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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的演变历程,并通过对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的价值介绍来阐释书业公会对其他行业协会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同业公会,社会商会团体
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是书业同业自主组建、自筹经费,在政府框架下自我运作的行业组织,自1905年注册至1958年结束,名称时有不同,同期也曾有两个获得注册的同业公会,还有一个新书业公会虽然没有获准注册但也在不断开展活动.书业公会从诞生之初,就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福利及矫正营业之弊害为宗旨开展活动,从事同业公益和社会公益,在同业和政府的共同构建下生存发展,体现了企业与政府,商人群体与国家、企业与行业在诸多层面利益关系的有机组合,成为中国商会团体的一个榜样.
上海书业曾经引领中国书业,虽然北京的古旧书业一直在全国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北京、重庆、南京的新书业都是由“上海籍”、“上海帮”、“上海店”培育的,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也较各地书业公会成立早、动荡少、成效大、影响深,是各地书业公会的“大哥”.
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书业公会)是由上海书业(包括出版、发行)经营者自发建立并经政府核准的旨在“谋求同业之利益,维护同业之信用”的组织,自1905年上海书业公所成立至1958年结束,历经光绪年代、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等四个时期,促进了近现代上海乃至中国书业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教育普及、文明传承,值得中国当代行业协会借鉴.
一、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的演变历程
(一)初萌期(1840年～1905年)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1851年爆发太平天国革命,连连兵乱,使扫叶山房、文瑞楼、醉六堂、抱芳阁等江浙书商相继来到上海避乱.1884年到1990年,迁居上海的苏州书商们在上海站稳脚跟、顺利经营.二十世纪初叶,上海书业同行普遍感到没有同业团体组织不能解决纠纷、保障利益.1905年是上海书业同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年份,年初成立了以出版雕版书、石印书、翻印古书为主的书坊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公所,年末,成立了以出版新书为主的书店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商会,共同组成了上海民族出版业新格局.
(二)发展繁荣期(1905年～1938年)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新政府成立伊始,即着手对包括同业公会在内的商人团体及其它职业团体进行改组整顿,由上海市党部发起成立上海市商民协会.同年,上海书业商会改名为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书业分会.1928年12月,新书业公会成立.因为国民政府限定同一行业不能有两个同业组织,被以新书业应加入原来的书业公会、没有另行组织公会的必要而未予核准.但是,新书业公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积极开展活动.
国民政府在1929年8月、1930年1月先后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规定一年内要将原有的工商团体一律改组为同业公会.国民政府在1930年下令取消商民协会,规定工商各业同业组织均统一隶属于工商业同业公会与商会组织,建立上海市商会.有了政府的法令和倡导,同业公会组织的运作进入了繁荣期.据统计,1936年上海工商各业同业公会总数已达236个.
1930年7月,上海书业公所、上海商民协会书业分会、上海新书业公会合并,正式组建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选举执行委员15人,陆费逵为主席.这一时期,是书业公会乃至整个上海书业繁荣发展的时期,在保障同业、维护会员利益、规范会员行为、严守商业操守方面制订了一系列的章程、业规.包括代表著作界和出版界向政府提出修改著作权法和出版法,申请减免税款等.
(三)艰难维持期(1938年～1949年)
抗日战争初期,书业公会组织还算健全,每月依赖会员月费的收入作常年经费仍能运行.不久,日本人开始查禁重庆政府出版品、反日、反满、宣传共产主义等内容的图书,使沦陷区的出版业陷入停滞和维持阶段,除了书店门市仍在经营,大部分的编辑和印刷力量早已内迁,留存的也在痛苦中生存,使书业公会在经济上处于极度困窘的状态.
1942年,日本兴亚院指令进行书业公会改组,操纵成立上海书业联合会并由其接收书业公会,选举理监事,曹冰严当选理事长.同年7月,上海书业联合会改名为上海特别市书业同业公会.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上海特别市书业同业公会改组,改名为上海书商业同业公会.这个时期的各路人马纷纷复员南京和上海,上海再度成为中国出版繁荣的城市,无论是商务、中华等民营大书店还是党政背景的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乃至众多的中小型新书店、旧书店都出现了短期的蒸蒸日上.书业公会在教科书利益重新分配、抵制政府扣压书刊、维护正义、营救会员单位职工、协调税务、报关互助、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免征营业税、改进邮寄办法、办理分配白报纸限额外汇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发挥了同业公会的中间组织价值.
但是,好景不长,交通不畅、币制贬值、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的同时也使书业经营者发生了分化:一部分选择离开书业从事他业,一部分选择离开大陆,一部分无奈地守着,一部分则从事着推翻旧政权.
上海书商业同业公会会员总数至解放前为450多家.
(四)结束期(1949年～1958年)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1950年5月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成立,接收上海书商业同业公会,重新办理会员入会登记,共有会员540家,至1952年5月,会员为607家,其中出版261家,出版兼发行118家,发行228家.根据《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试行组织通则》被改造的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筹备会.
1951年成立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由新华书店上海分店经理丁裕任执委会主任,会员257家.此时,书业公会在组织系统上已归属由上海市工商联领导,行政上以接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导为主.
在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5年)、公私合营时期(1956～1957年),书业公会在新华书店的指导下在推动会员抗美援朝捐献武器、配合工商局办理工商业登记和会员登记、组织同业开展流动供应、进行同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变更登记、办理同业统计报表登记、节约生产、爱国守法教育、配合同业普查、落实对批发商改造、推动全行业申请公私合营、清产核资、协助进行裁并进行人事安排、组织学习国家法令、推动私方人员参加企业社会主义竞赛、推销公债等方面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7年以后,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展,所剩不多的私营企业陆续关闭,到“文化大革命”前,整个出版业已变成单一的公有制形态.
有研究者认为:“各地同业公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到1958年前后,全国各地的同业公会基本上都已撤销”(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82页).
在上海档案馆的档案中,仍有1957年2月至1958年4月《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关于推销一九五七、五八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委员名单、会议记录、工作计划与情况汇报暨认缴清册》(上海档案馆S313-4-88)的资料.1958年10月8日,书业公会筹委会召开了第36次会议,议题是关于对筹委会中的分子的处理决定.(上海档案馆S313-4-15)此后,任何档案均未见“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的活动资料,由此可推断书业公会退出的时间应该是1958年年底.
同业公会经过清末的萌芽,民国的大发展,随着私有制资本被消灭而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二、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的价值
行业自律1.订行规,确保经营的公平性
同业公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制订统一的营业规则.1906年制定的《上海书业公所初次订定章程》的第一章第二条载明:“以联合同业、厘定规则、杜绝翻印、稽察违禁之私版、评解同业之鞍蝎为宗旨”.“厘定规则”成为仅次于“联合同业”的重要宗旨.在之后的历届书业公会制定的章程中,行业规则都是重要内容.
书业公会成立初期,就建立了有效的行规.由于同业的大户及较多数的散户都已成为书业公会会员,因此,由行业较大多数成员集体制订的行规对同业的经营有着较大的约束和规定.行规代表和维护的是本行业绝大多数经营者的整体利益,规范了同业的交易市场,从而减轻了交易成本.
1936年,书业公会颁布并于7月1日起实施《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划一图书价目实施办法》(上海档案馆S313-1-126)明确:“自本办法实行之日起,所有出版图书均须一律印明实价,七月一日以前出版图书应一律加印实价,如一时不及加印,应刊行实价书目,所有加印实价手续必须于廿五年底以前办妥,如届时尚未办妥,即应照版权页上原来价目出售,原来未印明定价者应于同时期内加盖价目戳记,否则不得出售.”书价一旦确定,经营者不得随意增减,这应该就是我们现行的图书定价制的源头.
2.杜绝淫书,维护商业道德
对于书籍的制作买卖这个行业来说,淫书是行业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不得翻印、严禁淫书”则成为维护行业信誉、确保书籍质量的重要行规.
书业公所成立伊始,就把“淫书宜禁绝”作为重要责任.1886年上海书业崇德公所《创建书业公所启》规定:“创议八条开列于左等一、淫书宜禁绝也.”
1922年,书业公所针对淫书屡禁不绝的压力决定成立由唐驼、叶九如等主持的书业正心团.经过数月努力,集资搜购淫书及书底一并销毁,同时禁止同业印刷、装订、销售此类小说,共毁淫书版片36副、淫书46300余册,在上海滩引起不小的轰动.1922年8月,江苏省教育厅长蒋维乔奖匾额"正本清源"四字赠给书业公所.
1930年,书业公所再次集议销毁淫书版本、纸型,为净化市场显示了业者的决心.
社会功能1.祭祀神明,助人济贫恤孤
旧时的行会都有一年一度盛大的祭祀业祖与神祗的活动.祭神活动借助神祗的力量,不仅增强行会的权威性、团结同业,也是决定许多重要事务的集结地和集结时间.
此外,旧时的行会也将扶贫助弱视为商人济世的重要方式.作为行会的现代继承者,又出于乱世之中,新兴的同业公会都以自觉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资助公益、慈善事业为日常工作之一.
1919年3月,书业公所成立了同义会“以尽同业慈善义务为宗旨”,捐同业特捐,专做施医药、施材、埋葬等工作,以助困苦伙友,由周蔼如主持.
1942年,书业公会代上海市贫病自救济协会劝募捐款,从会员单位募得45000元,这种捐助活动在书业公会的日常社会公益项目中是常见的,包括捐助贫困学生就读等等.
2.兴建学堂,注重人员培养
1906年,书业商会创立了学徒补习所,课程分国文、算术、习字、地理、尺牍、英文等科.
1929年,书业公所创办私立书业崇俭小学校,“依照法令施行,完全小学校.设在本公所屋内,教育部及厅立案.所有基本金由书业公所改组为公会,结速时有余存款大洋九千余元,由会计处划洋五千元为基金,学生纳费初级四元,高级六元,同业中减半.”(参见叶九如1953年1月9日《书业公所创立经过事实略记》)
这些公益措施,为书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3.减免税赋,维护行业的经济利益
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福利及矫正营业之弊害为宗旨”的书业公会,在竭力保护同业商家的经济利益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为同业经营争取优惠税赋政策方面着力最大,也最为同业赞赏.20世纪初,政府对中外书籍征收的关税极不公平,“中国所印书籍地图运至外国者,每百斤税银七钱,自通商口岸运至通商口岸书籍地图免税.其绘画及地图之已裱或装轴者,须完税银五厘”,而“外国所印书籍、地图无论进口出口,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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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1910年,书业商会代表同业申请政府免征书籍转口税:“爰于前清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呈请税务处,凡出口进口书籍地图及绘画之件无论中国外国所印,概免纳税,以广教育而励工艺.”在书业商会的据理力争之下,“以后中国旧书籍图画出口应按值百抽五征收税项,其余一切新书新图无论运至外国或由此口运至彼口,一概免税,咨行前农工商部转饬本会遵照有案.”(《书业商会十年概况》)书业公会花费很大的精力,多次在减免税赋、维护同业利益等重大事件中为同业商人呼号奔走,维护行业的经济利益,使同业受惠不少.
4.维护版权,保障行业利益
书业公所成立之时,就“以联合同业,麓定规则,杜绝翻印,稽查违禁之私版,评解同业之缪幅为宗旨”,明确维护版权是公所主要职责之一.
书业商会也将“遵照著作权法维持版权”作为首要“兴办事件”.在成立十周年时所编《书业商会十年概况》中也强调:“书业商会之设,盖保同业之版权,为同业谋幸福.成立以来,功效昭著,始于乙巳之秋.”
1911年,国民政府批准公布实行由上海书业公所制订的《著作权章程》,共四章一附则.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著作物版权的具体法规.
书业商会成立之后,为同业代为注册出版物、审批中外著作人申请版权的著作,基本执掌了上海地区著作权的主要事务.同时,在维护版权上为同业作出了更大的努力.比较著名的事件有二十世纪上半叶,《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此件终于未能施行,1913年拒绝参加中美著作权同盟,1920年12月拒绝参加万国著作权同盟,1914年驳拒了外国书商在沪设万国出版协会等,使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工商业能大量汲取外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使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获得大发展.
对国内同业的版权纠纷,则“力主维持,凡遇翻版事件,靡不调查确实,剖别真伪,劝戒兼施,主张公道,社会上始知版权受法律保护.”(《书业商会十年概况》)
20世纪上半叶,书业公会协调、解决了同业版权纠纷有50多件,维护了同业团结.
参与近代政治与传统的行会组织松散、奉行不干预政治的信条不同,书业公所、书业商会则以行业代言人的姿态,在政治、经济、公益等社会各方面都企图有所作为,以维护同业的权益,向政府争取更大的利益.
书业公会与近代政府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政府为书业公会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使书业公会有了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等制度的建立,对书业公会进行了法制的规范与政治的渗透.如1929年国民政府在各大商埠建立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对现存同业组织进行登记、整理,1934年10月3日上海市教育局令上海市书业公会,图书须经内政部审核后始准发行.1935年5月31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令书业公会,翻印古书的新增材料需事先送审等等.
随着近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提高,参与意识日渐成熟,在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反帝爱国主义运动和近代政治风潮中,同业公会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政府既有合作,也有抗争.
战争后,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与富强,中国人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反帝爱国运动,书业公会屡有参加,体现了生于忧患时代的近代商人的爱国政治热情.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6月3日,北洋政府大批逮捕爱国学生,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书业公所、书业商会等数十个团体不约而同地致电北洋政府,强烈要求政府尊重民意,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卖国贼.书业商会发动会员以停市一天的举措声援学生.书业商会通令同业:“一律不进日货,各工厂所用日本技师亦一律解约.”(《申报》1919年05月30日)书业公所“决议誓言一概不购日货,倘有私自购用、阳奉阴违等情,愿照公所表决罚则办理”.如有违反前议,书业公所“将日货起出当众销毁外,再予以相当罚款”,此外,还以公所名义“通告本外埠同业不与往来,并请商学各界不购该局店与个人之出版品,报馆不为其刊登广告”.(上海档案馆:《上海书业公所公告》,S313-1-113)在抵制日货的过程中,书业公所副董叶九如还因个别同业采取阳奉阴违消极对待受到各界指责而辞职.
近代商人积极投身反帝爱国主义运动,既是出于爱国立场,也是近代民族资本家要求发展民族经济、追求更大利益的阶级诉求,反映了近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三、结束语
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书业公会从诞生之初,就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福利及矫正营业之弊害为宗旨开展活动,从事同业公益和社会公益,在同业和政府的共同构建下生存发展,体现了企业与政府,商人群体与国家、企业与行业在诸多层面利益关系的有机组合,成为中国商会团体的一个榜样.
书业公会的长盛,也是因为上海书业在很多年里的生生不息.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新、旧书店与外国资本投资开办的书店、教会等宗教系统开办的书店在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一直并行存在,互有天地、互为补充.其中,作为书业中坚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新旧书店在书业公会的旗帜下,在分切市场份额、有效占领市场之后,从生存的竞争压力和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发现了在内地及东南亚市场的拓展空间,于是,各大书店为了有序、规范,维系已有市场份额,在书业公会的名下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建立市场秩序的举措,寻求有效的行业自治和自我保护.而且,这种同业之间的自治和保护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从清朝至国民政府,屡次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促进包括书业公会在内的同业公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书业环境和行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书业公会是在政府的许可之下接受委托、遵守法令的行业组织,协助政府推动书业经济发展.同时,不断地以同业的名义与政府交涉,包括免征营业税等等,以维护行业利益,起着监督、制约政府执政的作用.
同业公会是整个社会商会团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书业公会一直是上海市商会的团体会员,是商会的组织基础.在商会设定的宗旨、任务的统辖、规范之下生存的书业公会也显示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而且,书业的杰出人物在商会舞台上也曾有着不凡的表现.
中国当代行业协会如果能够借鉴书业公会曾经走过的道路,在政府及主管部门的引导下,假以时日,一定也会走出一条阳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