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学工程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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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阜阳市61名考上重点大学的贫困学生,受到了阜阳市政协“助学成才工程”的鼎力相助,然而,在拿到数千元爱心助学款项后,绝大多数受助者从此不再与资助方发生任何联系.

出现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何在?爱心行动在遭遇冷漠回应后,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政协委员的助学情怀

阜阳市地处安徽西北部,主要经济指标处在安徽省的落后位次,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学生的比例相对较高.

1997年,撤地设市后组建不久的阜阳市政协,在组织政协委员深入调查后,向有关部门发出呼吁：救救贫困学生,为国家培养和造就更多的人才.同时,阜阳市政协着手实施“助学成才工程”,旨在扶持贫困大学生顺利进入大学校园.

其后,阜阳市政协发出的募捐信陆续送到当时该市的400多名政协委员手中.当时,政协方面设定的捐助限额为：个人不少于100元,团体不限.

短短数月,阜阳市政协募集到了23万多元爱心捐款.这些钱被存在专门的账户中,按照当时的利率,每年1万多元的利息,足以扶助几名孩子上大学.

其后,阜阳市政协领导提出：将扶助的范围限定为城市下岗职工、贫困农村家庭考入重点大学的贫困学生；每年一般扶助6名大学生,每人受助金额为3000元.

61名贫困学子重展“欢颜”

1998年高考过后,相关学校将符合条件的学生资料报送到阜阳市政协.随后,阜阳市政协有关工作人员开始了调查摸底工作.

安徽省太和县的一名女孩考上了清华大学,但她父亲患有癫痫病,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长年在外打工,维持着这个家庭最基本的生活；年事已高的奶奶拖着老迈之躯,照顾着病人和孙女.女孩考上大学后,一家人在喜悦的同时,却为数千元的学费愁眉苦脸.面对前来考察的政协方面人员,女孩仿佛看到了希望.“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成为女孩和家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安徽省临泉县考察时,临泉二中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梁某,原本不是考察对象.他的班主任一再请求,希望让梁某能够得到扶助,因为他“太可怜”了.据介绍,梁某的父亲病逝后,其母亲改嫁,将他带到了继父家中.进入高中后,继父不愿再支付梁某的上学费用.无奈之下,学校方面收留了他.尽管考上了清华大学,他的学费仍然没有着落.

一个个贫困的家庭,一把把辛酸的泪水,让考察人员深有触动,他们决心让最需要帮助的学生不再流泪.

每年,阜阳市政协都要举行一个隆重的捐助仪式,把所有受助的学生和家长请来,与政协领导合影留念.捐助仪式上,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一定加强与政协方面的书信、等联系,一定要好好学习,以最优异的成绩回报所有好心人、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为了满足学生们的愿望,阜阳市政协将具体的一一提供给全体受助者,希望双方保持联系.同时表示,一旦这些学生还有具体困难,政协方面仍将继续予以帮助解决.

说个“谢”字缘何如此难?

光阴荏苒,9年过去了.据统计,一共有61名贫困学生受到了阜阳市政协的资助,得以顺利进入大学校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名校,这些贫困学生放飞梦想,追逐着美好的明天.

在阜阳市政协感受助人为乐的同时,一个尴尬的现象开始出现.据介绍,在接过政协方面提供的3000元扶助资金后,绝大多数学生从此杳无音信.9年间,很少有学生给政协方面写过信,甚至,在两三年间,政协方面连一封书信都没有收到的情况也发生过.由于受助对象没有主动联系,阜阳市政协基本不了解这些受助对象的学习、工作情况.

“我们很希望那些学生与政协加强联系.政协并非要求什么回报,只是想跟踪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同时,也想为他们尽可能地解决新难题.”一位政协工作人员遗憾地说,“这些孩子是受到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他们其实应该知道怎么做!”

受助学生缘何没有与阜阳市政协保持联系呢?2006年11月初,笔者根据阜阳市政协提供的相关资料,与部分受助者取得了联系.

一位已从国内某名牌大学毕业,如今在某著名企业工作的受助学生得知笔者的采访意图后,那头的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刚进大学校园时,我想着要给阜阳市政协写信,但是,后来功课很忙,所以也就一拖再拖.再后来,想与政协联系的心情也就越来越淡.”此外,这名受访者也认为,其实,阜阳市政协最大的心愿就是受助者能够好好学习,今后更好地服务社会.同时,他认为回报和感恩不能流于形式.

采访中,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受访对象对政协资助的那段经历似乎不愿多谈.有的在稍微表示一下歉意后,迅速以“我很忙”为由挂断了.一位受助学生甚至在了解笔者的意图后,说了一句“你打错了”,急忙挂机.

某重点大学的一位辅导员介绍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复杂.根据他的观察,有一些受助学生自卑心理严重,在社会交往中缺乏自信心和主动性,不愿再和曾经捐助过自己的单位和个人联系；也有一些受助学生把受捐助的经历当作一段羞于启齿的个人隐私,在大学校园中和就业之后极力讳言；更有一些受助学生的心理和思想状况令人担忧,而有的学生则认为自己是贫困生,接受捐助理所应当.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2006年受到阜阳市政协资助的刘东和梁金刚,在入学后不久就一前一后给阜阳市政协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两位学子一再对政协方面的资助表示谢意,同时承诺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社会.

尽管这样的信件十分稀少,但还是给阜阳市政协带来了不小的安慰.

“感恩”教育刻不容缓

尽管阜阳市政协一再表示,他们扶助贫困学子的举动并不是为了有所回报,但这种缺乏应有回应的捐助结果,已经或多或少挫伤了他们举办公益活动的热情.

阜阳市教育部门一位熟知此事的人士告诉笔者,通过数年的接触,可以深刻感觉到,当下的很多贫困生缺乏“感恩”意识,甚至没有健康的心理来面对贫困以及由此而来的公益帮助.实际上,这种情形非常危险.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全国约有六成贫困高中毕业生不能凑齐大学第一年学费.利用各种方式广泛开展社会性的公益助学活动,是一种必然选择.但是,在呼吁全社会“施恩”的同时,如果受助者普遍缺乏“感恩”之举,那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挫伤“施恩者”的积极性,进一步说,就会大大削弱社会“献爱心”的后继动力,最终受损的还将是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

这位人士也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孩子“冷漠”或“无情”,要从更深层次寻找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原因.助学捐款本质上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分担的是一种国家责任.基于此,有关方面应该研究出一种良性的规范机制,以指导“助学成才工程”的持续开展,不仅要让受助学生在获取社会温暖的同时,对社会怀有感激之情,而且也应该使他们逐渐拥有健康的心态.

令人欣慰的是,当前,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实际工作中付诸实施：上海市教委推出的《中学生守则》明确增加了学会“感恩”的规定；共青团四川达州市委要求,如果受助者有确定的捐助者,则需每学期向捐助者写信汇报学习情况；共青团广州市委提出,广州高考入学的困难大学生可获得5000元资助,但受助者在校期间需付出不少于150小时的志愿服务,以此积极回报和服务社会.

有关人士认为,这种将救助和提供志愿服务的任务融为一体的规定,既帮助了贫困大学生圆大学梦,同时也可以让他们从中体会到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此外,让接受捐助的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从事适量的志愿服务,也有助于他们在帮助他人、收获感动与快乐的过程中,认识到自身对社会的价值,从而建立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健康心态和价值观,推动其心理的完善和人格的健全.

爱心可以不需要回报,但至少需要回应.所以,在受助者接受帮助的时候,请真诚地对施助者表达谢意,并让这种友善的行动在受助者身上得到传承.只有这样,“施受”关系才会更加和谐,公益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摘自《法制与新闻》原标题为《助学成才工程遭遇尴尬》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