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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前往杭州西湖游览的人越来越多,愿意上山凭吊于谦墓园的人,却越来越少,人们对他的记忆日趋淡漠了.
明朝文人写的史书,对他是赞誉有加的,邓元锡的《皇明书》、朱国桢的《皇明大事记》、张岱的《石匮书》,莫不如此.众口一词称颂的无非是三点.一是此人颇有才气.年少时就有“异才奇气”,读书过目就可背诵.十六岁成为县学诸生,英迈过人,每有难事,他“巡绕数行,辄得奇计”.二是此人很有行政才干.巡按江西时,平反冤狱,革除弊政,百姓称为“神明”.三十三岁巡抚河南、山西两省,“问民所疾苦,加意湔剔”.三是此人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他入朝担任兵部右侍郎时,有人提醒官场潜规则,必须上下左右“打点”,即使不送金银,也应送一些土特产,美其名曰“充交际”.于谦笑着举起两袖说：“吾惟有清风而已.”他被处死抄家,“清贫萧然”,只有书籍,以及皇帝赏赐的玺书、袍铠、冠带之类.
这样一位清正廉明而且功勋卓著的高级官僚,何以会有杀头抄家的结局呢原因是复杂的.如果要一言以蔽之,在皇帝易位、政权更迭之际,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即使像于谦这样能够力挽狂澜的干才,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也难免顾此失彼.
正统十四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怂恿下,御驾亲征.结果在居庸关西北的土木堡遭到蒙古军队的突击,全军覆没,扈驾的几百名官员战死,皇帝朱祁镇当了俘虏,王振则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砸死.
皇帝被敌军俘虏,简直是奇耻大辱,大臣们向代理朝政的
王朱祁钰提议,应当对“倾危社稷,构陷皇帝”的王振的党羽与家属,严加惩处,以安人心.话音刚落,愤怒的官员一拥而上,把王振的党羽马顺活活打死,接着又把另外两个党羽毛某、王某打死.王振的侄子王山也被抓来,跪于廷前.一时间朝班大乱.缺乏政治经验的成阝王朱祁钰不知所措,溜之大吉.刚刚升任兵部尚书的于谦当机立断,一把抓住朱祁钰的袍袖,向他耳语几句,请他当场表态.朱祁钰按照于谦的交代,对文武百官说,马顺等罪该处死,随即下令,把王山押住西市凌迟处死,王振家属无论老少全部斩首,家产充公.一场骚乱终于平息,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说：今日之事,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办不好啊！
国不可一日无君,太后接受群臣的建议,命成阝王即帝位.成阝王惊慌失措,躲进了自己的王府.于谦前往劝说,臣等实在是担忧国家,并非为私人考虑.九月初六,成阝王朱祁钰受命登基,改年号为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这两件事使得朱祁钰对于谦顿生敬意,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当时京城人心汹汹,副都御史徐有贞主张“南迁”,实际上是放弃北京逃跑.于谦坚决反对,声泪俱下地对皇帝说：京师乃天下根本,宗庙社稷宫阙百官万姓所在,一动大事尽去.敢言南迁者,斩！他也反对关闭九门困守的消极态度,主张积极出击,挫败敌军的狂锋,说：“不能战,何以守”他亲临前线,誓师六军：如今事机在此一举,一不奋勇则祸患立至,虽生不如死.
挽狂澜于既倒,于谦厥功至伟,朱祁钰对他更加倚重.他兢兢业业忠心报国,经常在办公室过夜,很少回家.操劳过度,痰疾发作.皇帝朱祁钰不仅派遣太监轮番前往探视,而且自己亲自登上万岁山砍伐竹子,提取竹沥,送给于谦服用.《明史于谦传》对于这一细节,有这样的感叹：“宠谦太过！”这话的含义意味深长,皇帝的过分宠信必然会引来其他官僚的妒忌,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境地.正如《皇明书》所说：皇上推诚委任,于谦亦自信不疑,于是忌者侧目,言官们说他“柄用过重”,“目为跋扈”.《石匮书》也说他：“衿傲自用,遇勋庸国戚若婴稚,视士类无当.”这对于于谦而言,并不是好事.
何况朱祁钰登上皇帝宝座后,贪位心理作祟,一方面把回归的英宗朱祁镇幽禁于南宫；另一方面废掉英宗长子朱见深的皇储名位,改封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储.内阁六部大臣迫于皇帝压力,起草文件,声称：陛下使国家中兴,皇储理应归于圣子.于谦惊愕无语,考虑到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违心地在文件上签了名.不久,朱祁钰的独子――皇储朱见济夭折,储位虚悬,不少正直官员主张恢复沂王朱见深的皇储名位,遭到皇帝的否决.于谦再一次陷入困境,既不便表示赞成,也不便表示反对,只能保持沉默.英宗复辟以后,这就成了政敌攻击他的一条罪状.于谦已经预感杀身之祸随时可能降临,引镜自照,叹息道：此一腔热血不知竟抛洒于何地
一手策划英宗复辟的石亨、徐有贞,得到再度登上皇位的朱祁镇的宠信,公报私仇,诬陷于谦和内阁大学士王文“意欲迎襄王世子”为皇储.三法司官员屈服于石、徐之流的淫威,以“谋逆”罪判处于、王二人极刑(凌迟).对于这样的诬陷,王文愤怒之极,眼若喷火,据理抗辩.于谦在一旁冷笑道：这是石亨、徐有贞的意思,辩也无用,不论事情有无,彼等一定要置我辈于死地.
这样的判决,连英宗也于心不忍,说了一句良心话：“于谦实有功.”徐有贞声色俱厉地回答：“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说,假如不处死于谦,那么把景泰皇帝赶,把你重新捧上皇帝宝座,就名不正言不顺.朱祁镇只得妥协,把于、王二人由极刑改为斩首.史书说：“(于谦)死之日,天日如骤变,阴霾四塞,天下并冤之.”反映了当时的民心所向.都督同知陈逵感念于谦的忠义,为之收殓遗骨.次年,于谦的女婿朱骥把他的遗骨归葬杭州.宪宗即位后,纠正父皇的错误,为于谦平反昭雪,恢复原官,派员祭祀.孝宗即位后,追赠太傅头衔,赐予谥号“肃愍”(神宗时改谥号为“忠肃”),建旌功祠.虽然晚了一点,毕竟是非自有公论.（摘自《时代周报》）