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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9-4202(2012)04-000-01
摘 要会计在处理生物能源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生物能源的核算与我们所熟悉的化石燃料的核算有着本质的区别,本文分析了有关碳核算的争论主要问题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应出台相关政策来鼓励拥有长期效应的节能减排措施
关 键 词生物能源节能减排
一、引言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京都协议书及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的发展,使得CO2排放,交易及节能减排等特定环境问题的处理规范探讨日渐引起会计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京都协定书下的CDM、JI等机制均提供了通过碳排放交易机制分配碳排放配额的框架.目前,碳会计研究需要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生物能源.
二、正文
之所以会计在处理生物能源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生物能源的核算与我们所熟悉的化石燃料的核算有着本质的区别.化石能源中沉积的远古时期的“碳”在燃烧时被释放在大气层中,使温室气体增多,诱发全球变暖.然而,对于生物燃料来讲,在被燃烧时释放到大气中的CO2使其在通过光和作用从大气中吸收的CO2.假如植物（生物能源）生存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系统中,植物的生长速度即其吸转化CO2的速度和生物能源的燃烧速度即向大气中释放CO2的速度是一样的.理论上,燃烧生物能源的净CO2排放量为零.但是,由于生物能源的生长和消耗并不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对其的会计核算也是如此,这使得我们很难的到均衡的会计数据.
当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第一次提出《关于国家碳排放评估手册》,温室气体排放和和沉积被列在了一起.手册指出：燃烧生物能源所产生的CO2排放量不应该被放在一个国家的的排放清单里.其理论依据是：假如系统为可持续发展系统,净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零.假如系统不是可持续发展系统,净CO2排放量应依据土地利用变化来核算.同样,京都议定书规定：将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所产生的CO2排放量和沉积量作为测量“碳储值的可核算变化”,而生物能源燃烧产生的排放量作为“中性碳”来处理,即不包含在排放清单内.然而对这项规定却一直存在这众多质疑.
目前有关碳核算的争论主要聚焦在两点上.第一,我们如何评估一个节能减排活动是否值得执行和鼓励.第二,我们如何计量CO2的排放量.第一个问题需运用比较法,比较新项目与现有活动的排放量.第二个问题只是涉及碳排放的量化计算,这已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一个问题在公共管理制度,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第二个问题,则更偏向作用于企业在国际交易中的统一计量作用以及监管方建立统严格的监督标准.
当前的一些争论焦点集中到了有关温室气体排放在生物质能源系统方面的影响.从会计角度看,学者Searchinger质疑了京都议定书在核算生物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量.一个明确和稳定的系统边界在排放量的核算中至关重要.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另一个职能是总结了所有系统（国家）的实际排放量（包括国家间碳排放权交易问题）.
然而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核算系统中包含了生物能源系统.他们精确的合算了化石燃料产生排放的时间地点以及排放量,同时他们也考虑了当地（国家系统）的生物能源碳储量的变化量.然而,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在实施,当所有国家都不报告生物碳含量和碳沉积总量的情况下,我们仍旧无法确立一个明确和稳定的系统边界.
从时间角度看,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一些拥有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组合的国家系统,在短时间内,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会呈现上升趋势,而长远来看,其排放量将最终处于下降趋势.而我们所需要的便是一个用现有的高排放来换取长远“利益”.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节能减排活动很可能造成另一个国家CO2排放量的增加.一项有关生态工业的研究表明,目前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产品和服务,而这些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扔归属于发展中国家(Petersetal.2009).而排放成本,权利和义务却能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传导到各个国家.
三、结论
对于生物能源系统和节能减排战略的评价需要有一个全局化的观念,这要求我们考虑在以循环系统的观念来评估温室气体的影响.并且也应出台相关政策来鼓励拥有长期效应的节能减排措施.但这也是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生物能源系统的成本和收益,我们必须制定系统边界,并给出明确的核算和评估措施,包括机会成本的计算.如果我们需要核算一个国家的节能减排,我们则需要考虑时间空间等多方面的会计信息系统.主要问题是,我们需要寻求一个完整稳定的,边界明确的会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