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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创新已出现大众化的趋势,但当前由于司法应对能力的客观不足导致对民众权益保护力度不够,因而金融创新对传统金融司法提出了现实需求.面对金融形势的变化,金融司法必须正确处理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司法感性与司法理性、法律适用与民意影响三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同时要求法官必须外兼“三情”与内修“五化”才能确保公正、安全和最大化地保护社会民众的金融权益.
关 键 词 ：金融创新 ；金融司法；新需求； 回应
目前,在发展“民生金融”的理念下,金融创新产品和交易对象越来越多地面向社会民众,催生了许多新类型的金融法律关系,同时也产生不少倍受民众关注的金融纠纷和矛盾.但由于立法相对滞后、司法资源短缺以及应对措施不足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导致了民众对人民法院审判的接受度和满意度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金融司法如何适应金融创新大众化现象的现实需求和内在取向与实现自身价值的修善和提升,是当前亟待引起重视和解决的现实性司法命题.对此,笔者拟以金融司法理念的更新为切入点,围绕金融创新大众化现象对司法提出的全新需求,来研究新形势下金融司法的功能定位及其有效实现问题,以期对金融专业化审判工作水平的提高有所裨益.
一、问题所在：金融司法与金融创新“大众化”之间的疏离
(一)金融创新游走于法律制度边缘,司法尚需增强应对新诉求的能力
金融创新作为一种现象集群是相对于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商业性金融或政策性金融活动而言, 作为金融创新的具体表征即金融创新产品主要体现在为弥补传统金融服务局限性而日益兴起的创新金融服务工具、模式及标准等.然而随着我国信用卡、新型保险产品、新型投资理财产品等业务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 交易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也日益突出, 霸王格式条款破坏合同双方平等地位的效应放大、技术漏洞和服务瑕疵引发客户权益受到侵害的纠纷不断涌现. 普通民众在金融创新交易中的平等地位被弱化,正当利益被忽视.
根据某市中级法院金融庭统计, 在委托理财纠纷案件中以下三类诉请约占全部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95%：一是以银行存在欺诈或误导为由要求撤销理财合同； 二是以格式条款显失公平或未予告知为由主张条款无效；三是以银行披露的理财产品盈亏信息不实为由要求银行提供理财产品交易明细或按预期收益率赔偿投资人损失等. [1] 与此同时,由于针对金融创新的法律滞后、审判力量不足、司法能力欠缺等因素, 当前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金融创新民生案件的过程中,面对公正、及时、有效做出裁处,切实保护合法权益的民众呼声和要求,其在司法理念、应对措施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二)金融创新存在诸多风险：司法尚应完善民众权利保护方式
面向大众的金融创新交易, 在给民众带来更加丰富的投资和消费选择的同时, 更应提供平等的交易地位和安全、便捷的服务环境.但在当前金融诚信体系建设尚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下, 缺乏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的普通民众, 对于许多不规范的金融创新及其交易模式没有风险鉴别能力和预防能力, 极易受到权益损害. 例如在当前银根偏紧的情势下,“人人贷”（P2P） 式信贷服务中介机构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它通过收集借款人、出借人信息,评估借款人的抵押物,然后进行配对并收取中介服务费以实现盈利.但市场对该贷款模式的准入门槛和监管方式均缺乏有效手段,此类中介公司有可能突破资金不进账户的底线,将客户资金吸纳后用作发放,从而引发社会群体性矛盾的风险.目前,人民法院在如何正确运用证据规则、适用法律以及根据立法精神对交易中处于弱势的普通民众予以利益平衡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难以满足民众在涉及金融创新纠纷中充分保护合法权益的诉求.
(三)金融创新中多元主体利益碰撞,司法尚待畅通民众诉求沟通途径
金融创新涉及的案件类型多样、诉求内容丰富、利益需求多元.其中涉及彼此对立、相互交错的个体、行业群体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既有个体之间的私益关系,也有行业群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加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需要平衡,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需要协调和整合,从而导致多元主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碰撞.同时由于金融创新服务对象的广泛性和不特定性,一旦产生纠纷,在逐利本能的驱使下往往引发社会群体的高度关注和矛盾激化,倘若处理不当不仅影响市场交易秩序,而且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甚至一起普通的涉众金融纠纷案件将演变为件.司法实践显示涉及金融创新纠纷的突出问题是当事人之间诉讼能力明显不对称,这归因于当事人为金融机构的一方由于单位特性和业务属性以及话语权垄断性集合上的强势,导致另一方当事人的弱势,而审判人员有时在片面诉权平等的审理思路下,对于弱势一方的诉求不甚关注和不注意充分听取意见,也未能给予必要的指导和释明,因此与主动适应和满足民众诉求的要求还存在距离.
二、原因追问：金融创新对金融司法产生新需求的深层剖析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司法新需求的逻辑基础
1． 金融创新需要司法维护交易安全. 我国金融业正处于新兴与转轨的叠加阶段,股权分置改革、利率市场化、 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或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带来市场性风险的加大. 无论是直接与间接融资比例的严重失衡引发的金融不良资产、 金融产权单一与法人治理缺失引发的金融效益低下, 还是金融市场分割造成的市场竞争不足以及金融内控、监管体制机制不顺、人员选用方面的机制不畅等问题,都揭示出我国金融体系带有综合性风险的特征.因此,司法既要通过正确裁判维护金融交易的效率,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实融市场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化,又要切实加强安全性审查,以防范市场系统性风险和维护社会稳定.
2． 金融创新渴求司法确保市场公平. 随着公平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如何确保广大民众公平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成为金融司法关注的时代命题.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金融创新过程中市场主体基于逐利动机加剧了其对于地域和交易对象的逆向选择, 例如农村存贷款余额比例失调造成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尤其“城与乡”、“官与民”等矛盾的博弈又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日益突出, 市场主体获取金融资源机会的不平等现象愈发严重,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虚假陈述等违法行为存在以及信息披露的主动滞后等, 显然金融市场公平性的缺失令人堪忧. [2] 基于此形势,当前必须强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法律化建设, 通过司法价值导向来对金融资源配置进行理性化规范, 凭借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来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进而促进市场有效性进一步提高,金融创新衍生品的定价更趋合理,风险提示义务的履行更加明确, 从而有效控制和化解金融创新活动中遭受不公平待遇和不公平交易一方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