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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明治十五年）8月28日,明治政府参议伊藤博文,在驻德公使青木周藏的陪同下,拜访了柏林波茨坦的离宫.受德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与皇后的款待共进午餐.
席间,威廉一世对伊藤表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的改革过于激进,尤其是废除诸侯、剥夺士族特权等改革措施太过急进,令人担忧.改革应以本国历史和社会状况为基础,须循序渐进.急于制定立宪政体、开设国会,对于日本天皇来说并非可喜之事,整顿宪法及行政法则是当务之急.并提及军事及地方自治方面贵族的作用不可小觑.威廉一世发出谆谆告诫,伊藤略显畏缩.
1883年3月,前往伦敦的伊藤与英国社会学者斯宾塞面谈,也得到同样的忠告.斯宾塞的著作被译成日文,在自由民权运动家间获得广泛阅读.对伊藤及随行驻英公使森有礼,斯宾塞以开着鲜花的植物如移植到风土不同的国家就会枯萎来比喻,告诫日本切勿急进制定立宪政体,阐述“保守改革”的必要性.
18世纪至19世纪末,欧洲诸国大半实现立宪政体,其制定与运作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与件.这个时期,除英国平稳实施立宪政体外,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拉丁系诸国,19世纪70年代末为止有增无减,立宪政体基本上无法正常运作.这即是历史现实.伊藤从欧洲各国不断听到盲目立宪会招来混乱等劝告.对于欧洲政治家及学者来说,这些劝告都是自己实际体验见闻的总结.
封建制度解体不到十年的日本政府,着手制定宪法等改革措施,难免不让他们抱疑.19世纪末欧洲社会,只有基督教国民才能成为文明人的认识泛滥.实际上,1876年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在实行立宪制后不到一年便停止宪法.伊藤等人进行调查的当时,除基督教国家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实施立宪制,这样的偏见也可以说反映了19世纪末国际社会的现实.
欧洲政治家及学者的告诫,无疑使立志实现立宪政治而进行调查活动的伊藤一行颇感困惑.但伊藤并没有全盘接受忠告.建设在国际社会上与欧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强国,是日本政府明治维新以来的最高目标.为此实行立宪政体势在必行.早在明治五到六年时,明治政府内部就制宪问题已开始了具体的构思讨论.
实际上不仅政府,政界大腕大久保利通执笔的“关于立宪政体意见书”（明治六年11月）,表明了君主立宪制（“君民共治”）实现的方向.两个月后即明治七年1月,前一年因征韩论政变下野的板垣退助,向政府提交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并在报纸上登载.此事在有识之士之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并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导火索.之后,明治政府两次通过天皇诏书向国民发出实施立宪政体的约定.另一方面,民权派展开全国性国会开设运动.另外,民间有如“共存同众”、嘤鸣社、交询社等,而政府开明派官僚与民权派活动家共同协力,形成了起草私拟宪法的热潮.
对于明治政府来说,实现立宪政体的时机已成熟.握有主导权的政府为实施具体运作,令伊藤一行前往欧洲考察.
伊藤他们进行立宪政治调研活动的足迹遍及普鲁士等德意志诸邦、奥地利、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等多国.他们通过对欧洲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的考察,收获了许多真知灼见,并在回国后将其应用到日本立宪政治建设的各个方面.
譬如,伊藤把英国18世纪、19世纪立宪政治取得稳步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君主、贵族和庶民三者的和谐与合作.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一系列变革,旧有的公家和大名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政治势力,仅存贵族之名.很显然,这些人已经不具备担负近代国家建设和立宪政治运作所需的见识和力量.伊藤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立宪政治实现的前提,不仅保留公家和大名出身的旧贵族,还把爵位授予政府的强权人物、旧幕府臣子和民权派领导人等,以构建新贵族.致力于建立新贵族制度就是其考察成果的具体体现之一.
众所周知,伊藤深感西方国家通过宗教实现国民精神统一之作用,在佛教和神道教均已失去精神统一力的日本,推动了以天皇为核心来谋求国民精神统一的构想.
或许可以说,对伊藤他们而言,立宪政治调研的最大成果是,他们实地考察了立宪政治如何在19世纪末的欧洲历史现实中得到实际运作.回国后,伊藤他们就把普鲁士等德意志诸邦、奥地利、英国和比利时等主要欧洲国家的立宪制度与日本的历史传统进行融合,起草了“折中主义的宪法”.
《近代日本的机运》,（日）鸟海靖著,欧文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6月.本文摘自该书“明治大正编”,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