,达到了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的目的.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管理的产物,它的形成尤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对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整合,单位制从组织上提供了非常有效率的保证,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其历史意义不容否定.在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之后,单位制逐渐被打破,单位管理模式趋于失效.在从传统的封闭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的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变化,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取代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位不可能再全面控制职工,也无法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了.面对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和大量体制外人员的形成,政府不能再用过去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管理社会事务和控制社会成员,对于应由社会管理的事务要逐步回归社会,由社会自我管理.但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组织体系发育不成熟,难以全面承担中介和管理的职能,特别是我们有些社会管理者还没有从旧体制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导致社会管理社会化发展缓慢.这一矛盾的结果,造成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出现“真空”现象,即政府不应继续承担但社会又无力接纳这些职能,因而很容易出现社会无序乃至混乱现象,导致社会管理危机.而社区这个政府与社会的交接点,作为流动人口居住和生活的主要场所,为他们提供社会管理和服的平台和接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恰恰能够弥补了这一“真空”.在城市,通过社区建设和管理使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社区生活,实现共治、共建和共享,对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3社区对人民安居乐业起着重要作用

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就在于化解矛盾、建构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度转型,社会阶层逐渐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因分配不公、利益调整失当等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甚至群体性冲突的情况日益凸显.当前我国许多社会化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明显地集中到与人民群众基本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环节.众多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基层,抑制化解此类矛盾的工作也体现在基层,政府管理职能到基层后或断缺、或重叠、或冲突,降低了管理效率,基层日益成为社会管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这就要求我们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创新社会管理.随着各类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往往集中在社区,他们往往将社区作为最直接的反映渠道和最后求助的对象.所以各种社会矛盾,最后都可以通过社区这个平台得到集中展现,社区始终处在所以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风口浪尖.从社会管理本身讲,就是要构建源头治理体系,使关口前移,实施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本着“问题早发现、早解决”,“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的原则,通过民调机制,及时进行调节和处理,使矛盾得以及时化解、问题得以及时解决,切实把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阶段,防止问题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和扩大,避免和防范重大社会问题、件的发生.新形势下,社区处在完善社会管理、开展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最前沿,日益成为各类社会矛盾与纠纷的交汇点.面对这一客观事实,发挥社区管理的引导功能,凝聚民心、构建和谐的任务尤为迫切.要充分发挥社区排查调处矛盾的优势,着力改进社区工作方式,是社区工作由“围着上面转”向“围绕群众转”转变,真正做到“小纠纷解决在家庭；大纠纷解决调处在社区；复杂矛盾由社区按正常的信访渠道逐步反映”.使社会建设和管理能够体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刚性”、协调各方利益的“柔性”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弹性”,促进社会动态平衡,最大程度满足群众合理需求,促进本地区的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由此可见,加强社区管理对实现有效社会管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社区管理是一种能够转化为在社区层次上寻求集体行动,自下而上地推动社会管理的最有效机制,以社区建设为技术性手段,依托基层社区的崛起,通过政府的分权和授权,在基层社区中构造政府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现代治理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