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代和吴根喜的迥异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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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初,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求是》杂志上,披露了一起“巨贪吃垮企业”的案件：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有限公司（下称乾坤公司）原董事长、总裁宋文代以各种手段让乾坤公司的创业元老——吴根喜出局,后“巧取豪夺”使这家国有企业濒临倒闭.宋文代涉嫌贪污5290多万元、黄金58.9公斤,挪用公款2100万元.由此,“内蒙古国企老总宋文代贪污黄金百余斤白银1.4吨”的新闻浮出水面,一时间舆论大哗.

宋文代何以成为“黄金大盗”和国企“硕鼠”?此案值得认真总结.

宋文代并不是那种当了国企老总把持不住自己才成为巨贪的,确切地说,他就是不怀好意上台,因而注定后来要成为“硕鼠”的.但这并不是说,国资管理部门就没有责任了.当时在内蒙古一家法院工作的宋文代利用自己在国税系统的人脉关系迫使他的前任吴根喜为解决税票问题而出具委托书,并篡改委托书内容而夺权上位——当年,吴根喜应呼市国税部门的要求,写了一个委托书,内容为委托宋文代处理公司税票问题.其后这个委托书被宋等人篡改为：“宋文代全权行使法人的一切权利.”根据这份委托书,当年呼市人代会做出乾坤公司国有股的转让决定,委托宋文代为国有股的代理人,借此取代了吴根喜.该案即为当年轰动一时的“内蒙古工商局行政案”.由此,宋文代终于如愿以偿,而被莫名“搁置”的吴根喜开始了向各级部门反映诉求的漫长历程.

这么明显的错误事实,为什么在选择企业老总时,相关管理部门没有严格把关,对国企关键性的人事任用如此失察呢?国资管理部门和人事部门究竟是被宋文代买通了,还是工作上的失误?此案暴露出国企用人管理体制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在多位乾坤公司员工看来,曾经在本世纪初期经历过鼎盛和辉煌的这家公司,随后经营情势急转直下,与宋文代的进入不无关系.宋文代吃垮国企的基本手法是先挪用公款设立自己的私人公司,然后利用乾坤金银的招牌承揽项目中饱私囊.挪用公款办私企,这是典型的贪污行为.但需要说明的是,宋文代案的揭发不是由贪污行为开始的,也不是由非常“蹊跷”的董事长换马开始的,而是在经营中由上当受骗的其他投资者不断告状揭发出来的.这里暴露出国企财务管理体制的诸多问题：宋文代先后多次涉嫌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时间长达数年,三个私人公司全是挪用公款设立的,为何国企财务部门监督缺位?国企内部财务管理能否是老总一手遮天?国企资产可是全民的呀,代表全民的管理部门为什么捂不住腰包?

宋文代利用乾坤金银承揽项目,好处尽入私囊.翻检由宋文代个人注册的赤峰市金旭隆公司成立之后数年间内蒙古黄金冶炼的部分产出数据,就足以管窥乾坤公司衰落的一段“辛酸史”：

2007年,即金旭隆成立后的次年,内蒙古全区共加工冶炼黄金17059.47公斤.其中乾坤公司加工冶炼黄金10598公斤,而金旭隆公司加工冶炼黄金6461.47公斤.

2008年,乾坤公司的黄金冶炼总量陡转直下,当年乾坤公司冶炼黄金836公斤,金旭隆公司冶炼黄金5144.98公斤.

到了2009年,全自治区共冶炼黄金3217.7公斤,全部为金旭隆冶炼厂所产,呼和浩特市乾坤金银冶炼厂根本没有冶炼黄金.

于是,一家原本优秀的企业被宋文代带入绝境.

据检察人员说,“黄金大盗”宋文代实施犯罪过程中,多次得到个别地方的配合与支持.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宋文代把一家优秀企业搞垮之后,非但没有被问责,还能浑水摸鱼,大肆企业资产.有关办案人员说：“如果监管到位,宋文代的一些犯罪行为也很难实施.”

国企经营的本质是保值增值,宋文代“经营”的本质却是盗窃,是化公为私,化整为零地吃垮国企.这一系列损公肥私的“经营”毫无疑问暴露出国企经营体制存在严重问题.由此得出国企经营体制需要改革,似乎理所当然.但问题在于,怎么改?

1978年国企“放权让利”改革以来,34年过去了,十八般武艺都用遍了,为什么国企经营体制还能够允许宋文代现象存在?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只能私有化.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与宋文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前任吴根喜.吴根喜是乾坤公司的创业者.他刚到金店时,企业经营困难.他带领大家搞科研,创办金银冶炼厂,一步一个脚印.企业改制后的乾坤金银被推向了市场,面对激烈的竞争,吴根喜继续开拓进取.在吴根喜的带领下,乾坤金银成为内蒙古重点培育的20家企业之一,2000年和2002年两度被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评为“中国黄金行业之首”,企业最红火时年度营业额达到30亿元.据新华网报道,乾坤公司所拥有的金银精炼能力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并且拥有乾坤金店等金银首饰销售企业,在业内拥有很高的知名度.目前乾坤金银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会员单位,其核心产品“乾坤”牌国际标准金、银锭分别获得伦敦黄金市场协会优质交易锭资格,为国际市场免检产品.

以国企改革为例.宋文代是成心要把国企搞垮,手法是先烂后改,在掏空企业后不失“时机”地提出改革方案.2004年,乾坤金银启动内部人事改革,宋文代低价回购企业职工股,并私吞股改时隐匿的股份.一场“改革”下来,宋文代生吞股份溢价约1050万元,之后以1500万元的价格转让变现,渔利940多万元.这足以说明宋文代的国企体制机制改革的本质是坑害国家和职工.而吴根喜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全员入股的国企改革中,则坚持保留19%的国有股为内蒙古股份制企业管理协会持有,另有集体股21%由原内蒙古金店工会持有.这才使改革国企没有成为消灭国企,利国利职工.由此可见,同样是面向市场改革国企体制机制,吴根喜和宋文代走的不是一条路.如果说吴根喜走出了一条新路,宋文代就走上了一条死路.

同样是国企经营体制,吴根喜经营的国企才真正实现了资产保值增值.我们要问,为什么同样是国有经营体制,吴根喜却没有成为大盗和硕鼠?

有网友针对宋文代现象认为,“我们的体制确实很难管好国企”.问题是,要做出这样的结论不能只以“黄金巨贪”宋文代为依据,还要同时考虑吴根喜,为什么吴根喜在台上,企业就能蒸蒸日上?实际上,在同一体制下,尽心竭力要把企业搞好和一心一意要掏空企业,其结果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是国企体制把宋文代教坏了,而是一个早有贪心的人吃垮了一个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